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笕桥、彭埠、皋亭一带的田头地脚种着蒟蒻、玉环菜；家家户户用麻骨步闲，活竹篱编成篱笆墙；河里有童子鱼、紫壳螺；水果有算筒瓜，穿心蜜橘；织的是米囊布，乔司布；酿的是无灰酒，晚作酒；床上摊着稿藉；灶头摆着篾盐盘……当年一群城东文人，把这些都编入一本《东郊土物诗》里，记载的本地物产达百余种。这些土物对了解一地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物种增减等，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是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人叹惜的是，不少土物如今已经失传，有些则“渐行渐远”。

1. 朱点感觉不妙，赶紧想溜，

可惜晚了，被一把抓住

乾隆三十二年（1767）秋，一位“读书城东，廿有余年，不时复至东郊”的老翁因事经过临江乡杨家桥（今属彭埠），他叫朱点，由于年纪有点大了，腿脚已不太利索。这一路过来都是桑麻和菜畦，炊烟袅袅，黄鹂啼鸣，牛犊撒欢，远近三三两两的草屋里,不时传来织机的“嚓嚓”声，一派迷人的乡野风光……杨家桥东那小村子里，有位进士出身，知识极为渊博的老人，名叫翟灏，他家简直就是艮山门外的“文化交流中心”，每天都有文人在进进出出，朱点不算常客，但也没少跑，那天既然经过，心想总得去转转，顺便喝口茶、歇歇脚，就拐了过去。尚未进门，先听见里面一片嘈杂之声，探头张望，吴颖芳、邱峻、任石屏等十多个“不期集者”正不知在忙什么，朱点感觉不妙，赶紧想溜，可惜晚了，被一把抓住——今天管他愿不愿意，反正给“扣”了下来。

乾隆年间天下太平，就像现在一样——盛世修志成了一件受人关注的事情。那天那些东郊文人正在谈论本地的历史文化现状，他们意识到：千百年来，大家就知道研究西湖，围着西湖团团转，却不愿花点时间来好好关注一下近郊曾经的往事，造成艮山门外“志载既稀，见闻弥寡”，竟然从无系统编纂史志的现状，煞是羞愧痛心……当下有人端来笔砚交给朱点，说已经商量好了，今天的任务是写“东郊土物”，内容有太平乡的太平箫、五里塘的鲻鱼、萧家羊脯、皋亭白雩、临平乌腊等，任选，每人限定四样。朱点搔搔头皮，苦笑着只好坐了下来。好在功夫没白费，一本内含116种土物的诗稿，在乾隆壬辰年十月编成（日后有人余兴未尽，把笕桥大缨洋红萝卜、赤岸碧蝉花等也都一一收集）。

这份对杭州文献而言，起着承前启后、拾遗补缺作用的诗稿，一直藏在翁家埠吴俊琪家里，百年之后，“几在若存若灭间”，当丁丙找到它时，不禁大喜过望，赶紧把它编入《武林掌故丛编》。

2 白石“黄头老白青”蟋蟀

秋天到，蟋蟀叫，诗经里的秋虫令人不寐。张涟的《斗蟋蟀》云：“新塘古东村，蟋蟀尤善斗。百虫有将军，搜访遍础窦。决胜利齿牙，股动羽声奏。一卷秋壑经，村童知讲究。”明清间东郊“桑麻十里”，那络麻地里的蟋蟀特别多，张涟说新塘的“蟋蟀尤善斗”，然而结合别的资料看，与新塘连在一起的白石村里出的“黄头老白青”等蟋蟀品种，名气似乎更胜一筹。

白石社区新编的《迈向城东新城》说白石从明朝宣德到民国年间，是杭州的蟋蟀市场之一，名声远播上海、北方。白石“黄头老白青”力大、好斗，是蟋蟀中的大力士。近代蟋蟀大玩家李嘉春《蟋蟀的养斗技巧·优虫名将三十例》一书中，白石蟋蟀有三例被选为上品。一是“长脚白青大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杭州沈三和捕”；二是“深紫尖翅，清光绪二十八年（1894年）杭州白石庙郭文秀捕”；三是“苗叶青头翅虫，民国二十年（1931年）白石庙供”。再以后的1973年，白石村民徐正根也捕到一尾“黄头老白青”，被上海一玩家买去参加全国比赛，获得冠军。《迈向城东新城》说白石蟋蟀出名后，玩家大批涌入白石，每年农历五月到寒露前那段时期，夜间到处是捕蟋蟀的人。白石有以捕捉、贩卖蟋蟀为业的村民，如张新文、严耀祖等四五家。村民夏阿恩还被上海的蟋蟀大玩家聘作蟋蟀养师，专门从事培育蟋蟀斗技。

钟毓龙《说杭州》嘲讽贾似道斗蟋蟀一事，都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京城一些纨绔子弟以斗蟋蟀赌博为业，造成大塔儿巷、白石老街等地形成热闹的蟋蟀市场。近年来，庆春门附近仍有三五成群的人在围着斗“蛐蛐儿”。蟋蟀是无辜的，斗蟋蟀是民间的一种习俗、一种消遣，本无可厚非，只是卷入赌博，就有点走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