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代
“就第一年稍微差一点,后面都好的,都差不多,拢共就这两张桌子嘛。”顿了一下,汪建国又补充了一句,“哦还有非典那一年差一点,这次新冠反而影响不大,我们都是老客咯,外地人不大来的。”
早年天厨开出来生意就一直很不错,得利于周边有稳定的客源。

1995年,空中看武林门码头、京杭大运河中北桥段、中山北路、环城北路,省科技大厦、杭州电信大楼等(画面右侧即小北门)。 马立群 摄
“对面是电车公司,再过去一点是环北小商品市场,就在现在浙江展览馆后门的对面,差不多现在武林门码头那个位置,我店里走过去也就3分钟,环北市场旁边又有一个水果蔬菜批发市场,这旁边还有杭州游泳馆、杭州印刷厂。”

1995年,京杭大运河武林门段,上塘高架(从北向南延伸)上空看到体育馆、体育场、杭州日报大楼。 马立群 摄
汪建国掰着手指盘点起当年,“那时候河虾、黑鱼都算高档菜,我们卖9块钱1份,香干肉丝卖3毛5,黄暄儿卖5块,螺蛳1块5,糖醋里脊3块5……一天能做100元的水口。”
1990年,汪建国和沈国明的儿子出生。

晚上的客人来之前,沈伟明的儿子在店里做作业,妻子在一旁辅导。
夫妻俩和丈母娘三人分工,汪负责烧菜,妻子在前堂点菜、丈母娘做帮工。除了做做帮工,丈母娘还有一样绝活——臭豆腐。
很多客人都是因为这道蒸臭豆腐慕名而来,当年生意最好的时候,店里也请过两三个小工。

一位小北门的住户骑车搬运家里的物品。
“当时服务员200块钱1个月工资,配菜的300元一个月,那年头300元钱一个月还找不到工作,本地人都是国营单位为主,私人企业很少的,工作不好找。”
八十年代,杭州还没什么外地菜,也没什么外地人,来吃的都是本地客。大的饭店都是公家国营的,私人开的都是像天厨酒家这种小馆子。
“当年张生记第一家店开在孩儿巷,也和我们差不多大。”
到了九十年代初,外地人开始进来,做生意的温州人,讨营生的打工仔,都进来了。
天厨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年代。
1991、1992年,马路对面开了长城机电公司,职工、客户都到店里来吃,客源又多了。
天厨第一次扩大了经营规模,也是唯一一次。讲是扩大规模,其实也就是在里面弄堂里租下两间小矮房,加了两张桌子,用木板中间一隔,算是两个小包间。
“那时候外地人多起来了,特别是温州人,做轴承、发电机生意的很多,周边饭店少,我们生意毛好咧!”

1995年,从武林门上空看杭州京杭大运河武林门码头段河道,对岸杭州炼油厂旧址。 马立群 摄
八十年代,杭州的餐馆,除了几家大的国营店,私人小馆子掰着指头也能数得过来。
到了九十年代初,杭州的餐饮业开始起来,很多小饭店像春笋一样不断冒出来。
井亭桥的天香楼、官巷口的奎元馆、中山中路的状元馆、龙翔桥胜利剧院对面的正兴楼……
“灯芯巷和长寿桥两个饮食店,都是街道开的。我们这附近么,贯桥这里的四海楼,是比我们还早一点的同时期的店,旁边还有一家天天乐,虾仁烧得比较出名。还有像众安桥那有一家润兴饭店,八角亭这里有一家北京菜馆,这几家是比较出名的。”
那真是一个蓬勃的年代。

1995年,在武林门上空看中河高架体育场路段,杭州日报大楼及周边建设中的高楼。 马立群 摄
“那时候武林路上的几家,像喜乐、志伟、雅苑,都是有点名气的。很多都没了,喜乐好像还有。时间长了,好多也记不得了。”
社会经济发展,城市道路建设,马路扩宽,很多原先的老馆子拆的拆,搬的搬,有些拆了也就没了,渐渐消失在时代的风尘中,有些搬了又做大了。
喜乐凭着一只招牌八宝鸭,从武林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发展成了今天杭大路上15000平方米的世纪喜乐酒店。
张国伟也不再是1988年那个“26岁为生计奔波的姓张的”,靠着一个老鸭煲,张国伟把“张生记”开到了上海、南京、北京和香港。从60平方米家庭小作坊式的小饭馆,壮大到全国总营业场超26000平方米的餐饮帝国。
金庸亲笔题字,杨澜飞来采访,那时候媒体报道大标题是:“张生记的鸭子天天飞到香港铜锣湾”。

2019年9月27日,国庆70周年前夕,快报摄影记者从直升机上拍摄的中山北路小北门(画面正中)附近城市风貌。彼时的杭州中心双子楼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大楼还没有拔地而起。
三十多年间,杭州的餐饮地图上,有的灯亮过,熄灭了,有的灯,生出了无数盏,有的辉煌过,又沉寂暗淡了。
唯独天厨酒家,34年来,几乎没怎么变化,它就像一位冷眼看春秋的老者,心平气和,安守着这40平米的人间烟火。
“我们的客源都在这里,换个地方就没了,不想去搞大,做好这家店就够了。”汪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