拥江发展 一江春水 穿城过
我就这样被推上了围垦战斗的第一线。
我叫高德法,今年85岁,老年人总是喜欢怀旧,眼前的事记不住,上午做过的事下午就忘记,可年轻时候的事情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南阳垦种队当队长时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的10年,时时像放电影似的在我脑海中出现。
我原是南阳公社永丰大队(现改为南丰村)副业大队长,兼任石门山山宕负责人。1970年1月1日,南阳公社管理委员会决定,把我从许贤(现萧山义桥镇)石门山山宕调到南阳垦种队任队长。
到垦种队报到这一日,公社领导找我谈话,要我挑起垦种队队长这一重担,垦种队工作担负着第一期大围垦3.6万亩的开垦、垦区内的造桥、建闸、筑路工作,还要组织大搞围垦的业务指导、后勤保障等工作。
领导对我交代了一大堆,我是听了一头雾水,这许许多多的工作,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我小学只读过一年,斗大的字也不识得一箩筐,连张简单的报告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写得似蟹爬。其二是讲话水平低,没有组织能力,怎么可以担当这一重任?但既然组织对我重用,我向领导保证,我一定尽力而为,决不辜负领导的期望。我就这样被推上了围垦战斗的第一线。
我们5人不约而同一起跳入激流之中,手拉着手,用咸青秆挡在我们的胸前。
说起1974年8月的13号台风,我的心也要蹦出来了。
8月19日上午7时,我接到南阳公社办公室通知,13号台风已正面袭击我们,估计在半夜前后要经过沿海一带,我们要全力以赴做好防台抗台准备,特别是要我负责保护好围垦一至四工段大堤的绝对安全,极不能出半点闪失。
上午8时,我按照上级要求,召集山场、挑弄、工班、船队等负责人开会,做好防台抗台的准备工作,并落实山场、挑弄、工班等人员50多名,与各大队派来的民工一起日夜在一至四工段地段巡逻、防台抗台。
我与山场民工和各大队派来的100多人一起巡逻在10公里长的大堤上,我们分析四工段是最危险的地点,那里是一个180度的拐角,我就派工班负责人俞伯昌带领兵强马壮的30多位工班人员日夜固守,其他人员分班、分段来回巡逻。
凌晨3时左右,风越刮越大,卷天卷地,雨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由于强台风、大潮汛、大暴雨,仓前水分站潮位已达9.58米,如果水位超过10米,围垦大堤就将全线崩溃。
当时,处在一至四工段的临江大堤非常危急,上级领导一再强调,要我们严阵以待,加强防患,决不能有任何问题出现,我对巡逻人员一再强调,要高度警惕,必须紧紧盯住各个堤坝的细节处。20日凌晨4时左右,天刚蒙蒙亮,钱江大潮疯狂地袭击大堤,突然在一工段以北300米左右处的大堤上出现裂缝,一瞬间,潮水似瀑布向堤内决口倾泻……冲垮1米、2米……我大声疾呼……大家在内坡护塘拔下一棒棒的咸青秆,我们5人不约而同一起跳入激流之中,手拉着手,用咸青秆挡在我们的胸前,人墙加上咸青秆,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拦潮坝。
此时,潮水还在哗哗地往决口涌进来,民工们奔波在激流之中堵决口,80多双土箕大部分都装着满江青的泥土叠进了决口里,经过大半个小时的紧急抢险,决口终于堵住了。民工们都干得上气不接下气,满身是泥,可大家都高兴地说:“如果这次潮水汆进,那损失有多惨重啊!我们怎么向领导、向人民交账啊!”有的说:“这次潮水如果汆进,我们也无法做人了,干脆在潮水中爬进去算了。”
那时我们搭人墙的5个人中,现在还有2人,就是原永丰大队大队长张继庆同志,今年已80多岁了,和我。
那时,为何会齐心协力一同跳入决堤之中筑起人墙?大家想的不是危险,想的是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干部,就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想到自己的生命危险,只要耽误几分钟大堤就会前功尽弃。
当时,一决堤,潮水冲进新围、三联村,闯了大祸,许多草舍一下子变成了水漫金山,全村弄得鸡飞狗跳……有挑着最贵重的木箱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拉着老人抱着小孩的、有肩上背着辣椒干的,都大汗淋漓、气喘呼呼地在逃命,大人一边跑一边呼喊着,儿童一边扯着大人的衣襟一边在号哭着,一派凄风苦雨之景。一下子,这一情况马上波及整个新围乡,“逃难”人数达上万人……
此时,我们已把堤坝堵住,叫他们冷静下来,不要惊慌,可许多农民还在不停地收拾家当,准备逃……
在这次决堤抢险中,我们有好几人都被这突如其来、惊心动魄的潮水冲击致病,有的患经络长期疼痛,有的腰肌劳损,我就是在这次抢险中患下了长期腰肌劳损病和脾脏肿大5厘米,至今还在吃药治疗之中。
上面一颗石头突然坠下,刚好不偏不倚坠中他的脑袋,当场晕厥过去……
我负责的这些单位,担负着比较艰巨的任务,比较危险,有时是接二连三出事,1971年4月30日,青龙山1号宕挑弄(抬石头)水根,为了加快抢险出石,在山宕撬石时被石块压牢双腿,万幸的是大石块下面有一石顶住,否则双腿压糊了。
山宕人员紧急用14根钢钎把大石块撬起,把水根从石缝中拖了出来,火速把他抬到南阳卫生院抢救,第二天急转到戴村医院,但还是一只脚膝盖韧带被石头压断,另一只膝盖韧带严重扭伤。
过了10多天,1号宕在中午11.30时开始放炮,大家都很快地撤离现场,有一位职工,为了使集体财产不受损失还未撤离现场,起劲地在宕基里转移钢丝车等山场主要工具,怕放炮时被石块压垮。此时,上面一颗石头突然坠下,刚好不偏不倚坠中他的脑袋,当场晕厥过去……
有人到垦种队来向我报告,说1号宕闯大祸哉,有一个人被石块砸在头上了。我正在垦种队吃饭,放下饭碗直奔山宕,一面派人向公社汇报,一面派人向浙医二院求救。过了一个多小时,浙医二院救护车赶到,作了包扎后,医务人员一检查,一是瞳孔已放大,二测脉搏已停止,说没有希望了,不用去浙二了。
我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要赶快抢救,不能延误时间,快把人抬上车,我一同上车而去……路不好走,人在车内不停地晃动,车开至长山闸时,砸入头部的那颗石头掉下了(当时头部因有石头嵌入头顶,故在伤疤处没有包扎住,如包扎住会有生命危险。现在倒成了好事,在晃动中石头掉下了)。可这人还在昏迷之中,医务人员又提出此人不用去浙二了,凶多吉少了。
我说:“要急救,快开车。”到了浙医二院已是下午三时左右,我们急速抬上急救台进行抢救,各种器械都用上,仍是瞳孔放大,脉搏没有,医生说没有什么大的希望了。我说要全力抢救,不管费用多少,都有我们负责。
说服医生后,在急诊室抢救了三天三夜,慢慢出现了奇迹,此人开始苏醒过来,有微弱的脉搏了,医院也同意住院了。最后,病人慢慢得到了恢复,后经医院检定为3级残废,现享受残疾补助。
一个缺口影响着千里江塘的安全,一个河坝影响百里河道的通行。
1978年12月的一次2.3万亩大围垦,我记忆犹新,这期时值严寒冰冬,朔风凛冽。由于该滩涂新淤不久,滩涂较嫩,围涂地层又低,渗水严重,施工难度极大,民工们冻得手足开裂,疼痛难熬……搞围垦都是根据潮汛而定,有极强的时间性,一般都安排在冬天小潮汛期间进行,一气呵成,5天完成,决不能拖延至7天。
这期围垦,我们南阳公社运气不好,分配在低洼的浪化沟处,施工难度更大,特别是有一个大队进度较慢,人家5天时间完成了,可这个大队六天还不能保证完成任务。这时全线基本都完工,只有我们南阳还有这个大队没完成。老话说:“千里江塘一个缺,百里河道一个坝”,一个缺口影响着千里江塘的安全,一个河坝影响百里河道的通行。在这紧要关头,领导问我,“高德法你看怎么办?”这一问,我似泰山压顶,就说:“我到山宕去叫一批人出来支援一下。”
就这样,我骑上破脚踏车,直奔南阳山宕,这时,已是下午四时左右。一到山宕,我就与宕长商量,点兵点将,在山宕里抽调了50名精兵强将,连夜赶到“工地”。在冰冷的寒风中大家热火朝天地干起来,飞奔在茫茫海涂上,真是北风呼啸,号子嘹亮,大家热气腾腾地干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多,终于完成了任务,而且比标准要求高出了10厘米,并进行了戽水密实。此时,早潮潮水也到了。
我们把一船船的石方运到四工段,再由工班一扛扛地从内河抬过堤坝,装入出海船中。
随着萧山围垦的不断拓展,我们南阳山宕的出石任务也不断地增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是我们大搞围垦之时,我们为解决人家困难,帮助海宁堤塘抢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那时,海宁堤塘屡屡告急,因海宁堤塘原有的地段是柴塘筑成,所谓柴塘,就是沿江大堤是用柴叠成的堤,柴就是树木打桩等组成。
柴塘始建于乾隆年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上游洪水的泛滥及钱江潮的冲击,海宁堤塘有被冲垮的危险。政府非常重视,要海塘工务所加强治理,要彻底改变原有的柴塘大堤,方法上要一面加强护堤,另一方面要以筑丁坝为主,来阻挡潮水洪水的冲击。他们从多方了解,认为海宁尖山宕的石块不宜筑丁坝,只能作护坝之用,筑丁坝的石块为江南萧山南阳山宕的石质最佳,该石质坚硬,又加上相互间距离短,运输最为便捷。
工务所领导向南阳垦种求援石方,并多次派沈阿毛(是南阳赭山人)前来联系石方事宜,要求我们南阳山宕拿出部分石方支援海宁。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自己围垦任务都这么重。我反复思考着,觉得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去帮一下。这样我就与山宕商量,千方百计开足马力生产,早开工,晚收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每天为海宁解决几百立方米的石方。
我们把一船船的石方运到四工段,再由工班从内河抬过堤坝,装入出海船中。那时的外江船,都是三道桅杆和二道桅杆的船,石方每天总要装出十多只船。
我经常去海宁海塘工务所了解情况,一次正遇上省钱塘江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在检查海塘工作,海宁工务所所长向这位副局长介绍了我们南阳支援海宁石方的事宜,这位副局长十分高兴地肯定和表扬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足足支援了两年多,解决了海宁老盐仓至尖山一带的堤塘丁坝石方,确保了海宁大堤的安全。
我们也得到了海宁工务所对我们物资的援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垦种造船厂就缺少钢材修船,缺少木材造船。后来,在海宁工务所的支持下,我们垦种队就建起了船队,为加快围垦运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1980年筹办南阳水泥厂的过程中,由于资金紧缺,我又向海宁工务所求援,工务所的领导非常慷慨,说:“你们已经帮了我们的大忙,为我们在紧要关头解决了大难题,我们毫无疑问应该帮助你们。”当时我开口借10万资金办厂,未等我解释,工务所领导说15万够不够,我连连说够了,够了,非常感谢。在那个时期,15万元是一个莫大的数字呀!
虽没有出现伤亡事故,但头破血流、臂破、脚断时有发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垦种队下属职工的报酬都是工分加补贴,那时一般一个十足劳力如在山宕、挑弄、工班做一年能赚3600个工分,如在生产队劳动能赚3200个左右的工分。工分是农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生产队到年终进行决算分配。所以,能到山宕、挑弄、工班工作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生活,既能多赚工分又有补贴。但毕竟是一项危险工作。
我在垦种队的10年里,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安全生产问题,虽没有出现伤亡事故,但头破血流、臂破、脚断时有发生。如何安抚好这些人的实际困难,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如1号宕工班人员膝盖韧带被石头压断后,一面安排其治疗,一面帮助其家修好即将倒坍的草舍,由山宕解决毛竹5支。
那时一般农户到年终修草舍,要想解决1支毛竹,也要向供销社打报告申请批准。垦种队为了照顾好工伤人员,1975年还特地办起了一个瓶塞子厂,让这些人康复后、能力所能及地做些事,瓶塞厂的工作既轻便、工分又不少,也能得到每天三毛钱的补贴,比较节约的农户有这3毛钱基本上就可解决一天的开门七件事了。
垦种队任务繁杂,是破钵头抲鱼,样样都要管,样样都重要。
南阳垦种队是一个集围垦、抢险、垦种于一体的综合组织。垦种队任务繁杂,是破钵头抲鱼,样样都要管,样样都重要。垦种队下属有五个山宕、二个船队、二个挑弄、一个工班(造桥造闸)、一个船厂、总员工达300多人。山宕、船队、挑弄,不知为围垦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多少石方……
我在垦种队的时间里,为垦区组织建造拱形桥24座。我们是先有桥后有路的,桥造好了、路才通了。开始造水泥拱桥,总感到桥身单薄、简单、不安全。后来,义蓬区公所组织我们到江苏无锡参观,现场试验给我们看,方法是飞机炸桥。当时,我们大家都捏着一把汗,飞机上面炸药投下来,正中桥身中心位置,结果只是炸出了桥上一个洞,其他完好无损。
我们看了很奇怪,原来就是靠拱形的拱力支撑而不损。参观回来后,我们造桥就胆子大了,两个月工夫可建造好一座桥。为了解决围垦3.6万亩、2.7万亩咸碱地的排咸排涝,我们工班在1973年6月,在白虎山北一工段建造起5孔控制闸一座。并在一至四工段等地造沉井、盘头、丁坝不计其数……
1965年南阳小围垦的围成,1968年3.6万亩大围垦的建成,我们垦种队就积极配合公社组织向垦种迁户,搞好迁户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土地分配、种植规划等工作。当时,围垦迁户也是一项大工程,在那经济拮据的年代里,如何动员农民外迁,开发围垦海涂,确实难度很大。我们就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大家去开发围垦,每人可分自留地1分(内地只有7厘),人均一根石条、两支毛竹,每户补助打灶费25元等,以这些物资做优惠,把广大农户发动到2300亩小围垦、3.6万亩大围垦去安家落户,开发海涂。
在那激情的岁月里,我的工作是艰苦的,我的生活是清贫的,我家中大事小事都由妻子负担着,我就是一心一意地当着这个垦种队长。12分工分一天,享受着每天高出职工0.05元一天的补贴。单位客人来往都自己掏腰包,财务制度上没有可以报销1分钱的规定。
我的特殊待遇是与机关干部一样配给一辆自行车,便于在围垦大地上奔跑,我出门总是骑着这辆自行车,饭盒子在书包架子上一夹,到了中午2分钱一块霉腐乳就解决问题。
回首往事,工作平凡,经历坎坷,在这风风雨雨的10年中,我为围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人生了无遗憾。
(图片来源:资料图片)
读稿人语 丑丑
钱塘江时代的
拥江发展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萧山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数万人开赴围垦海涂,在泥泞、潮湿的盐碱地上搭起毡棚、草舍,安营扎寨,用肩挑手拉的原始作业方式,筑起了一条又一条海堤,拦住汹涌的钱江潮水,共围滩涂50多万亩,约占萧山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一壮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
如今,当年凶猛的钱塘江变成了穿城而过的一江春水,钱塘江的大潮变成了经济发展的大潮,高楼拔地、经济腾飞。大杭州吹响拥江发展的号角,臂弯拢着钱江两岸,加速向建设世界名城的目标大步迈进。身为杭州市民,都以能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自豪,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努力工作,为拥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上一代人的付出和奉献,是他们奠定了今日拥江发展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