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的另一面》 郑嘉励/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第1版 尾尾/摘编

    与嘉励兄相识于十几年前。他的本职工作是考古，但一起聊天的时候，往往都是听他谈“文学”，甚至是很专业的“咬文嚼字”，而通常很有道理，教人不能不服。“考古人茶座”中的不少内容是在聊天时发表过的，部分文字尚带着口语的痕迹，当然更多的是已然经过打磨，然而我阅读之际却是能够看到他说话时的神情，便更觉亲切。也因此会想到宋人诗中的一联“斩新句子包诸体，放泼腔儿令一家”（刘克庄《答卓常簿二首》之一），移赠嘉励兄，觉得刚好合式。

    ——扬之水

    《古民居》

    金衢盆地的龙游、兰溪，今日不算十分富裕，明清时期可是商贾辈出。有多少人的生意失败了，我们不爱听，这里只说那些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

    乡下的攀比较劲，住宅是最直观的载体，媒婆的花言巧语中，向来以豪宅别业最具说服力。家乡房子的观瞻，是富商巨贾的大事。今日，龙游、兰溪所见的古民居，通常气派。

    说是古民居，其实不太古，多为清代民国遗构，如果能发现明代以前的房子，将比考古队员掘到北京人头盖骨更加稀罕。

    远远的，我们就能看见三山或五山的马头墙。在今天的logo中，高耸入云的马头墙是江南民居的经典标志。

    看过马头墙，迎面而来的是门楼。门楼是民居的正门，由砖石砌成，外观却完全是一座极尽雕饰的木牌楼，这是“门面”的题中应有之义。高处的瓦檐，两端高高翘起，门上的雕饰不是吉祥图案就是忠孝节义的故事，见过这种门楼的人，当能体会“鬼斧神工”绝非玄虚的文学词汇。然而，村庄中的门楼大同小异，虽然壮观，却也单调。凡事太过了，又必然俗气，我们欣赏女子适度化妆，而眼前这位名叫门楼的徐娘，年纪不小，脸上的脂粉厚得不得了。成功人士追求美与体面的生活方式，从来值得赞许，只是他们的趣味从来需要文人的引导。

    穿过正门，悬挂一幅中堂画，俗人是花花绿绿的喜庆画，雅人是寄情高远的山水画。两侧的对联和上头的堂匾，书法辞章，未必俱佳，但比今日的公园里所见又高出一头。壁前的长条案，中间摆香炉，两侧对称置有烛台、花瓶各一，这是庄严的组合；案前的八仙桌，左右各设太师椅，主人安坐其上，这是体面的姿态；两侧的靠壁，照例也挂书画，让主人看去更像个“儒商”，这是风雅的象征。如果实在无力置办名家字画，又不怕别人笑话，以景德镇烧制的瓷板画权宜代之，亦可。

    凡是肉眼不容易见到的地方，可就简陋多了。外观气派的房子，内里却通常采光不佳，通风不良，黑咕隆咚的角落，所在多有。后头的厨房，柴火挨着灶头，煮起饭来，呛得要死。当然，满院子也找不到像样的厕所。按理说，住宅的设计，应该首先考虑人的生活需要，可从古民居的实际状况看，设计师的理念，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不食烟火的神仙。

    《廊桥》

    我从来不认为，乡土传统中的一切都值得赞美，比如儿时曾住的闷热低矮的瓦屋。自从搬进宽敞明亮的新居，我不再留恋瓦屋内昏暗的油灯光。

    我又认为，有些乡土文化永远值得赞美，比如廊桥。

    廊桥，其实就是桥梁。古代桥梁，主要有平梁桥、拱桥两种，大江上偶尔还有以舟船排筏串联起来的浮桥。在各地的旧方志中，“桥梁篇”是必备栏目，著录着当地稍稍著名的大小桥梁，其中有竹木桥、石桥，更多的是土木混搭的桥。

    桥面上建亭覆屋，本是惯常的做法。寻常的平梁桥或者拱桥，盖起长长的廊屋，就是廊桥。

    在美国电影《廊桥遗梦》风靡之前，人们很少留意浙南、闽北山区有着大量明末以降的廊桥，很多远比美国的精彩。我们本民族的精彩，有赖洋人的慧眼识珠，这种情况，已有多年。

    我到过许多“廊桥之乡”，犹如朋友们游历过若干号称“世界第九大奇迹”的景观。对我而言，营销式的语言并无意义，重要的是，泰顺、庆元、景宁各地的廊桥，确实精彩。

    在山间行路，面前的河川、沟壑就是横亘着的天堑，而桥梁适时出现，从此天堑变通途；在山间行路，累了，真想歇息，而路亭适时出现，于是坐下，随性地聊天。这是无处不在的人间温情，即便我们置身于一个鸟也飞不到的山区乡下。

    《墓志中的夫妻》

    有的夫妻合葬墓，丈夫与妻子的墓室，各置墓志一通，记述各自的祖先、籍贯、配偶、子嗣、性格、才能及生卒年月。这是人生的盖棺论定。

    丈夫是男人，“主外”的。他的墓志，主要用来记录“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的大事，家庭琐事之类，原则上可以忽略。墓志提及他的妻子，通常就这么一句话，“娶某氏”云云。他们繁衍的子女、孙子乃至曾孙的情况，又通常较此详细。除此，夫妻之间再无别的话。

    从墓志的详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丈夫对待妻子，远不及对待子孙热情，他对老丈人都有可能比对妻子更有感情，如果老丈人出身富贵的话。他们的婚姻，首先为了传宗接代，其次为了两大家族的利益结合，夫妻的情感排在第三位，或许根本无法入围前三。

    我的结论，肯定是偏颇的。墓志是冷冰冰的，《全宋词》中有的是悱恻缠绵的男人，其中必定隐藏着许多对妻子一往情深的好男人。只是宋人跟今天的男人差不多，不太好意思表达对妻子的爱恋。于是，他们多情的诗篇，全献给了萍水相逢的女人。

    妻子是女人，女无外事，“主内”的。她的墓志，就是一个温和的贤内助、孝顺的儿媳妇、慈祥的母亲、人情练达的管家婆的传记。她打理家务，井井有条，丈夫在外专心干大事，绝无后顾之忧。

    她的墓志，从不描述自己的相貌。男人承认美貌的重要，又坚信美貌不等于美德，甚至恰恰相反，宋词中的美女多为别人家的女人。他们认为，妻子主内，足不出户，美貌只好比夜行的锦衣。出来混的男人，才需要风度翩翩、人模人样。所以，倒是男人的墓志，偶尔乐意承认自己是个美男子。

    《吕祖谦墓》

    吕祖谦，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是曾经与朱熹齐名的南宋大儒，卒后谥“成”，后世也称吕成公。这是“百度”可以解决的问题，点到为止。

    吕祖谦墓，在武义县明招山。武义距离金华，感觉很远，其实还好。我的房东老陈，家住明招山下。当年他的父亲，挑着担子，步行至金华城卖小猪，凌晨三点出门，星夜兼程，往返来回，晚上十点就可以回家。我估摸着，当年吕祖谦出殡之日，发自金华，约八九个钟头，即可抵达明招山。

    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也就等于上坟，每天都能见到吕祖谦墓。如今的吕祖谦墓，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重建的，面貌去古已远，就地表所见，与晚清民国的坟墓没有什么两样。以我长期调查浙江宋墓的阅历，对此是有发言权的。当然，大家都是“向前看”的人，谁会真的在乎宋朝与清朝的区别呢。

    很多人以为文物保护是近代才有的观念，并不完全对。像吕祖谦这种级别的历史文化名人，在于金华就是“乡贤”，在于武义则为“寓贤”，他的故居或坟墓，通常会受到所在地官府的妥善保护。

    尤其是坟墓，更要郑重登记在册，纳入金华府武义县的“防护录”，由官府出资，雇人看护。墓地附近，大凡砍伐、动土之类的活动，一律禁绝。今日所谓“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待遇，也不过如此。

    时迁岁久，风吹日晒，坟墓不免毁圮，需要不时维修。与今日不同的是，古人的文物维修并无“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理念，每重修一次，必失真一等，终至于面目全非。据我所知，清雍正年间的武义知县修过一回，今日尚存的“吕祖谦墓碑”就是当年重立的。清光绪十二年，金华知府陈文马录，会同武义的县官乡绅、东阳的吕氏后裔，又大修过一回，终于将吕墓“装潢”成今日可见的模样，距离南宋时的原貌，古意全无。

    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文物保护的“古不如今”处。但是，过去的知府、县官、学官，每逢清明、冬至或其他日子，必带领乡绅随从，不时莅临明招山，上坟致意。如此这般的文物保护宣传力度，又是“今不如昔”处。

    至晚在明代，吕祖谦墓前已建起祠堂五间、东西庑六间，里头陈列着很多不同时期、各级官员上坟时的“祭文”碑。人们以碑文的形式，纷纷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与敬仰。

    晚清民国以降，这种盛况已不可复见。光绪十二年的那回重修，是吕祖谦墓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重建。接下来的日子，迎接它的将是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