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位八百年前的杭州人，穿越到现在的杭城，在山川地貌、建筑格局千变万化后，还能找到自己家当年的方位吗？大概率是可以的，因为至今杭城许多小街小巷仍保留着近千年前的古老名称，这也是唯一未变的历史痕迹，如戒坛寺巷、潮鸣寺巷、华藏寺巷、长明寺巷、金刚寺巷等。

杭州最古老也是数量非常多的一批巷弄，是以古寺命名的，而且杭州恐怕是全国以寺为名之街巷最多的城市，这也符合其“东南佛国”这个称号，所以巷中古寺的故事，也是这些老巷的故事。

最老的巷子与古寺

戒坛寺巷，从地名上溯源，应该是杭州最古老的一条巷子。这条位于狮虎桥北、武林路东的横、直巷子里，旧有戒坛寺，故名。

戒坛寺最早的前身是南北朝时期梁大同二年（536）建造的发心寺，由居住此地的鲍侃舍宅为寺。该寺为当时城内最早的一座佛寺（城外有更早的灵隐寺等），连“杭州”这个名称也要再过五十多年进入隋朝后才设立。

鲍侃当初舍宅为寺，说明这个地方早已有人聚居。杭州先民发源地灵隐山的走势，自仙姑、宝石、弥陀山一路东来，其余脉尽头便在此地。这里西南原来还有一座小小的虎（武）林山，属“神龙之尾”，被称作“祖山”。因地势较高，东有华信所筑古海塘，可阻江潮，所以此处为杭人“我从山中来”后最早的聚居地之一，隋之前的钱唐县治也从灵隐山迁设于此。

发心寺在唐贞观年间改名众善寺，神龙初年又改为中兴寺，神龙三年（707）再改成龙兴寺。在神龙短短三年间，该寺两改其名，其实跟唐朝的一场政治风云有关。神龙元年（705）“五王政变”后，唐中宗李显复辟，推翻其母武则天的武周政权，恢复大唐国号，并将全国很多寺庙改名为中兴寺，以示大唐中兴。

然而由于武氏外戚势力依然强大，在武则天侄子武三思矫诏诛杀五王后，李显承认“周唐一统”，又将自己视为武则天的合法继承人，是“受母禅”，还专门下了《不许言中兴敕》，规定“内外不得言中兴”，将所有刚改好的中兴寺，又改成龙兴寺。杭州这座龙兴寺之名，也因此而来。

现延安路灯芯巷口，有一亭子，亭中立有一尊建于唐开成二年（837）的龙兴寺石经幢，便是该寺的遗留物。这石经幢原有一对，立于龙兴寺大门两旁，另一尊早无踪影，而这尊近1200年前的石经幢，是杭州市内除井亭桥相国井外，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

当时与这尊石经幢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座唐代名僧国一禅师法钦的墓塔，他就是径山寺的开山祖师。

其后的杭州刺史白居易，也与龙兴寺有过渊源。他曾应龙兴寺僧人南操的请求，撰写过一篇名为《华严经社石记》的碑文，文中为激励后继传经者，描述了南操大力集社，发愿弘扬《华严经》的过程，以及其虔诚的传法精神。该文极具“白氏风格”，写得十分真诚感人。

在统辖两浙的钱镠刚被封为越王期间，发生徐绾、许再思兵乱。乱兵盗掘了龙兴寺国一禅师墓塔，挖开后见两缸合葬的禅师肉身如生，发长覆面，叛兵惊拜而逃，之后钱镠重新厚葬禅师于旧塔。

龙兴寺的变迁与影响

吴越国成立后，钱王对龙兴寺这座已有近400年历史的古寺十分重视，他不称其为“龙兴寺”，而仍称“中兴寺”，以示不忘“中兴唐室”。钱镠扩建了龙兴寺，增设了戒坛院，所以该寺也称戒坛寺。

在钱镠八十岁那年，派人疏浚了戒坛院内的水井，另开井九十九眼，供此地僧人和居民使用，百井坊因此得名，这也是延安路东侧百井坊巷名字的由来。在延安路北段西侧人行道上，现仍留有一口钱王井。

据《十国春秋》等志书记载，龙兴寺曾藏有十件宝物。其中有一件是外国使者献给钱王的，名为“颇眩伽”的宝石。此物一尺多长，状似水晶，据说可防火灾。钱王将此物放在龙兴寺佛像的发髻中，果然此后杭城数次火灾，均未波及龙兴寺。

另一宝物是钱俶王妃孙太真去龙兴寺上香时，施与该寺的，一件形如朽木筷子的物品。当时寺僧不识货，未加重视，后来被波斯商人见到，认出这是出自日本的一种用稀有木材制成的珍贵发簪，名为“龙蕊簪”，遂以一万二千缗高价购走。

龙兴寺作为杭州城内第一古寺，有不识货的和尚，更有著名的高僧。除了禅宗沩仰宗初祖、唐代高僧灵佑禅师曾在杭州龙兴寺受具足戒外，五代末至北宋初年的赞宁大师，也是出家于杭州龙兴寺。

赞宁因博览群籍，三藏圣典无不精通，得到几任钱王的敬重，被任命为两浙僧统。吴越国纳土归宋时，赞宁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随同钱俶入朝，被宋太宗赐紫衣及“通惠大师”号，后又被诏而编撰《大宋高僧传》，是一位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龙兴寺赐额大中祥符寺，简称祥符寺，全称龙兴祥符戒坛寺。此时该寺地域十分广阔，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寺“广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戒坛院，千佛、诸天二阁及铁塔和大小石塔、钱王九十九眼井等。现延安路与凤起路交界之北的一大块地方当年都属该寺，包括武林新村、延安新村、百井坊新村以及灯芯巷、皇亲巷等。

苏东坡守杭时，经常来祥符寺，他来的目的有二：一是访僧友，二是看花灯。据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载，苏东坡与祥符寺琴僧惟贤是好友，喜欢到其僧房闲憩。每次一进房间，苏东坡就摘掉头巾，脱去长衣，露出两腿躺于榻上，并叫手下给他搔痒。起来时，头巾也不用了，只用一根麻绳束发，然后潇洒而去，可见其率真的个性。

祥符寺旁有条巷子，宋时以每年上元夜举办闹元宵灯会闻名。苏东坡和曾巩都曾来此饮酒观灯，并各留《祥符寺九曲观灯》诗一首，其中有“纱笼银叶”“锦帐红云”之句，描写了当时巷内花灯锦簇的绚烂场景。

苏东坡有次元宵在巷里观灯后，来到诗友祥符寺僧可久的房间，静静的屋内没有灯光，只闻淡淡的栀子花余香，与外面喧闹的世界天壤之别。苏东坡感慨地写下一首颇含禅机的诗《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门前灯火斗分明，一室清风冷欲冰。不把琉璃闲照佛，始知无尽本无灯。”

而那条曾经灯火辉煌的巷子就是灯芯巷，唐代龙兴寺石经幢现就立在这条巷南端的巷口。

南宋建炎三年（1129）初，宋高宗南渡来杭时，曾发生“苗刘兵变”，叛军一度移屯祥符寺。该年底，金兵攻入杭城，祥符寺毁于战火。此后，临安府曾迁于祥符寺，其他如御前军器所等官方机构及民居也先后占据该寺房舍，只剩其西南一隅为寺，祥符寺由此开始逐渐衰落。

一座近1500年历史的古寺消失了，现在只留下路边的一尊经幢和一口古井，以及戒坛寺巷及百井坊巷、灯芯巷几个古老巷名背后的故事。

潮鸣寺的“抄诗案”

除了戒坛寺巷，以吴越国时期所建寺庙来命名的，也是杭州城内最古老的一批巷弄，还有潮鸣寺巷、华藏寺巷、长明寺巷、金刚寺巷等。

位于建国北路东侧的潮鸣寺巷，巷内原有的潮鸣寺前身叫归德院，五代后梁贞明元年（915）由吴越王钱氏家族所建。宋高宗南渡来杭曾暂住寺内，夜闻江涛声，以为金兵追至，吓得不行，后来才知是钱塘江潮水声，因此将该寺赐额为潮鸣寺。

潮鸣寺在杭城东北，东园小天竺西南。以前该寺三面临水，水之外皆菜地。寺后有回龙桥，据说是宋高宗御驾掉头的地方。

潮鸣寺原藏有八十一卷南宋书法家张即之手书《华严经》，传说张即之为水星下凡，其书还能辟火，非常珍贵。这些经卷与明代画家戴进的数幅功德画同为该寺镇山之宝，可惜寺僧不能守，后来均流失散尽。志书上还有一桩颇具争议的，发生在潮鸣寺的宋高宗“抄诗案”，也很有意思。

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当年赵构暂住潮鸣寺时，曾御书一首诗：“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向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赐给一路随扈的殿司统制刘汉臣。此诗被刻成石碑，立于潮鸣寺东廊。

其实这首诗是四十多年前苏东坡所写《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中的第一首，但《咸淳临安志》包括后来的《西湖游览志》《武林梵志》，清姚靖《西湖志》等都只字不提苏东坡，而是将此诗说成“高宗尝作诗赐统制刘汉臣，勒石寺中”。

后世文人应该对这首苏诗都心知肚明，却不知为何不说明出处？恐怕为尊者讳，皇帝怎能草率地“抄诗赐人”呢？清厉鹗在《东城杂记》中说，是潮鸣寺僧将原诗首句第二字“水”改成“寺”，试图当作赵构原创，刻石于寺中，以显该寺之荣耀。而“思陵（赵构）博雅”，绝不会这样做的。

《乾隆府志》则比较直接：“此诗系苏轼所作，意高宗曾手书此诗赐寺僧。承误已久，今删。”其实当时赵构在兵荒马乱之际，为笼络扈从，顺手“抄”了一首比较符合心境的苏诗赐予，也没毛病，坏就坏在有人一定要将其刻石立碑，把事情搞大，反倒成了这座古寺的一个话柄。

清末，佛教会所在潮鸣寺内创办了佛教公立国民初等小学堂，1935年改为私立觉民小学，1956年改作潮鸣寺巷小学，当时学校前还有一水塘，留有这座临水古寺从前的痕迹。1964年潮鸣寺巷小学拆除古寺大殿，盖了新教学楼。20世纪90年代该地块旧城改造，潮鸣寺所有遗迹彻底消失，只留下了这个巷名。

古寺的艺术收藏与展览

潮鸣寺巷往南，现大学路与建国中路之间，有条不起眼的小巷叫华藏寺巷，此地原有的华藏寺开建于吴越清泰二年（935），也是钱王所建，旧名报恩院，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名为华藏寺。

清代杭州城东有沈氏两大名园半山园与庾园，两园相隔一条华藏寺巷。当时此地景色，据《东城杂记》记载：“若登庾园北楼望之，林光岩翠，袭人襟带间，而鸟语花香，固自引人入胜。其东为古华藏寺，每当黄昏人定之后，五更鸡唱之先，水韵松声，亦时与断鼓零钟相答响。门署唐句曰‘桥通小市家林近，山带平湖野寺宽。’盖实景也。”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潮鸣寺被立为丛林（较大规模禅寺），同年华藏寺归属潮鸣寺，成为其分院，但仍以旧名相称。被称作画坛“浙派”创始人的明代画家戴进与这两座寺院均有渊源。

戴进是杭州人，据说他早年是名制作银饰的工匠，所做的花鸟人物饰品精巧绝伦，后见有人销熔其作品，灰心之余改而学画。画出名后，被召任宫廷画师。戴进在宫廷画院又遭同行嫉妒陷害，不得已逃回杭州隐居于潮鸣寺、华藏寺等寺院，为寺院画佛教诸像，因此两寺均曾藏有戴进的功德画。

华藏寺巷再往南，现解放路与清泰街之间，有条长明寺巷，因原巷口有座长明古寺而得名。长明寺与潮鸣寺同时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被立为丛林，因此也曾是此地一座较大的寺院。

长明寺作为城东大寺，苏东坡好友、北宋高僧佛印禅师曾讲经于此，不过该寺最有名的还是其珍藏的佛教艺术品。五代贯休和尚著名的《十六罗汉图》就曾藏于长明寺。

《东城杂记》中说，相传明神宗时，慈圣皇太后将贯休《十六罗汉图》赐给了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紫柏真可，后紫柏因祸入狱，此画由其弟子辗转带至杭州，藏于一小庵内。清初官员严沆和医家卢之颐同为杭州人，他们得知此事后，共出千金购得《十六罗汉图》，并将此画捐给了长明寺。

雍正五年（1727），浙江总督李卫奏准将西湖孤山行宫改为圣因寺时，把长明寺的《十六罗汉图》请到圣因寺，成了该寺的镇寺之宝。后来乾隆南巡，对圣因寺的《十六罗汉图》赞不绝口，命工匠将其刻石，并在寺内特设罗汉堂供放，还亲笔为每尊罗汉修订名号、题写赞词，并一像一诗。现这座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十六罗汉刻石存放于杭州碑林，而其原画来自城东长明寺，却少为人知。

明万历年间，长明寺建华严阁，请宁波画家李麟画祖堂百像于其壁，这些佛像画十分生动形象，“行笔颤掣，衣纹如莼菜条，树石云泉，势极飞动。锡钵瓶笠，种种奇古，而唐梵相无一同者。”每到上元节前几日，长明寺僧陈设斋供，登阁观礼的游人摩肩接踵。

其实早在南宋时，长明寺的“佛教艺术展”就已闻名。《梦粱录》载：“仲春十五日花朝节，崇新门外长明寺建涅盘（槃）会，罗列幡幢香花，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

民俗文化聚会场所

长明寺巷再往南，现江城路与建国南路之间，还有条金刚寺巷，巷口原有的金刚寺也是建于吴越国时期，即后唐天成年间（926—930），原名功德院，南宋宝祐年间，宋理宗将其改名为金刚寺。该寺是当时杭人举行“迎元帅”等庙会活动的主要场地之一，每当此时，街巷人群拥塞，各种表演日喧夜闹。

由此可见，古时杭城巷子里的寺院，是当地居民节日聚会、观赏艺术以及活动交流的场所，具有类似宗族祠堂那种集民间信仰与社会凝聚为一体的功能。

所以只要以古寺为名的巷子还在，八百年前如果居于此地的“古杭人”穿越过来，还是能找到家的大致方位的，虽然这些古寺基本无存，地貌也面目全非，但这个巷名、这个曾生活过的时空，仍是一种长存的念想。

可惜的是也有很多古老的寺巷完全消失了，如长明寺巷西边原有的一条悟空寺弄。悟空寺建于后晋天福七年（942），旧名崇新，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名悟空。这座与孙悟空同名的古寺，也曾是城东一座大寺，位于淳祐桥东，门有小溪，茂树成荫，现已彻底无痕。

还有庆春路中段以北、盐桥东的原七宝寺巷，巷内的七宝寺是后梁贞明七年（921）由钱王所建的古寺，苏东坡与友人曾同游该寺并题诗，现也全部消失。

不过也有以吴越国时期古寺为名的巷子不仅保留下来，还升级成了路名，甚至连古寺也得以重建。如城北的香积寺巷与香积寺路，2009年重建的香积寺，成为京杭大运河旁的一个文化地标。古香积寺建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即吴越国存在的最后一年，当年五月，钱王宣布“纳土归宋”。

以上这些吴越国时期开建的古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到了宋朝全都更改了寺名，留下了当初“纳土归宋”后时代变迁的痕迹。此后，杭城在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也陆续建有许多大小寺观，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以寺观为名的街巷里弄，这些寺观巷弄及其背后的故事，同样具有浓浓的杭州地方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