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之三 理事会——印社决策和工作机制建设 从1987年开始，西泠印社以稳定的理事会工作制度建设来协调诸多社务。民国前后的早期西泠印社社务活动，都是由担任庶务（即今之秘书长）的社员来承担。“创社四君子”中，驻守的叶为铭独担其职，叶之后继则为韩登安，但叶公、韩公之时，均未有理事会的设置。 1963年西泠印社60周年开始设副社长职和理事会。其后限于时势动乱，基本无法运行。至1979年75周年社员大会，这时才又选出了理事会。此后1980年开始，每年按顺序开会，1980年的二届二次理事会已经讨论批准15名新社员了。1981年二届三次理事会吸收日本梅舒适、小林斗盦为名誉社员，是时隔80年第二次接受明确是非中国籍的外国人申请。1982年二届四次理事会，主要是筹备80周年社庆。1983年社庆，选出新一届即三届一次理事会。选社长、副社长，聘请名誉社长，吸收新社员，修改章程，讨论工作报告。自此以后，以理事会为决策平台的工作制度终于建立起来。 这样的机制，正是从改革开放的1979年开始，才开始走向正规、走向制度化，理事会才真正成为社务议决机构，至今四十年来，一直发挥着“定鼎”的重要作用。 “关键”之四 中日书法学术交流会 中日书法交流一直十分兴旺，但关于学术理论，直到1987年西泠印社与日本方面联合举办“中日书法学术交流会”，才有了一个明确的意见平台。 “日中书法交流史研究会”的专业学术组织，由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组成。西泠印社在沙孟海社长的倡导下，向来以打造“国际印学研究中心”为己任。中日在杭州共同举办的学术交流会，开创了几个西泠印社史无前例的“第一”，一是把理论、学术作为一个突出的独立主题来对待；二是把交流对象扩大到学者层面，从印学圈扩展为学术圈；三是让学术交流在中日两方顶级的学者中展现魅力。这种不涉创作展览的纯理论探讨，正是学术交流专门化、高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正是这次中日双方联合举办的“中日书法学术交流会”，在西泠印社社史上开了风气之先，让我们明白了现代学术论文体例和专题研究，与古典诗词歌赋吟风弄月之间的巨大差别。今天西泠印社在印学理论研究上的遥遥领先，独占风流，与“中日书法学术交流会”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 “关键”之五 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幕 赵朴初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又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之尊，担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达13年。他与西泠印社的缘分，首推西泠桥边上矗立的中国印学博物馆。 
1996年9月26日，中国印学博物馆正式落成开馆庆典场景 1993年赵朴老当选社长，同年国家文物局批准西泠印社筹建中国印学博物馆。其时，要冠名“中国”的任何机构与实体，选址必须在北京。而且当时社会大众包括政府官员，许多人并不知印学为何物，对建馆或坚决反对或不屑。正是赵朴初以德高望重的信誉和威望，登高振臂一呼，支持中国印学博物馆的建设。 1999年，中国印学博物馆建成开馆。这意味着西泠印社在实质性的国家级、国际级的定位之上，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义。名正则言顺，从逻辑上说：拥有“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西泠印社，自然而然在行政制度上也应该是“国家级”的。试问，有哪一个印社，哪一个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拥有一个国家级、专业级的“博物馆”机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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