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份工资加四成，同步提高各类补助和补贴……”这几天，绍兴宏铭制衣有限公司江西籍员工桂建文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条短消息。“我的工资原先在2500元-2800元之间，这样一来，相当于多了一千多元的红包。”桂建文说。

桂建文的这个红包，得益于“宏铭制衣”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一直以来，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工人工资的多少，大都由企业老板“一口定价”。但去年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以及工人诉求的不断提高，浙江不少民企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在纺织重镇绍兴柯桥，企业老板和普通员工经过集体协商后，确定工资工时工价，并写入集体合同，工人的工资在得到普遍上涨的同时，流失率也明显下降。

“我的工资我做主”

桂建文所在的“宏铭制衣”，是柯桥较早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之一。

根据“宏铭制衣”的工资协商制度：规定每道工序的工价由技术员、工会和一线职工代表三方协商，协商后的工价上墙公示。其中一线职工代表人数占协商人员的80%，使得一线工人在集体协商中有了真正的“话语权”。

不仅是“宏铭制衣”，柯桥还有不少企业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缝制一条裤子有多少工钱？”“给衬衫上个领子有多少工钱？”这些以前由企业老板一个人决定的工价，逐步被集体协商取代。

在绍兴县丝绸印花定型厂，每个车间门口都有一堵职工“明白墙”。每天上班前，员工总会在“明白墙”前逗留一会儿，看一看昨天的产量，算一算挣得的工资。以前，“丝绸印花”职工的报酬是按天计算的，做多做少、做好做差基本是一个价。工价协商彻底改变了“大锅饭”现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公司产品合格率也提升到了98%以上。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不少企业的员工工资都得到了普遍提高。以“盛兴集团”为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后，该公司除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人员外，90%以上的一线操作工人和技术工，根据工种、职称的不同，每月均增加了200元-800元工资。公司为此每年增加了250多万元的工资支出。

虽然企业支出有所提高，但却稳定住了工人。尤其是今年普遍出现“用工荒”的情况下，在推进工价集体协商过程中，柯桥经济开发区辖区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职工流动率下降到1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