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决定与反悔 女儿的生命正在消亡，祝升和女婿江朗正式商量起器官捐献这件事。 “我和女婿是同意的。我想，既然救不了她，为什么不能让她去救别人？虽然我看不到她的器官在哪里，最起码这些东西还活在这个世上，她的眼睛还看得到这个世界，不管多少年都是个念想。”祝升说。 但何炯和祝升第一次并没有谈拢。 走廊上，来自老家的几位家属都听到了何炯与祝升的对话。一位家属连话都没听完，朝何炯上下打量一眼，转身走了。 “医院走廊里，我们家属太多了。有的亲戚觉得捐献这事儿太残忍，说我们做父母的不好这样做。要是在老家，这种事情根本谈都不要谈的。”祝升说。 这样的情绪也直接影响到了坐在另一头的许音。她哭着不讲话，憋了一会儿说，“我不舍得，我不同意。”何炯没有继续说。过了十几分钟，许音走过来，“其实我也是想得通的，我只是舍不得......” 何炯第二次来确认意愿时，祝升找了个安静地方，和妻子、女婿一起在捐献书上签了字，同意将女儿的心、肝、肺、双肾、两角膜予以捐献，去帮助其他人活下去。 捐献这件事，父亲祝升看起来是家里最坚定的。他还做了自己妹妹和小舅子的工作：“我知道你们也舍不得的，但是救不了，那就让她去救别人吧，给别人一条生命，这是积德的事。” 6月20日下午3点半，医生推着手术车将祝梦月遗体送到手术室。 “我看着推车，女儿整个头部已经内出血肿胀。送女儿进去器官移植的一瞬间，我真想反悔，拦下来！”祝升说着已经泪流满面。 第二天女儿遗体火化，祝升心里稍微平衡一点点，“想想人没了还救了别人，心里才有一点安慰。当时不做这个决定的话，没了也就没了……” 4 回到故乡 6月21日上午9点40分，祝梦月遗体火化。10点50分一家人捧了骨灰盒，随剩下的几位亲戚开车5个多小时，回江西老家。 村里人大多已经知道了祝家女儿没了。走得近的亲戚邻居提早帮忙设好了灵堂、桌席，老乡亲友纷纷前来吊唁。 在老家待了5天，祝升和许音一直没出过门。几乎不发朋友圈的祝升，这几天一连发了7条，从“责难”女儿“对不起爱你的亲人朋友”，到“愿女儿来生没有苦痛灾难”。 安葬那天，有疑惑的老乡走近身，拉拉许音的袖子反复问：“你确定（遗体）是完整的吗？你确定没有摘掉？” 许音听着，心里被挖了一样难受…… 这样的艰难，余杭区红十字会会长吴芳华这些年深有感触。2008年她刚到红会，那时候有人主动来表达捐献意愿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阻力主要来自世俗观念，“因为中国传统观念向来都是讲人要完完整整地来，完完整整地走。就像殡葬改革，从土葬到火葬的推进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就可以想象器官捐献对很多人来说是恐惧、残忍和无法接受的。” 5 女儿走了之后 女儿走了以后，祝升回到杭州。天气很热，在户外作业时祝升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儿，没法安心干活。老板体谅，让他请了假。 女婿江朗每天开网约车，只不过现在变成中午出门——他得管孩子写作业，以前这都是祝梦月管的。江朗内向寡言，晚上回家后，吃饭、洗澡、睡觉。他和两老心里难过，但谁又安慰得了谁？ 女儿走后，祝升把放在床头的一张小孙女和女儿的照片挂到了客厅。祝升说，农村里讲走得早的人，不能把照片挂在家里，但他不信这个，“她才22个月，我就怕她忘了妈，以后连这两个字都不会叫了。”吃饭时，他有时候会问问小孙女：“妈妈呢？”小孩指指墙上的照片，意思是妈妈在那儿。 前两天，孙子不肯写作业，祝升发火训了他一顿，“我说，妈妈不在了，你更要努力，你是没妈管的孩子，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了。他被我训得掉眼泪。我说，妈妈没了你没流眼泪，我这样骂你，你倒流泪了。” 小孙女也许还不懂，在仅仅22个月长的人生中，自己和这个家经历了什么。从妈妈出事以来，她几乎再没看到过妈妈。出殡那天，她在奶奶许音怀里，看到人群中那张用手机自拍照放大的妈妈遗像，用小手指指，轻轻叫了一声：妈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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