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的先声夺人，首先在于他是“颠张醉素”的主角，而最具有画面感的、可以拍成唯美影视剧的，则是如下一段历史记录。《新唐书·张旭传》卷二〇二：

“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

而又以之印证于杜甫《饮中八仙歌》，又有如下的描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有此二则，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基本印象，这个狂草书大家张旭，肯定不是端正严谨的缙绅君子，而是一个浪漫恣肆、放荡不羁的才艺之士。

书法史上对此的解读，是释为张旭狂态可掬，散发濡墨，以头发为笔而作大草书。虽然这样的解读深得人心，脍炙人口，已或固定的传统认知。但仔细想想，好像又不太有确定把握。比如，“呼叫狂走”之后，“乃下笔”，证明是有笔的，而不是头发代笔。又“以头濡墨而书”，是“以头”而不是“以发”。在古代，“头”与“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名词，素不混淆。曹操征吕布时的“割发代首”，只是奸雄手段而已；但古人对头发的定义告诉我们，简单把“以头”等同于“以发”是危险的。即使在杜甫的诗句中，“挥毫落纸”之明确指是挥毛笔之“毫”，而不是冠首之“发”，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以发濡墨”传说想象的甚不可靠——倘若是为了说明张旭的狂态如“三杯”“脱帽露顶”，那么如果真有“以发濡墨”的史实，杜甫吟诗时绝不会躲避绕开这样宝贵的、不可有再的形象内容的——满场飞舞、沾着浓墨的头发和摇晃节奏的头颈，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场景啊？

虽然“以头濡墨”作书的不可解也不可信，但在癫狂状态下的头发面容髭须眉目甚至衣袍袖履，在书写过程中因墨汁四溅而“濡墨”即沾满了墨，这却是完全有可能的。杜甫《饮中八仙歌》的具体场景是在酒肆。古人酒肆粉墙上最宜题壁作大草“壁书”；若发挥想象力，真要虚构一下当时场景，那么我不妨大胆推测一下：既然已有“张旭三杯草圣传”三杯之酒作为热身，在酒肆粉墙上“满壁纵横千万字”（怀素狂草之态）乃是十分合理，这样“以头濡墨”沾染墨汁于冠首衣袖也就十分正常了。

传世《古诗四帖》是解说张旭“挥毫落纸如云烟”的最佳例证。在这件长卷中，粗粝而不驯服的线条龙腾虎跃、飞沙走石、天旋地转、奔蛇走虺，在一个运动的过程中，一气呵成，把书法的文字空间作了最出人意料的、最“疯狂”的变化处理，与后汉张芝草书，与西晋陆机草书、东晋王献之草书，直到初唐的孙过庭贺知章草书相比，完全是一种崭新的印象和图式形态。如果说与陆机、与孙过庭贺知章比，还有个章草与小草之不同于大草狂草的问题，但与王献之、与同为唐代的大草书家相比，张旭之癫和他的“脱帽露顶”“以头濡墨”的尊容，显然是代表了一个草书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新时代的。只有谈到“颠张醉素”，僧怀素方能与他并驾齐驱、异质同美。但就书法本身而言，怀素《自叙帖》字法结构鬼神莫测惊天动地，却还是在一个线条美的常态运行中；而张旭《古诗四帖》则并线条之美亦打破，在正常用笔系统之外再加上的那种蹭、擦、拖、抵、旋、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手段与笔法，竟是从汉代张芝以来就没有过。

玄宗时期，有三绝：李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又有五圣：草圣张旭、画圣吴道子、茶圣陆羽、诗圣杜甫、剑圣裴旻。其中唯张旭、裴旻是双出，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张旭狂草在当时的确是个“角儿”。不仅仅在专业文艺圈里是又圣又绝，在社会传播方面，也是超一流的大牌“网红”。“三绝”“五圣”，是表明“张旭三杯草圣传”的专业高度；而社会传播层面上的“网红”，则大约是“脱帽露顶王公前”的怪诞甚至会被指责为失仪少礼的人物外观形象、和“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出神入化、凡人所不及的技巧行为。舍张旭之外，无人有此“尊容”，也无人有此“云烟”式的放诞。

除了墨迹之外，张旭另有《肚痛帖》刻帖，同样是恣肆不可一世。嘉祐三年1058摹刻上石，明代重刻，全帖六行30字。今存西安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