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和老戴又来看你了……你看看我，我87岁了，也老了……”12月12日，87岁的高碧英站在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展厅里，看着父亲的照片轻声地说道。老伴老戴与高碧英并肩而立，安静地倾听着。

照片中那个身穿军装的人，是著名抗日英烈高致嵩。1937年12月12日，他牺牲于南京保卫战，年仅39岁。

“你看得到吗？我们现在的生活好了，国泰民安了……”高碧英继续倾诉着，语气平和。父亲的人生短暂而壮烈，几乎没有与高碧英的人生产生交集。身为抗日英烈的遗孤，高碧英从没能当面叫一声“爸爸”，这也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父亲留给家乡最后的话是“与阵地共存亡”

父亲牺牲时，高碧英才7个月大。关于父亲的一切，她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从官方资料里和亲友口中慢慢拼凑出来的。

高致嵩是广西岑溪人，从小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后曾教过书。后来，他投笔从戎，赴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军校毕业后还参加了东征、北伐。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中校参谋的高致嵩随军开赴上海，支援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最终，第八十八师重创日军，收复了阵地，日军的“中央突破计划”宣告失败。

1937年8月，日军在上海挑起虹桥机场事件，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高致嵩率部从浙江增援上海，部队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旅。后因该旅旅长不幸在战斗中牺牲，高致嵩临危受命，升任第二六四旅少将旅长，率部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同年12月，高致嵩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奉命扼守南京南大门雨花台左翼。几天时间里，他指挥部队殊死抵抗，与冲入阵地的日军展开白刃战，力保阵地寸土不失。

1937年12月12日，日军集中上百架飞机和数十门重炮猛攻，雨花台陷入一片火海。高致嵩所部伤亡巨大，又无援兵，渐至弹尽粮绝。雨花台阵地被炮火摧毁，日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眼见阵地即将失守，高致嵩命令战士将手榴弹、炸药包集中在一起，与正面之敌同归于尽……那一天，高致嵩所部数千人大部分壮烈牺牲。

10年前，高碧英回过一趟广西老家，听到了父亲的战友托人给她捎来的话。那时，高碧英才知道，父亲牺牲前已身受重伤，连肠子都流了出来，却仍不肯下火线。“有机会突围的话，转告家乡，我不下战场，与阵地共存亡。”高碧英说，这就是父亲留给家乡最后的话。

幼时的她不懂什么是牺牲，只知道母亲哭了

因曾在浙江任职，高致嵩一度把家安在了杭州。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前夕，高致嵩嘱咐妻子卢风仪把儿子、女儿以及哥哥的遗孤带回广西岑溪老家。一家人在杭州分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辗转南下，高碧英可以说是在逃难的路上慢慢开始记事的。“为了不拖累后面的队伍，所有人不停地走啊走。我年纪小，累了就坐在几户人家一起放行李的大板车上。贵州一带都是大山，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坐在板车上，转弯时一不小心就掉下了悬崖……”当年的情形，高碧英至今还记得。

就这样走了两年，最不愿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走到遵义的时候，舅舅找到了我们，他让我和哥哥出去，单独和我妈妈说了很多话，然后妈妈就哭了。第二天，妈妈一个人烧了很多纸钱。”高碧英说，因为年纪还小，当时的她不知道什么是牺牲或为国捐躯，只是隐约感觉到“我没有爸爸了”。

回到广西老家后，一家人暂时结束了逃难生活。后来，母亲得知重庆有工厂可以收容抗战阵亡将士遗属，就将大儿子留在老家继续念书，带着高碧英和二儿子去重庆讨生活。没想到，母亲刚到重庆就得了大病，脖子上的淋巴结肿得厉害。“那时候没什么医疗条件，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让一个土郎中用刀把肿的地方切开……”高碧英说，回想起来，母亲的每一步都走得很难。在重庆，为了多赚钱，母亲有一段时间将高碧英寄养在孤儿院，自己在工厂没日没夜地纺纱，高碧英的二哥则被送去南京专门接收抗战阵亡将士子女就读的学校读书。

母亲总是很疲惫，也极少说起父亲，但她一直保留着一张父亲的X光片。高碧英后来才知道，片子上显示的是父亲在抗战中被子弹打伤的腿。“在重庆，我们遇到过很多和我们相似的家庭，大家聊起来都是血和泪。”即便已经过去80余年，高碧英回忆起这些，仍不禁哽咽，“那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犯下的罪孽。”

一旁的老戴见状，默默递来了纸巾。

成家之后，父亲的“身份”成了她的心头大事

“我爱人老戴，今年又陪我来了。”每次来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高碧英都会对着父亲的照片，念叨几句老戴这个父亲从未见过的女婿。

新中国成立后，高碧英跟着母亲回到了杭州生活，在杭州私立联合中学（现为杭州市第六中学）念初中。在那里，高碧英认识了一个叫戴金根的男同学。两人在一个班级，彼此知根知底，后来戴金根去参军，高碧英去北京读书，两人时常有书信往来。“那时候，同学之间的情谊很深厚，谁有困难了，大家都会想办法帮忙解决。”高碧英说，老戴年轻时就对她照顾有加，“我在北京读书那会儿，妈妈一个人在杭州，老戴会替我去照顾妈妈，这让我很感动。”

高碧英选择老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是当兵的，是‘最可爱的人’，我对他总是感到很亲切。”

成家后，夫妻俩和双方老人生活在一起，一家人的生活在互相尊重和爱护中逐渐向好。然而，有一件事始终压在高碧英心头——父亲牺牲后的第二天，日军犯下了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父亲的遗体没能找回，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张老照片和一枚淞沪抗日纪念章。“我一直给组织写信、递交材料，希望能够追认父亲革命烈士的身份。”高碧英说。

1986年3月，浙江省人民政府追认高致嵩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高致嵩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他的纪念碑也被立在了广西岑溪革命烈士陵园中。

2015年，高碧英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她也是浙江唯一受邀参加的抗战英烈后裔。“如果爸爸还活着，这份荣誉是属于他的。”高碧英说。

风雨数十载，她和老伴现在的生活“一天一个样”

走出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高碧英和老戴坐车返回位于采荷街道的家。快到家门口时，夫妻俩发现前来送午餐的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在那等着了。车刚停下，老戴就下了车，从车后快步绕了一圈，来给高碧英开车门。“你慢一点哦。”老戴轻声嘱咐完，又对旁人解释道，“她上半年摔了一跤，骨裂。”

进了屋，高碧英拿出了一些照片，有父亲高致嵩唯一的黑白戎装照，也有她和家人的合影。“这是我们一家的合照，唯独少了爸爸。”高碧英拿着一张照片，双手微微颤抖，指着照片中一个梳着背头的中年男人说，“这是我二哥。”

高碧英和二哥的共同记忆，基本就停留在漫长的逃难时期。二哥去南京读书后，跟着学校去了台湾，之后便是兄妹俩长久的分离。1992年，高碧英去了一趟台湾。尽管已经40余年不见，她还是一眼认出了二哥。说起母亲已经过世8年，兄妹俩抱头痛哭。“恍如隔世啊！”高碧英感叹，“没想到亲人会分开这么久。”

二哥是一名教授，小时候在逃难途中因病致聋，终生未娶。兄妹重聚后，二哥几乎每年都来一趟杭州，和高碧英一家团聚，直至他离世。

屈指算来，高碧英和老戴已相伴走过66个春秋，两人育有3个儿子，儿子们又生下了3个孙子、1个孙女。如今，老两口连重孙都有了。“小萝卜头8岁，上学了。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真快。”高碧英说。

即便都已是八旬老人，高碧英和老戴各方面的状态都保持得不错，有空就一起出去走走。邻居们都说他俩一天一个样，“又年轻了”。“我们身体健康一点，就可以不给子女添负担咯。”老戴看着高碧英，自信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