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桥与临平相邻,地名缘起于300多年前架在上塘河上的一爿单孔石拱桥——五云星桥。民国《杭县志稿》载:“五云星桥在临平安隐寺西五里。或云康熙年间建。桥刻五云星桥。”

二千年前,这一带为临平湖,湖面烟雾微茫、船帆点点,方圆有几十里之广,湖岸旁有一山,山不高,却是四季青翠,十分养眼。唐宋时,青山为畔的临平湖是仁和一带著名的旅游胜地。

1.三山兀立

皋亭山自西往东绵延十八里,山脉走势为半山、黄鹤山、元宝山、皋亭山、桐扣山、佛日山,其中黄鹤山、桐扣山和佛日山三山兀立于星桥境内,占据了皋亭山系的大部分,且皆为古今名山。

半山近旁的黄鹤山是皋亭诸山中的次高峰,但估计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主峰皋亭山海拔也才361米。南朝梁代吴均编撰的《续齐谐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叫王子安的仙人,骑一黄鹤在此山停留过,山名便取于此。旧时,山上有黄鹤楼,山腰有一石洞,名黄鹤仙洞。山西有留月泉,山巅有一龙池,池水清澈而终年不竭,且池出云必雨,可见其景色是如何奇特不凡,难怪元末山水画大家王蒙会选择此山山坞结庐隐居,卒后又葬于此。

桐扣山东依皋亭山,远古时为临平湖一方湖岸。北魏郦道元《水经·渐江水注》载:“ 《异苑》曰: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道明了桐扣山的来历。文中提及的张华是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的作者,广闻博识,见识非凡,因此,当时要将这样一个众人不解的自然现象询问于他。诚然,1500年前的《异苑》所述,不过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传说而已,不可全信,但它至少证实了早在1700余年前的西晋时期,临平湖及其湖岸边的桐扣山已存在于自然界。至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年—1627年),仍有僧人在临平湖上建造石鼓亭,到了清朝,石鼓亭还在,但临平湖已变迁成一汪小湖,而湖岸边的桐扣山则兀立如初。

佛日山与桐扣山为邻,山下有佛日坞,坞内“溪流屈曲,丛木交映,水底怪窦如玛瑙色,细蒲翠滴”,还有一曰佛日院的寺庙,由吴越王钱弘佐在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所建,后毁而复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更名为佛日净慧寺,占地四十余亩,有殿堂九百九十九间,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并逐渐形成寺院群落,鼎盛时期有僧众八百余人,与灵隐寺西天竺相当,故又称东天竺。上世纪50年代佛寺再次被毁,2015年初经乡人发起复建,定名为佛日隆昌寺。古有一山道直通佛日寺,这条千年古道在2013年才被人发现,长三百米左右,宽约两米,路面铺有山岩碎石,有一段二十米左右的山道保持完整。据考,古道的始建年代至迟在后唐清泰二年(935年)或后晋天福七年(942年)。

佛日山与佛日寺为古代文人学士游览、吟咏、惜别之地。宋时,苏轼看中寺院附近的一尼庵——向上庵的静寂,在庵内读书作诗。熙宁九年(1076年),杭州知州陈襄奉调南都(今河南商丘),时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在此寺为其送行,恋恋不舍。还有秦观、黄庭坚、陆游、楼钥等均到此山、寺游览、逗留并留存诗章,致使佛日寺以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至今仍闻名于世。

2.王蒙居隐黄鹤山

2011年6月4日晚,北京亚洲大酒店。

这里正在举办保利2011春拍夜场,现场座无虚席,全是竞买人。这回拍卖的是一幅古画——距今有近千年的元末山水画大师王蒙(1308年—1385年)的名画《稚川移居图》。大家议论纷纷,估测它的成交价不菲。果然,拍卖师的开槌价就高达1.1亿元,经过19次的叫价,才被一名买家怒砸3.5亿元收入囊中,加上佣金,最后成交价高达4.025亿元,与我国古代书画艺术品拍卖最高价的黄庭坚书法长卷《砥柱铭》只相差了3430万元,不由令人讶然侧目。

在元代,汉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加上王蒙又长期隐居山间,为人低调,故今人知之者寥寥。他出生于浙江湖州(今吴兴)的一个书画世家,字叔明(一作叔铭),在40岁左右隐居于余杭星桥的黄鹤山,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故自号黄鹤山樵、黄鹤山人、黄鹤山中樵者等。期间,时常和黄公望、倪瓒等画友在山间聚会,切磋画技并一起作画,创作了不少传世名画。

王蒙之父王国器,工诗词,好收藏,亦长于书法,于大德年间娶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四女儿为妻,此后,王氏与赵氏便成了姻亲。王蒙自小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接受长辈的言传身教,受外祖父赵孟頫的影响尤深,加上他不凡的天赋,擅画山水,也兼画人物,还工书法,逐渐成为元代画坛泰斗,与倪云林、黄公望、吴镇被称为画坛“元四家”。

王蒙的山水画重峦叠嶂,长松茂树,间有各色人等,以繁密见胜,气势充沛,变化多端,主要取材于他故里湖州的卞山和余杭星桥的黄鹤山。卞山又名弁山,在湖州城西北九公里,雄峙于太湖南岸,主峰云峰顶海拔521.5米,是这一带不多的高峻雄伟的大山;黄鹤山虽没有卞山的高大与气势,却也不失突兀险峻。前者自幼就烙印在了王蒙的脑海里,所作《青卞隐居图》获称“天下第一山水画”;后者为画家长期体验、感受,有《春山读书图》、《谷口春耕图》(又名《黄鹤草堂图》)、《黄鹤山麓》等著名画作。

晚年,王蒙不甘寂寞,不愿放弃入仕的机会,不过做的都是地方官,官位也不大。元末,张士诚占据浙西,他应邀为理问、长史。1368年,朱元璋推翻蒙元开启明朝,王蒙出任泰安(今属山东)知州厅事。此间,在画坛名噪一时的他曾受邀到左丞相胡惟庸相府去观赏他收藏的书画名作。但这位七旬才初涉官场的画坛大家哪知仕途险恶,一不留神便陷入胡惟庸案中遭来一场灭顶之灾。

明代洪武年间有四大令朝野震动的案件,胡惟庸案是其中最大的一桩,因有人告发他试图“谋不轨”,在朝廷抓捕后的第二天就被诛杀,并灭了九族,还有多名重臣处斩,受牵累而被害者多达三万余人。可怜王蒙只在相府看了一番自己喜欢的书画,也被当成胡惟庸的同党投入监狱,一个年近八旬的文人画士怎受得了牢狱之苦,没过几年,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便死于狱中,我国绘画史上一位杰出的山水画大师就这样最终在仕途没逃过凄惨的命运。

3.楼钥的佛日山行

“晓出都夺暮入山,杖藜萧散易开颜。松风五里未行尽,隐隐疎钟紫翠间。”诗作者南宋人楼钥,除作《佛日山》外,还有一首五言长诗《宿佛日山》。进入山清水秀、风光静好的佛日山,楼钥又是日游又是夜宿,感受从松林间吹来的山风和山花飘香,在幽静中倾听汩汩流淌的泉声和从远处寺庙传来的稀疏钟声,身在紫翠间不要太舒服,兴致自然好得非同一般。

在南宋朝廷任要职的楼钥,一向以敢于直谏,无所避忌出名,连光宗也怕惹毛他,怵他三分,说“这个楼钥我也怕他”。啥?皇帝还会怕臣子?这还真不是随便说的,有《宋史·楼钥传》为证:“除考功郎兼礼部。吏铨并缘为奸,多所壅底。钥曰:‘简要清通,尚书郎之选。’尽革去之。改国子司业,擢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诰体,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意思是说,楼钥官拜考功郎兼礼部。典选者在官员选拔时乘机为奸,使很多人遭到阻滞。楼钥说:“简明切要清通,是尚书郎的人选。”将弊病全部革除。楼钥擢升为起居郎兼中书舍人。代言坦明,合制书体,封还不合规定的章奏无所回避。宫中有人私自请托皇上,光宗说:“楼舍人我亦怕他,不如算了吧。”“楼舍人”即中书舍人楼钥,连光宗也说“朕亦惮之,不如且已”,谁还敢招惹他?可见替朝廷起草诏令,“代言坦明,得制诰体”的楼钥权威颇重,是个厉害的角色。

大定年间(1161年—1189年),宋辽、宋金之间仍保留着在旧历年前向对方派遣使者,于正旦(春节)向皇太后、皇帝、皇后互相道贺致礼的礼仪,出使者名为贺正旦国信使。大定九年(1169年),楼钥舅父,试吏部尚书汪大猷与宁国军承宣使曾觌担任贺正旦国信使

出使金国,楼钥为书状官随行。

在一路往北的行程中,楼钥经常耳闻目睹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于是按日记载,有闻日

日记甚丰,无闻日日记为空白,不拘一格,视听闻而定。日记囊括了天气、行程、道里、城郭、古迹、人物、风俗、饮食、物产、典章等诸多内容,着重记述金中都(今北京宣武区域)的见闻及使节入贺的诸多礼仪,同时还详尽描述汴京沦陷后的凄凉景象和遗民困境,包括与北宋遗民对话详录,金人对遗民的驱役与压榨,汴京城中娼妓盗贼盛行、货物奇缺与物价奇高等诸多畸状,其中亦偶有诗作,后成书为《北行日录》,是楼钥早期的一部重要著述。因其所记内容独特,记述又自成一格,有别于普通的纪行之作,在宋代笔记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楼钥在宋宁宗时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因不愿依附于权相韩侂胄而受其排斥告老返乡,在家读书授徒,如此过了十三年的常人生活,直到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人暗杀,朝廷又重新启用楼钥为翰林学士,“时钥年过七十,精敏绝人,词头(朝廷命词臣撰拟诏敕时的摘由或提要)下,立进草(词头刚刚发下来,立刻就能呈上制书草稿),院吏惊诧。入朝,陛楯(音shǔn,选拔意)旧班谛视(仔细地看)钥曰:‘久不见此官矣。’位两府者五年,累疏求去。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宋史·楼钥传》记述了晚年楼钥再次入仕依然精敏过人的情状。

楼钥文辞精博,晚年好作近体诗和绝句,“工于声偶,往往流丽”,有集一百二十卷。

4.与杭州通判擦肩而过的秦观

哲宗绍圣初年(1094年),与苏轼同在内廷为官的秦观因深陷党锢之争也被迫离京外放杭州通判。但这位倒霉的杭州通判还没来得及准备行装又遭御史大夫刘拯的指斥,再次被贬为监处州(今丽水)酒税,在赴任路上与杭州擦身而过。

秦观不断受贬,仕途凄苦曲折,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才被召还衡州(今湖南衡阳),在行至滕州(今山东枣庄)光华亭时突然卧地,口干舌燥的他向路人索要水喝,待有人将一碗水端到他的面前,他微微睁开眼睛勉强地露出一丝笑容,竟然“视之而卒”,时年五十二岁。

苏轼听闻门人秦观死讯后悲恸不已,长叹道:“少游不幸死于路上,太悲惨了!世上难道还会再有这样的人吗?”两日水米不进。一年过后,苏轼也撒手人寰,卒于扬州。两人亦师亦友的关系延续了各自的后半生。

被称作“婉约派一代词宗”的秦观(1049年—110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七岁时,父亲游太学归来才替他取单名观,字少游。十五岁丧父,十九岁娶妻,三十岁开始与苏轼结交往来,直至凄然离世。

“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秦观年轻时就十分仰慕苏轼,熙宁八年(1076年),他为高邮同乡湖州知州孙觉的幕僚,为了得到苏轼的关注,动足了脑筋,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秦观听闻苏轼将要去扬州的消息,便提前在扬州大明寺壁上题诗一首,不久,苏轼和好友孙觉一起游大明寺,发现壁上题诗,一字一句读来,震惊莫名,大加赞扬。时隔二年之后,秦观入京赴考,途经徐州,特意前往知州府拜见苏轼,并作《黄楼赋》,苏轼读后赞其“有屈(原)、宋(玉)才”,就此归入苏轼门下,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

秦观与黄庭坚交往甚密,称黄庭坚为“江南第一等人物”,互有酬咏。秦观曾作词《八六子 倚危亭》相赠:“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此词很好地体现了秦观词作“婉约凄清”的风格。

秦观科考并不顺利,36岁第三次赴考才得中进士,任定海主簿,但未走马上任。三年后被召至京师,以应制科,第二年,在苏轼的举荐下出任太学博士,后又升迁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但很快便与苏轼一起深陷党锢之争,遭受异党的猛烈排斥开始踏上了长达近十年的贬谪之旅。

秦观途经杭州赴处州上任时,作一诗《赴杭至汴上作》:“俯仰觚棱十载间,肩舟江海得身闲。平生孤负僧床睡,准拟如今处处还。”但在处州任上只待了一年,又被贬郴州(今属湖南省),再远谪横州(今广西横县县城)。元符元年(1098年)九月,下诏免除公职,被移送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编管,此时苏轼也谪居儋州(今海南省),两人远隔一条有数十公里宽的琼州海峡,第三年六月才得以在海康(属今广东雷州市)相逢,将别时,秦观作词《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以赠苏轼。不想,这首满是愁苦的词作竟成为他与苏轼最后的诀别。

苏轼与秦观曾一起游览余杭佛日山佛日寺,苏轼留存诗作《游佛日寺》:“佛日知何处?皋亭有路通。钟闻四十里,门对两三峰。”并作《佛日山荣长老五绝》。秦观也有诗作《游杭州佛日山净慧寺》:“五里乔松径,千年古道场。泉声与岚影,收拾入僧房。”两首五绝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佛日山和佛日寺秀美静逸的风光。

5.星桥与临平新区

本世纪初,星桥因天都城和天都公园而名声在外,天都公园内的天都湖为其一景。天都湖由黄鹤山、桐扣山、佛日山合围的残体湖泊挖掘而成,湖边设有人工沙滩,构成“一湖三山”的景观格局,加上园内的各色建筑,颇引人注目。

现下,余杭区规划了133.9平方公里面积的临平新城,星桥核心区为其主要地段之一,之后,星桥的变化变得更为鲜明和深刻。

在建工程余杭区体育中心,将承办杭州亚运会足球、排球、空手道项目的比赛;已建成开放的余杭区文化艺术中心,其中的余杭大剧院有大小剧院、展览中心及配套商业。这两大文体中心的建设,不仅使临平新区被人们广为瞩目,也使得附近的星桥人大开眼界并提升幸福感。

杭州地铁三号线星桥站,拥有9个出入口,是城东北最大的地铁站。此外,“三环一路”的留石快速路(余杭段)也即将开通。愈发发达、便捷的交通有力地强化了星桥未来的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