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造大观——宋代书法及影响特展”今秋在浙江美术馆开幕，立即成为杭城的一大热门文化事件。排着长长的队伍“蜗行”观展，我忽然发现，这里每一件展品的背后应该都有其创作、品鉴和流传等方面的精彩故事，然而却因为历史文献的稀缺、古今文化的差异、主观认知的局限，我们目力所及可能只看见了其表象，它的内涵、背景、身世、交集、命运等更深层面的丰富信息，一时三刻恐怕是看不见的。

很想看见“意造大观”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大观”，于是我尽可能地开阔自己的眼界，努力钩沉、捕捉和再现那些仅存残纸片石、蛛丝马迹的历史真相，企望再有“大观”的看见，从而真切感知历史文化对杭州的意义。

苏轼最得意的书法作品

这次“意造大观”展陈了9件苏轼书迹。这其中哪一件是他的得意之作？答案是杭州钱王祠的《表忠观碑》。

一堵大墙，悬挂着四大块镜框装裱的《表忠观碑》拓本，就像洞开了四扇满是书艺风景的窗户。观者看见它，又像是书法初学者遇见了标准字帖，左右端详，一脸的惊讶、倾慕之色，又无比崇拜地轻声赞叹。确实，这篇碑文在创作上完美地结合了叙述、议论和抒情的手法，堪称写作范文。而从书法艺术上看，这大书楷体亦柳亦颜、精雅端严、遒美劲健、气韵贯连，点画撇捺无一不取法唐楷，却又蓄含苏轼自己圆润丰腴、俊逸潇洒的行书笔意，展现出一种既出于唐人楷法，又不拘于唐人楷法的创意。清人钱大昕说，这是“坡公最用意之作”，当代学者也将其视作中年苏轼大楷碑版的代表作之一。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次“意造大观”的展名即出自苏轼的这句诗。然而，你可千万别被苏轼这话给诳了，还以为宋人书法真是随手抹来的涂鸦。原是苏轼看到有位善写行草的石苍舒，号称“得草圣（怀素）三昧”，便写诗嘲讽他，诗中也自嘲写字不讲章法。其实，宋人书法的“尚意”是在学习唐人“尚法”、兼容晋人“尚韵”而形成的一代书风。就苏轼书法而言，黄庭坚说得最恰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中岁喜学颜鲁公（颜真卿）、杨风子（五代杨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唐人李邕）。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真正的“意造”，除了必须的书法功底之外，还得人品和文章加持。

苏轼四十三岁为吴越国钱氏宗祠表忠观写字、立碑，时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八月，时任徐州知州。但这事原非他的创意。熙宁十年（1077），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赵抃因为谏阻王安石变法不成，便自请外放任职，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相当于市长）。赵抃在杭州有感于吴越钱王的功德，便奏请朝廷以杭州龙山（今玉皇山）南麓的废祠“妙因院”改建为钱氏宗祠，得到神宗的准许，并赐名“表忠观”。

可是，正在徐州的苏轼，为何会来写杭州的表忠观碑文？这主要是赵抃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与苏轼一致，他的人品也是苏轼的榜样。还有就是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是赵抃的老友，加上苏轼也曾任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让文章和书法都是出类拔萃的他来写刻碑文，是不二之选。

王安石后来看到这篇碑文时，一旁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说该文明里彰显忠臣，却暗中指斥变法。但他未予理睬，而是由衷钦佩这文章写得超级棒，认为堪比《史记》写的“三王世家”，“可谓奇矣！”

苏轼自己则对《表忠观碑》的书法很是满意。哲宗绍圣二年（1095），此时距《表忠观碑》竣事也已过去了十七年，年已六十谪居惠州（今属广东）的苏轼给他表兄、也是姐夫的程之才（字正辅）写了封信：

蒙惠冠簪，甚奇！即日服之，但衰朽不称尔。全面极佳，感怍之至！岑茶已领。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附顾君的信，封角草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已白顾君其详。轼再拜。

表兄捎给他的是新款冠帽、发簪，上佳麦面、岑茶，苏轼则以杭州有人刚送到的装裱成五大轴的《表忠观碑》拓本相赠，还嘱咐道，老兄您最好挂在自家高堂的白壁上，随时一瞥，就有跟我相见的感觉哦。苏轼赠以《表忠观碑》拓本，让对方见字如面，很自信，好得意，有没有显摆的嫌疑？

表面上看，两人礼尚往来，仿佛“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但苏轼这时正身处生死存亡的凶险境地。

当年苏轼的姐姐八娘嫁给程之才后，公婆不待见，十八岁就含恨而死。苏家由此与程家断绝关系。苏轼贬谪惠州时，时任宰相任命支持变法的程之才为广南东路提刑，欲借程之才之手置苏轼于死地。不承想，程之才、苏轼二人经过四十多年的岁月磨难，尽释前嫌，重拾亲情，两人一起游山玩水，酬唱往来，不亦乐乎。这出“借刀杀人”之计就此流产。

《表忠观碑》算是在苏轼化解危难时有了一次漂亮的“助攻”。

苏轼的命落在了先他到杭州的“猛人”手里

那位想要“借刀杀人”的宰相是谁？

且看：2015年11月12日的杭州，阴。金石爱好者奚珣强一身登山装束，攀上了飞来峰西侧的莲花峰。峰顶有一处自然风化开裂的巨石，开散状如莲花。这些年来，奚珣强在西湖群山间发现多处不为人知的古代摩崖石刻，此刻他在莲花峰山顶东北石壁上，又发现了一处石刻痕迹。但因为风化严重，字迹剥蚀，现场可辨的字寥寥无几。

三年后的2018年9月9日，又见阴天，奚珣强再登莲花峰。经搜寻发现，在上次看见的石刻侧边还隐藏着一块跌落的石头，上面有字，且字迹可读。奚珣强后来跟我说，发现这两处题刻时，并没有多兴奋，因为这两处石刻史无记载，闻所未闻，起初并不确定这些字与哪些人物相关；到这年年底，奚珣强做了大量案头工作，两相比较，翻检文献，像破案似的，终于考释出其中字迹，当确定其中的“建安子厚”就是章惇时，激动啊！

这两处题名的写刻时间在同一天。第一次发现的题名涉及五人，释文右起：“安陆郑獬毅夫、晋昌唐诏彦范、平原鞠真卿□济、建安章惇子厚、南舒汪辅之正夫，熙宁三年（1070）正月壬子游灵隐、天竺，上翻经台，遂至莲花峰。”

第二次发现的题名涉及三人，释文左起：“安陆毅夫、建安子厚、南舒正夫，壬子同游。”

那么，这个章惇为什么让人激动？

题名中的第一人郑獬，字毅夫，这是个牛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的状元，熙宁三年正在知杭州任上。但这里要抓重点的是章惇，字子厚，福建建宁人，他比郑獬更厉害，北宋政坛上的猛人。王安石变法时，章惇是变法“新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哲宗元祐八年（1093）章惇拜相，强势重启一度被废的新法，并对反对变法的“旧党”毫不留情大加贬斥。这其中，他与苏轼之间便有了一段你死我活的“恩仇记”。

苏轼在朝因诟病新法而不容于王安石，熙宁四年（1071）出任杭州通判。“意造大观”特展上有一件苏轼等人在熙宁六年（1073）游览西湖南山时留下的《石屋洞题名》：“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对照前述《莲花峰题名》的纪年，可见章惇要早于苏轼涉足杭州山水。

事实上，章惇、苏轼二人早就相识。两人都是超级学霸，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同科进士。但有个性、有脾气的章惇更生猛。因为其族侄章衡高中状元，他耻于其下，拒受进士登第的敕令。两年后他再次应举，又再次进士及第。他俩初任地方官时，还曾结伴游山玩水，摩崖题刻。

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亲政，启用司马光等旧党人物当政，尽废新法。哲宗元祐元年（1086）某日朝堂上，章惇与司马光大起争吵，激愤之下顶撞了旧党的后台高太后，结果吃不了兜着走，被踢出京城。章惇离京时，已被高太后召回朝堂任要职的苏轼给他写了封信：

轼启：前日少致区区，重烦诲答，且审台候康胜，感慰兼极！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人还，布谢，不宣。轼顿首再拜，子厚宫使正议兄执事。十二月廿七日。

大意说：收到您的来信，得知贵体安康，我很欣慰。归隐山园，这是咱们从前的共同心愿，现在您却先我实现了这个愿望，好羡慕啊！我现在恐怕与世俗的缘分太深了，真不知道啥时能像您一样脱身而退。没能再见上一面，跟您聊聊往事，真是遗憾！

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这是苏轼拿手的书风，用笔丰润沉着，转折自如从容，笔画短长肥瘦各有度，字形扁平横逸极坚实，构成了全篇书法端庄浑厚又不失俊秀的风采。就如他自己说的：“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件书法不拘泥于古人章法，自出新意，开创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片艺术新天地。

可是在章惇眼里，什么归隐夙愿、世俗尘缘，你嘴上说得轻巧，还不是在显摆你现在的官运亨通、春风得意。得了便宜还卖乖，却来嘲讽我的落魄失意，什么人品！七年前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当时如果没有章惇替他说好话，恐怕早去领“盒饭”了。可现在章惇也面临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却得到了这般冷嘲热讽。想到这些，章惇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

其实，苏轼也就是“老顽童”脾性使然，对老友的官场吃瘪开刷幽默了一把，并无什么坏心，更无害人之心。但文学家不懂政治家的心，这封信最终成为苏轼一贬再贬、差点怀疑人生的“引子”。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朝堂风向瞬间逆转，章惇重出江湖，入朝拜相。以章惇“硬朗”的行政作风，旧党一派遭到了彻底清算。苏轼、苏辙两兄弟一块被贬岭南，不是让他们去那“反省”，而是要置之死地。于是就出现了前文讲到的“借刀”程之才的故事。也亏得杭州人千里迢迢将他的《表忠观碑》拓本送到惠州，无意间成了苏轼、程之才二人重拾亲情的一个媒介。章惇“借刀”不成，又想到苏轼字子瞻，便找形似的字，将他贬去更遥远的海南儋州。同理，苏辙字子由，“由”跟“雷”字有点像，就撵到广东雷州去吧。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政坛上遭遇的种种不堪，反倒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伟大功绩，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章惇更是没有想到。

大宋最好的字，却碎了一地

苏轼的字在宋代是写得最好的，就像他在文艺圈的其他创意和作品一样，都是“时尚”的标杆，“苏体”就是大宋最流行的书体时尚。可现如今它们都在哪里可以看见？

在“意造大观”特展上，可以看见一件苏轼等人在元祐五年（1090）留下的《大麦岭题名》拓本：“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那天二月二日（有说是“三月二日”），苏轼等四人出游天竺、韬光，途经西山大麦岭，歇脚岭上观音阁时，顺便留下了这处题刻。端楷大书，字画左低右高、典雅俊瘦，与苏轼的丰腴书风略异。

注意！这可是现存苏轼留给杭州的唯一一件写刻真迹。

前述《石屋洞题名》原刻仅存残迹，现在所见为今人据旧拓本重刻，且拓本上“苏轼”二字似有后人补刻痕迹。2023年初的“湖山镌永”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有一件北宋游茂先等人的《水洞题名》拓本，其最右一行字为“苏轼子瞻”残刻，虽然颇见苏体字的丰厚圆润，却有刮铲痕迹。“意造大观”特展的4大块《表忠观碑》也非苏轼书刻的原石，而是南宋重刻本，且为断石。一旁陈列的4小块南宋重刻碎石更让人叹息不已：多好的字，竟然碎成这样！

在此要为章惇说句好话，他将苏轼置之死地，却并未将苏轼的著述、书画等作品禁毁。即便是苏轼刺痛他的那封信也未撕个粉碎，而是妥妥保存，传至今日，后人称之《归安丘园帖》。

崇宁元年（1102），宰相蔡京鼓动徽宗厉行党禁，将元祐年间旧党及议论过激的大臣，死活不论，共计309人，其中宰执文臣以司马光为首，待制以上官员以苏轼为首，列籍刻碑，“扬恶”各州。章惇本属新党，却以“为臣不忠”之罪与苏轼等人同登党籍碑，还两见其名。

与此同时，苏轼等人的诗文印版、碑碣榜额等，一律禁毁。杭州不是“法”外之地，苏轼的字基本上都被挫骨扬灰，齑粉无存，仅有《大麦岭题名》成漏网之鱼，未遭肃清（章惇的两处莲花峰题刻居然也逃过一劫，真够幸运）。这也是为什么杭州其他的苏轼题写石刻多为后人重刻的原因。

《表忠观碑》原刻下落不明，南宋时虽得以摹刻重立，但它之后的命运依然坎坷。明代时该碑已碎裂残泐（音lè，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嘉靖三十六年（1557）杭州郡守陈柯重摹刻石，立于钱王祠。清乾隆二年（1737），南宋刻碑第一石和第四石得以出土，却已断缺了下截。这次“意造大观”展陈的就是这两石的四面晚清拓本。民国三十六年（1947），碎成10小块的南宋《表忠观碑》第二石被金石家陈锡钧发现，移至钱王祠保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钱王祠改作杭州动物园，后又改为聚景园，原有藏碑大多被毁，仅存明代陈柯重刻的第一、第三、第四石。民国出土的10块残石也全部失踪，直到2020年，钱王祠在整修中重新发现了其中的4块，双面刻字，合计8面33字。尽管只是4小块残石，但依然值得珍视。

尽管明刻《表忠观碑》也仅存3石，但它的拓本却传之甚广，不但中国有藏，日本也有收藏，今天的人们仍然能看见它、膜拜它。这也是我们可以看见的苏轼的伟大之处，他的文学典范、艺术魅力和人格精神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化力量，遗韵千年，历劫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