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知道我怕狗，有一天郑重地告诉我，每个孩子都会长大，长大了得靠手艺吃饭，你如果不画画，不练字，长大了得去要饭，人家会放狗咬你。
我到了快50岁，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坚持什么。
我并没有学过电影，也没有学过纪录片，但小时候接触过画画和写字，因为我父亲是学美术的。
我1970年出生在大兴安岭的林区，属于呼伦贝尔,我们家是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上，还有一条大河从东北向南流淌。河边有很高的石头山，小的时候我经常在河边玩耍，翻开河里的卵石，就会有青色的小龙虾，我和小伙伴会把小龙虾烤了吃，再把虾头的红壳套在大拇指上玩。
春天时，西山上满山坡的杜鹃花，灿烂得像是不真实的舞台剧布景。在粉色花海下还有裸露的棺材，我为了证明自己胆大，在伙伴们远远惊恐的注视下，跳上棺材板，但已面如土色，胆战心惊。
这是我努力在记忆里搜索出的童年趣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童年，而我儿时的记忆却显苍白，可能真是记性差，这一晃，就知了天命。
每个小孩的天性都是爱玩胜过爱学习，而大人却不知道玩中的学习才更重要。我的父亲在文化馆工作，业余时间办了个美术班，学费是五角钱，我自然是免费的，但也不愿意画，只是感觉和一帮有趣生动的大孩子们在一起挺好玩，画画之余一起在雪地里踢足球，打雪仗啥的。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出差，每次走之前都会给我布置作业，让我一定要画画和写字，很严厉。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流着眼泪写字。但现在想一想，之所以现在能做纪录片，其实特别感谢我父亲小时候对我的严厉。
我小时候怕狗，总有邻居家的狗在我放学的路上等我，怎么也绕不开，虽然没被咬过，但是很恐惧。父亲知道我怕狗，有一天郑重地告诉我，每个孩子都会长大，长大了得靠手艺吃饭，你如果不画画，不练字，长大了得去要饭，人家会放狗咬你。
我害怕得只能把画画写字当作未来不被狗咬而必须拥有的技能，我有一张照片是含着眼泪在练字的，大约六七岁的样子。
到了四年级，有一天中午快放学的时候，老师拿着一个脸盆和奖状进来，当着全班同学给我颁发了中小学美术竞赛第一名的奖。回家路上下起了大雨，其他同学顶着书包跑，我顶着脸盆，听到叮叮当当的雨声，接受着同学边跑边艳羡的眼光，感觉很美妙。跑到家把脸盆交给妈妈，获得了更美好的表扬，直到现在我妈还在用那个印着奖字的脸盆和面。
那一次的得奖是我喜欢画画的真正开始。
文化课极其不好的现实下，父母决定让我考艺术院校，把我送去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高考补习班。
1988年我十八岁了，到了青春的叛逆期，和北方所有在寒冷空气里历练出来的小青年火气一样，混杂着酒精的气味，在战斗中成长。我们民族班有蒙、满、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不喝酒不打架就不被认为是成熟的男人。有一次我和另一个蒙古族的同学下晚自习后和五六个社会小青年打起来，黑灯瞎火的混战，结束战斗后跑回家，感觉后脑勺发热，累得躺倒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枕巾也在脑袋上，才发现后脑勺开瓢了，现在长头发下还藏着一个伤疤。
那时流行跳霹雳舞、迪斯科、大摇摆，把班级的日光灯管用彩色纸缠起来，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从家里偷出来录音机，双卡的，舞曲有《猛士》，《成吉思汗》，《莫妮卡》，有个鄂伦春同学摇摆舞跳得好看，很有范。
我的画在这个时期也进步了，在文化课极其不好的现实下，父母决定让我考艺术院校，把我送去了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高考补习班，离开了酒精，打架，大摇摆的老家生活，也开始了我的美术学习生涯。
哈尔滨是北方最大的城，我就像是土包子进城一样，眼花缭乱地欣赏着高楼大厦和时髦的城里人。
我最初上的是哈师大的高考补习班，教画画的老师都是师范大学的老师和教授，大多数同学都是黑龙江的。我一个同学小赵是朝鲜族，吉他弹得好，我们每次总在打饭前很羡慕地听他弹奏，他也自然地陶醉其中。那时我们都很穷，也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支出抽烟喝酒的开销，就得想办法创业。在一个中秋节前，我帮小赵卖过苹果和葡萄，但在学校门口，老师进进出出，我们不好意思要钱，基本上都是送出去了，没送出去的大半箱苹果小赵就藏在床下。我起得早，每天都在他的呼噜声中偷他一个苹果吃，省了早点。直到两个星期后被他发现，因他没有制裁我，我们反而成了好友。
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森林里，我父亲和鄂伦春的猎人在一起，底下是雪，雪上有狍皮褥子。
我父亲小时候看过一本画报，封面是带兽角帽的猎人，手拿猎枪骑在马上，背景一片森林。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森林民族而产生的兴趣，也希望长大后能拿着猎枪骑在马上。后来他上了内蒙古艺术学校，专业是舞台美术，从工厂到了艺术殿堂，知识丰富了，他知道了小时候看到的画报的形象是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在森林里以狩猎为生。猎马、猎枪、篝火、撮罗子，都给他神秘的想象和向往，毕业后直接去了鄂伦春旗文化馆工作。
但在很快来临的“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失去了对宣传式绘画的热情，也一度神经衰弱，就改用照相机和文字记录鄂伦春猎人的生活，拍了大量鄂伦春族的生产生活和服饰，桦皮文化、兽皮文化、宗教信仰的图片，同时也关注相邻民族使鹿鄂温克族的生存方式。
我父亲在大兴安岭，一直在拍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民俗图片，他都是记录鄂伦春族的日常生活，包括他们的狩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穿着。现在想一想，他是站在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去做了这样一个工作。
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森林里，我父亲和鄂伦春的猎人在一起，底下是雪，雪上有狍皮褥子。
越到晚上越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猎人。狩猎其实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文明。猎人在什么季节猎获什么样的动物，他是有计划的。所以叫狩猎，不叫打猎。
八十年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洗照片，看到鄂伦春族的生活，我就像看到了一个童话的世界。等到了18岁，我离开了大兴安岭去哈尔滨学画。我连考了四年内蒙艺术学院，都是文化课通不过，最后只好上了成人班。通过父亲在学校的关系，我去了正式生班，但心里始终有压抑感，甚至总在做考学的噩梦，画画也心不在焉，所以那两年基本上一直在醉酒，这时候我25岁了。
现在想一想都觉得，自己从25岁到35岁的十年青春就像虚度了一样。其实虚度我倒也能接受，就是觉得心里总有一个东西，不论你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属于你，但是你要做的那个事还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
在北京，我突然发现我更加孤独，因为北京有很多优秀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在那儿寻梦和拼搏。
毕业之后，我搞过装潢设计，应聘到一个设计公司，但是他们公司同时还做门板，压花的门。老板说你会不会做这个？我说我会。当时工资是300块钱，我干得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你在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就卖力地翻那个门板。翻完门板，老板又需要送货。他说你会不会蹬三轮？我说我会，其实我不会，把门板放到三轮车上后，一出去我就撞电线杆子上了。
那之后我还在酒店做过美工、设计，就是一些写写画画的事。那十年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难受的时候只能不断地和同学喝酒谈论艺术，来证明自己并不空虚，所以我在那十年喝了很多的酒。
直到有一天我决定要去北漂，我就去了北京，离开了呼和浩特。在北京，我突然发现我更加孤独，因为北京有很多优秀的人或者更年轻的人在那儿寻梦和拼搏。
我记得是1999年，去了之后就直接住进了亚运村安慧北里的一个地下室，想自己在北京应该做什么，每天都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三层度过——各种管道啊，稀里哗啦的。我搞装修的同学告诉我，这是什么上水管，下水管，排污管——北京的地下室都是那种管道——别哪天有根排污管给你漏了。
我说，我听到的是森林里潺潺流水的声音。这个就等于是自我安慰了。
我记得当时歌手刘欢是住在十一层。所以我经常看他从外边演出回来，把吉普车放好之后，拎着箱子，叼一根雪茄，抽几口，就直接上楼。我们就像老鼠一样地钻到地下，现在想想那个经历也挺有趣。
到我第四年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已经走不动了——因为很多年一直在森林里拍摄、生活。我母亲也白发苍苍。
每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都很脆弱，这种时候你可能更加孤独。但是孤独并不是坏事，它能让你小心翼翼地去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我还在拍观念摄影，因为2000年中国的新摄影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了。那时候是流行平面摄影，我在秦皇岛拍了好多船。
后来，我的老师伊德尔，他是当代艺术家，现在也非常有名气。他跟我说，你拍照的技术已经很好了，但是你缺少观念。我就问：老师，观念是什么呀？
他就给我举了个例子，因为我用多次曝光拍了一艘船，每艘船上都有一面小红旗。他说你这个画面很灰暗，可以用多次曝光，但是你这个红旗，一定要是非常红的，像血一样的红，红得彻底，红得深刻。我一下就理解观念摄影是什么了，也就放弃了用观念摄影去表达自己。
2002年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去北京后第一次回了自己的老家。我已经有四年没回家了。
我每次要回家的时候我的父母都说，我们也不想你，你在外面好好地学习和工作，别把心思放在家里。所以我也就所谓地在外面工作、拼搏，可是却什么事也没做成。
到我第四年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父亲的腿已经走不动道了——因为很多年一直在森林里拍摄、生活。我母亲也白发苍苍。
我在家的几天就看父亲写的《猎民生活日记》。
我很佩服我的父亲，希望自己作为儿子能为他做点事。我认为我会摄影了，可以去他拍片子的地方看一看，看看他的那些老朋友，再拍一些纪念照回来给他看。
所以我就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去了离我们老家有200多公里的一个叫敖鲁古雅的地方。
女朋友借了我一个她家里最小的摄像机，叫掌中宝，我开始用这个掌中宝拍摄纪录片。
敖鲁古雅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意思是杨树茂盛的地方。这里居住的使鹿部落，300年前，他们原本住在贝加尔湖畔，这个民族本身人数少，因为西伯利亚发生战乱，为了保存自己的民族，他们就牵着驯鹿来到了黑龙江边上。
2003年有一个生态移民工程，就是鹿也要搬下山，人也要下山到定居点，他们不得不结束这种传统的狩猎方式。去之前，我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上面写了五六个人的名字。我去了后，人家说一个人喝酒冻死了，一个喝酒走丢了，一个是枪伤死了。
那个春节我过得特别压抑，在那样一个气氛里，再加上我自己那时候无所事事，莫名其妙地就感觉到好像北方有了一种悲情，让我回到一种有悲壮感的森林或者悲情感的空中，让我找到了呼吸。
我决定要做一个纪录片是从2002年开始的。但是我没学过纪录片，也没学过电影，我就回北京找到电视台的朋友，说能不能借我一台机器，我想拍一部纪录片，记录一个民族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会把素材都给电视台。
我的朋友说不可能，因为电视台都是做栏目的，它不可能给你机器。所以我当时又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甚至做过摄影记者。当时有一个叫《神州杂志》，我觉得神州大地哪都能去，所以就去拍了一些照片给杂志。
但我心里还是很空虚，总觉得有一个事牵绊着，特别难受，所以到2004年的时候我就放下了北京的工作。
我女朋友借了我一个她家里最小的一个摄像机，叫掌中宝，我开始用这个掌中宝拍摄纪录片。第一年，我的工作就是在山上挑水、冬天刨冰、找驯鹿。做了一年的观察者，从2005年开始算是正式拍，但是没想到一拍就拍了八年。
我拍的第一个片子叫《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是讲敖鲁古雅的酋长和几户人家在生态移民过后，因为不适应山下的定居生活，又把驯鹿迁回到森林里的生活。我一共用了三年的素材剪出了《敖鲁古雅》。
当地一个老人叫玛丽亚索，是酋长，当时的生态移民她没有下山，她在森林里生活了90年。因为我父亲30年前拍过她，她就把我当作一个老朋友的孩子一样。
我父亲2006年11月去世，我2007年再上山的时候，跟玛丽亚索的儿子何协说，我父亲去世了。当时玛丽亚索酋长正在做列巴，她把手上的面搓干净，到自己的帐篷里拿出一副犴皮手套给我，说这个手套一直是给你父亲留着的，你带回家吧。
雨果越接近大兴安岭，越接近敖鲁古雅，越接近他妈妈的时候，他的骨血里就像有一种血液在苏醒。
花了三年的时间剪出《敖鲁古雅》之后，我又开始剪一个叫《雨果的假期》的纪录片。
雨果从小就被一个基金会送到无锡去上学，他的妈妈非常想念他。我在敖鲁古雅一直住在他妈妈柳霞家，总想为柳霞做点事。我想了想，能做的事可能就是把雨果从无锡给带回森林。
2007年暑假，我去了无锡，但是我没有带机器，我不想拍鄂温克族的下一代了，仅仅是想把雨果带回森林，能让他妈妈跟他过一个假期。
但是我发现，雨果越接近大兴安岭，越接近敖鲁古雅，越接近他的妈妈的时候，他的骨血里就像有一种血液在苏醒。从无锡到上海转车，没有什么变化。从上海到北京，他就开始不一样了，
跟在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在从北京往大兴安岭走的时候，他索性不睡卧铺，直接躺在了火车的地板上。到了加格达奇转车的时候，他很焦虑。
他有三四年没见到过妈妈了，我就想他如果见到妈妈，会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就借了一个机器，拍下了他回家后第一次和妈妈见面的镜头，后来又跟拍剪辑成了《雨果的假期》。
剪完《雨果的假期》，又拍了五年之后，我用之前的素材和后来的素材剪出了一部叫《犴达罕》的纪录片。犴达罕是一种驼鹿，是森林里最稀有的一种动物。因为生态的变化、破坏，如今驼鹿无处安身。
犴有一个特点，特别敏感。尽管它体型特别健壮，比牛还大。敏感的动物也好，人也好，似乎都更孤独。所以我就用这个犴达罕来形容了我的那个主人公，维加。
他是森林里最孤独的艺术家，他写诗，画画。他不像城里的画家一样，画完画会找收藏家，或者是在美术馆展出，又或者写完诗找地方发表。他喝完酒画完画，就送给人或者烧掉，诗也会烧掉。
他是我特别敬重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在森林里那五年，我记录他日常的生活，包括他对狩猎文化的怀念，对现代文明到来的悲哀，最后剪出了《犴达罕》这个片子。
现在我的工作已经形成了一个主题，就是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精神状况，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和自然的关系，关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的关系。所以我现在从大兴安岭又移动到新疆，这几年又在新疆拍摄，还是打算用独立电影的方式去做。
我希望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一件事，这很重要，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
读稿人语 丑丑
找到你人生的
方向
有些人，从小就很清晰地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然后锲而不舍，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最终实现梦想。有些人，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喜欢的又是什么，需要在不断地试错和探索中，渐渐找到成长的方向。
顾桃是一位纪录片导演，父亲为他规划了人生方向，他一路跌跌撞撞。兜兜转转一圈后，才发现，原来父亲早已是他现成的榜样，父亲一直以来的苦心培养和引领，终于让他看清人生的方向。虽然过程曲折，但为时不晚。等到明白，父亲已老，他传承父亲未完成的心愿，用影像记录下森林里，那个即将消逝的狩猎民族的生活方式。
他做的事，不仅仅是为父亲，为自己，也是为中国，为人类，都留下弥足珍贵的资料。这是他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意义，五十知天命的时候，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生应该坚持做的事，心安何方。
就像他在文末说的：“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一件事，这很重要，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