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的父亲一个箭步跳下马车，与鹰夺食

1958年4月，33岁的父亲是空军中尉连长。他接到了转业命令，便从部队驻防地南京下关，赶往杭州艮山门外机神村的空五军军部报到。从此成为江南客。

我的父亲王文鹏，1925年出生在山东济阳新市董家村。土马河在村南边潺潺流过，春天绿油油的麦浪一望无际。但方圆几十里都见不到山，找不到一块石头，村里盖房用的石头都得去济南拉。

济阳因位于济水之北而得名。孔子闻韶台是济阳境内著名古迹，相传是孔圣人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之处。董家村是一个杂姓大庄，我们王姓祖上从何迁来，不详。

我的祖父王富海人高马大，有薄地四亩，土房六间，牛一头。祖父粗通文字，不善农事，喜说媒，好做买卖，育有两儿一女。

由于家贫，又是家中老大，父亲记事后就下地干活，10岁在村里读小学。读的是“四书”“五经”，先生只读不讲，有时还教点珠算。家里曾请算命瞎子替父亲算过一卦，说“养不大，活不过十三岁”。气得父亲送客时，故意牵着算命先生的竹杖，向村东头的乱坟地里走。

祖父赶集常带上父亲，有时赶趟远集得几户人家合伙，有马出马，有车出车。有年冬天，父亲赶着马车，走在茫茫雪地里。只见空中盘旋的老鹰一个俯冲，死死扑倒一只雪地觅食的野兔。

年少的父亲一个箭步跳下马车，与鹰夺食。老鹰再猛，终不是人的对手。夜宿马车店时，众人把野兔剥皮去脏，炖了一锅，香味扑鼻。

战争年代夫妻离散，音信隔绝，能有一线消息，就是莫大安慰

父亲只陆续上了一年私塾，抗战全面爆发，家里再也无力供读。

日寇侵占济阳后的1939年2月，济阳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离董家村6里地的史家寺村诞生。热血青年走家串户，宣传抗日，配合八路军同日伪顽强抗争。后来，鬼子只要逮到带有钢笔，身上染有墨水的青年，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枪杀。

济阳从沦陷区逐渐变为游击区，血气方刚的父亲成为一名抗日民兵，青纱帐成了铁血男儿杀敌的好战场。

父亲正式穿上军装，要到1947年1月。“土改”后家里新分土地七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终于盼来了。为了巩固胜利成果，父亲参加了八路军渤海军区二分区济阳县大队，随部南下征战。

母亲说，父亲当兵走的那年，我的大姐还不满周岁。

刚开始部队走得不远，还有点父亲的消息捎来，慢慢就像断线风筝，传来的只是谁家兄弟战死了。

战争年代夫妻离散，音信隔绝，能有一线消息，就是莫大安慰。麦苗绿了又黄，村口大榆树下，母亲盼望着父亲征战归来。

解放战争期间，济阳先后有4000余名青年参军，三次大规模的支前活动，共出民工5000余人。

1948年4月，父亲是渤海军区二分区训练团通讯排通讯员，随部参加潍坊战役。这是父亲第一次走上大战场。

父亲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新兴洞战斗中，部队构筑高炮阵地时，父亲曾挖出一具身着呢制服的志愿军遗体，至少是个团级干部。“哪个部队的？他是谁？”儿时的我听父亲讲述时，曾好奇地问。

战场上，牺牲的同志那么多，坟上树一块木牌子就算不错了，敌机不停来炸，用不了几天就没有痕迹了。父亲说。

父亲又说，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就永远活着。

父亲所在的高炮营接防钱塘江大桥后，敌机不来了

父亲与杭州有缘。

父亲第一次进杭州，是1949年5月，杭州刚解放。父亲随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高射炮第11团1营从嘉兴移防杭州，那时父亲刚从炮手提为副班长。

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频繁从台湾新竹和舟山群岛出动飞机，对杭州的笕桥、城站、南星桥、闸口、艮山门等处的机场、火车站、码头、发电厂，以及南北交通咽喉的钱塘江大桥狂轰滥炸。潜伏特务趁机散布谣言，蛊惑市民。

父亲所在的高炮营接防钱塘江大桥后，敌机慢慢不来了。

这一是因为守桥高炮部队换防后装备和技战实力大增；二是随着1950年3月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成立，新中国沿海城市的防空机构日益健全，再加上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陆续解放，挫败了国民党的气焰。

我问父亲，当年你们部队是从哪里进入杭州的？时间长了，他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黑漆漆的晚上，坐着军车、拖着炮进来的，高炮阵地就设在六和塔周边的山坡上。

大家满怀希望，揭开锅盖一看，哪里还有海蜇的踪影，早已煮成一锅汤水了

初来杭州有几件趣事，父亲常当故事讲。杭州刚解放时，钱塘江下游还没有乔司的丁字防潮坝，上游也还没有七里陇的富春江水电站，更没有新安江大坝。放排人可以从淳安，将原木顺流而下，直达杭州。

钱塘江大桥畔的江涂，远比现在要宽，春天鱼类繁多。性情活泼，头部钝圆，额部隆起稍向前凸起的“江猪”（学名“江豚”）常三五成群，在江中上游下窜。

每逢大潮汛，以江为生，以船为家的打鱼人将小木舟的船头系在岸边大石头上，船首面向咆哮而来的潮头，一家老少跪在船中，大声齐吼，祈求平安。岸上人目睹此景，心惊肉跳。所幸随着生活改善，打鱼人逐渐弃船，上岸定居。

大潮过后，鱼虾搁浅，不少海蜇再也回不到江中。起初不知听谁说，海蜇可吃。十七八岁的战士们，正是挺爱玩的年纪，也迫切想改善一下伙食，纷纷卷起裤腿，下滩捡起了海蜇。

炊事班大多是没见过海的北方人，海蜇怎么个加工法，不晓得。有人脑洞大开，想当然地架起大锅，倒上溪水，加上酱油，添点姜蒜，用大火来炖，以为是一盘美味佳肴。又怕吃坏肚子，多煮了点时间。大家满怀希望，揭开锅盖一看，哪里还有海蜇的踪影，早已煮成一锅汤水了。

“芽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这是苏东坡赞美江南鲥鱼的诗句。父亲倒是品尝过正宗的富春江鲥鱼，不过那是转业杭州后的事了——暮春季节，父亲去富阳出差。当地同志特意关照厨房加条鲥鱼，让杭州同志尝个鲜。那时，下去出差，食堂有啥吃啥，走时要自掏饭钱和粮票。究竟这条鲥鱼是红烧还是清蒸，父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鲥鱼烹饪时不去鱼鳞。

另一件趣事，是进城洗澡。长年野外作训，战士们想洗个热水澡。上级规定，指定澡室，集中前往，费用由个人每月菜金积余支付。澡室见来了这么多解放军，非常热情。对战士们来说，在大池里泡个热水澡，换套内衣，就心满意足了。带队首长的兵龄长，菜金积蓄也多点，没听清跑堂说的，点单时要了一个全套服务。理发、修面、擦背、扦脚、敲背、挖耳等全套服务做下来，一结账，摸光随身所带钞票还不够。幸好去的人多，大家一起凑了点，总算交足了费用。

父亲和上海籍的战友转业去了望江罐头食品厂

父亲第一次进杭州，驻防时间不长。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年11月上旬，父亲所在的高炮第11团受命北上，改编为志愿军高炮422团，开赴朝鲜前线。

父亲说，高炮部队干部“老疙瘩”（参加革命早）多。他们团政委，姓王，山东人，抗战时便是“铁七连，钢八连，拖不垮的老九连”中“老九连”的指导员。

四川籍的颜团长更牛。长征过草地时就是中央电话班的班长，行军、打仗，宿营、开会，整天架线、接机子、抢修线路，为确保电话畅通，屡立功绩。

这几件光荣的事，两位团首长逢会必讲，全团上下烂熟于胸。

1958年，父亲转业到地方。当时大家都思念故乡，都想着转业最好能回老家。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地方干部紧缺，希望部队来支援。

和父亲同批转业的十几人一个都没走成，全留杭州了。接收单位有公安、教育、国有工矿企业。

父亲和上海籍的顾维吉去了商业系统的望江罐头食品厂。

提起望江罐头食品厂，人们有点陌生，但说起1991年被“娃哈哈”兼并的杭州罐头厂，就有点印象了。国营杭州罐头食品厂曾是国家十大罐头骨干企业之一，高光时刻拥有工人2000多名，厂房建筑面积6万多平方米。罐头厂的前身，就是望江罐头食品厂。

顾维吉老人今年93岁了。据他回忆，他们刚去罐头厂时，只有一个制罐车间在生产。因为制罐原料的马口铁短缺，生产规模很小。

当时罐头厂在清泰门外的主厂房尚未开工。筹建组设在民生路的墙门内，工作班子十几人，集体宿舍在隔条马路的小塔儿巷里。父亲任行政课长，负责基建。企业投产后被任命为副厂长，主管生产后勤。

不久，父亲将祖母、母亲、上小学的姐姐、牙牙学语的大哥，从山东老家接来杭州团聚。可惜，祖父已经过世了。

他们父子俩只留下一张合影。那是1952年底，父亲抗美援朝回国后驻防南京，祖父前去探望。照片上，端坐的祖父理着平头，着对襟黑色棉衣，脖颈上露出白褂子，脚穿白胶鞋。搭在膝盖上的右手攥着块白毛巾。父亲一身解放军冬装，站着，十分消瘦。

返家后，祖父就一病不起去世了，终年才47岁。

肉联厂的工人，生活条件普遍要好一些

1959年10月，望江罐头食品厂、华欧食品厂、畜产品厂、棒冰厂，都并入杭州肉类联合加工厂。

杭州肉联厂建于1958年。那时生猪业实行“统一收购，统一检验，统一加工，统一调拨”，每天从全省收购站拉来的一车车生猪，经过加工变成一扇扇白条肉，再通过火车或汽车发往大江南北。

至于猪头、猪脚、猪尾巴、猪心、猪肝、猪下水，统统由地方全权处理。所以肉联厂的工人生活条件普遍要好一些。

合并重组后，父亲任杭州肉联厂工会专职副主席。我家也从小塔儿巷搬到望江门外的肉联厂宿舍，二哥与我就呱呱坠地在这个院子里。

宿舍为二层砖木结构。其中1、5、6幢的房子每间有四个卧室，厨房宽敞，卫生间里有澡盆，厕所间里用抽水马桶。2010年，这批当年的“豪宅”被纳入杭州市级历史保护建筑。

宿舍院子正对新修的望江路。传达室有电话机，电话来时，门房李大伯趿着木拖鞋，“踢踏，踢踏”去通知。在我印象里，他一年四季都穿着这双木拖鞋，冬天也不换。

肉联厂篮球队在当时是一支传奇球队

父亲刚去肉联厂工会工作时，一天中午，有位河南口音的中年职工跑来问，“主席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工会？”

“符合工会章程要求，本人自愿参加，经讨论通过，都可以加入。”父亲认真回答。

打开对方工作证一看，姓名：黎立坚，职务：省商业厅副厅长。

父亲赶紧向厂领导汇报。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黎伯伯是肉联厂宿舍里行政级别最高的人，1937年就投身革命了。他来到肉联厂是下放劳动。

黎伯伯为人非常豁达，夏天穿件白汗衫，手拿大蒲扇，在院子大门口看人下棋，和人聊天。我还跟他掰过手腕，他总会故意让着我点。

父亲在肉联厂工会工作，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

肉联厂篮球队在当时是一支传奇球队，比赛名次稳居杭州市职工篮球联赛前列。

有人笑称，这是因为肉联厂有肉吃，队员身体好，力气大；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肉联厂有一块水泥灯光球场，平时训练有保障——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说，是我父亲为篮球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以雷厉风行的军人性格，精心选拔厂队队员，聘请教练，“请进来，走出去”，严格训练，一手带出了这支篮球队伍。工会还想方设法，建造新的训练比赛场地。

这块球场就建在厂办公大楼后面，两边有固定看台，夜间有灯光照明。在肉联厂宿舍院子长大的伢儿，对篮球场的感情最深，谁小时候没在球场打过球？

父亲的军功章，母亲陪嫁的三块银圆都放在这只箱子里

1985年，父亲离休了。闲不住的他，又当了多年肉联厂宿舍居委会“干部”，张家长李家短，操不完的心。

从只读过一年私塾的农民，到参加了潍坊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在战火中成长为解放军基层军官，父亲先后经历了我军五大兵种中的陆军、防空军、空军，军旅生涯荣立三等功3次。

1955年9月，部队开始授衔，军中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父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三期培训时，在南昌买了一只酒红色牛皮大手提箱。箱子做工精致，整块牛皮缝制，有黄铜百叶和钮锁，箱顶内侧各有一只袋子，中间还嵌有一枚小镜子。

转业地方后，家里桌椅、板凳、床等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租用公家的，只有这只手提箱是我们家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父亲的军功章，母亲陪嫁的三块银圆都放在这只箱子里，一把锁小心地锁着，从不示人。箱子承载着父母太多记忆，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

2024年4月，我去南昌旅行，专门委托当地导游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的情况。热心肠的年轻导游，不辞劳苦走访了有关知情人士，回复说：“当时的第一预校应该在今天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周边。学校撤销后，很可能并入了中南第一工业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航空大学。”

手提箱里有父亲的三枚军功章，怎么获得的，父亲没有说过。我不识字的母亲，把军功章一人一枚分给了大哥、二哥和我，把自己出嫁时盘发用的银链，给了我大姐。

我得到的那一枚是父亲的解放奖章，铜镀金质镶珐琅。

每当摩挲着这枚父亲的军功章，我会想，父亲的每一枚军功章上，都镌刻着无数战友的英名。

2000年，父亲病逝。现在，那些可爱的共和国老兵们，包括父亲和他的战友，已经在天上团聚，又在那里说笑畅谈，共叙革命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