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潇暮雨碧云寒，冶梦烟花梦已阑。至竟东青桥下水，居人识作武陵看。”这是清代文人吴锡麟的诗作《菜市瓦》，描述了当年菜市桥堍瓦舍表演的场景，也展现了人们在市井娱乐中的那份沉迷。古时的杭州东城，东街尤其是菜市桥一带是最富人间烟火味的，这与城郊融合、市民聚居、民众勤劳淳朴，以及流淌了千余年的东河、物质和文化交流异常活跃等因素有关。那么多年过去了，街衢的面貌也已换了一次又一次，但行走在这片街区，依然能发现很多珍贵的人文细节，依然能闻见那熟悉的烟火味儿，这是生活的温馨和醇厚。

孙侃

1.昔日的菜市门，即为今庆春门之前身

菜市门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为杭州古代东城门之一，原址在今东清巷与庆春路交叉口附近，东河之西，原名东青门。南宋杭城有“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之说，“东菜”即是指东青门外的大片菜圃。城外的农人向来以种菜为业，担菜到东青门外的桥边来卖，形成集市。那座桥横跨东河，东河因此被唤作“菜市河”，那座桥被唤作“菜市桥”，东青门也被叫成了菜市门。菜农运菜进城，担粪出城，均由此门，“庆春门外粪担儿”（或曰“太平门外粪担儿”）即为此谓。《淳祐临安志》载：“城东，菜市桥，菜市门外。”说明今东清巷以东都是菜地。

元末张士诚东拓城垣，菜市门被移至贴沙河之西。新的城门外那座桥名曰太平桥，城门也就改称为“太平门”。明时，城门始称为“庆春门”。此名的由来，与庆春门的“东郊迎春”习俗有关。旧时芒种节气前，杭州官民都会到庆春门外先农坛迎请芒神，祈愿一年丰收。昔时有诗云：“迎春东郊可以观，鞭罢土牛鞭春官。”说的就是这件事。庆春门内大街，即庆春街，向为繁华街衢，庆春门外的那条小路，则一直通往种满各色菜蔬的田圃深处。

然而，尽管南宋后此地已成闹市，却因距钱塘江不过数里，加之堤塘防御能力弱，江潮竟能涌至城内。宋嘉熙年间（1237—1240），即有“江流失道，径奔菜市，吞吐沃野，日数百尺”之潮灾。而若夜深人静，侧耳倾听，还能闻得钱塘涛声。今菜市桥东北有潮鸣寺巷，昔有潮鸣寺。据传宋高宗赵构南渡时曾宿此寺，夜半耳闻江涛，以为金兵追至，大骇，后来方知为钱塘潮声，遂赐以“潮鸣寺”之名。

张士诚拓城后，城门东移，但菜市桥依旧在老地方，菜市也越来越兴旺。宋元以后，漕运、水运更显繁忙，菜市河边布满河埠，主要是用来装货卸货。各类物资在此集散交流，再多的河埠往往都不够用。清陈晓春《东门菜市》诗曰：“园蔬风味忆桥东，压担依然聚晚菘。地号青门曾结市，人来白叟惯为佣。一文钱买还求益，七石缸腌幸不空。且喜苍生无此色，年年雪圃甲开红。”至民国，菜市桥堍米行、货栈、商店、菜馆众多，委实成为杭州城内的百货商贸区。当然，此时的货品早已不单是蔬菜了。

2.菜市桥与东河相辅相成，互为繁盛

东河开凿于唐代。南宋以前，此河与城南的保安水门相通。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62）德寿宫扩建，填没南端，留下断河头地名。明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卷十四载：“（菜市河）又曰东运河，其源本通保安水门，自宋筑德寿宫而湮之，故称断河头也。其水过斗富桥、春熙桥、淳祐桥、横河桥、庆春桥、坝子桥，出艮山门水门。”这应是明代东河的基本形态。明沈守正著有《运河议略》一书，将此河与上塘河（其时两河相连）合称为中河。清以后称东河、上河，如《杭州地理纪要》称其为东河，沿用至今。清嘉庆《仁和县志》卷二亦称东河为东运河，可见宋元以降，此河一直为杭城重要的运输河道。

众所周知，中河南端与钱塘江相通，以前一直是杭州城里最重要的水运要道。中河与钱塘江沟通处有一龙山闸（闸址在白塔岭附近，上世纪50年代闸废，后改由涵管通江），引江水北流，城内诸河皆由中河补济水流，东河也不例外。坝子桥至万安桥段，中河水通过新横河直流东河；万安桥之南，东河又通过横河与贴沙河相通。横河在1956年被填废后，东河多次出现淤积现象，过几年就得疏浚一次。东河最近的大规模疏浚是在1984年实施“中东河治理工程”期间。

由此可知，没有东河在城内水运、贸易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菜市桥不可能如此繁华，而倘若没有这处繁华的街区，这条河流就不需要流通数量如此庞大的各类货物，东河也无疑将寥落很多，何况它已被截断，更容易淤积直至废弃。可见两者在形貌形成、功能定位、街区成熟等方面，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关系。

菜市桥一带向来拥有便捷、实惠、朴素的商贸特征，其街区的一大文化特色，是浓郁的市井味儿。每一家店铺都是普通市民所开设，出售的商品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服务对象都是普通市民。居住在菜市桥和东河两侧的，大都仍是操着杭州话的普通居民，选择任何一条旁侧的巷弄走进去，都是模样相似的楼宅，阳台上晒满衣物，孩子们在巷子里快乐跑动，完全是一幅典型的城市风俗图。哪怕巷弄里忽地出现一幢老房子，深宅大院的那种，也已挤满了普通住户，这样的状况一直保持到本世纪初。杭州的市井文化中，还保留着传承自近千年前的南宋遗风，如菜式丰富、注重衣饰、钟爱戏曲、喜爱字画等，仍渗透在日常起居、待人接物等细微处，有人说，杭州人连说话都比别的地方软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一市井文化特色在此极为鲜明。

3.密匝相挨的小店小铺惜已销声匿迹

1919年，庆春街拓建，菜市桥不再是石阶拱桥，而改为半椭圆形拱桥，桥面由石板路改为沥青铺设，可供车辆通行。此时的菜市桥街区已成为可与旗下大街、清河坊大街比肩的杭城繁华地，“朝有菜市，日有货市，晚有夜市”“菜摊收了摆茶摊，菜摊收了摆货摊”就是当年的菜市桥盛景。尤其是在清明前后，来自杭嘉湖的大批香客乘船，在东河码头上岸后，逛菜市桥、购买“五杭”，乐此不疲。

日寇占领杭州期间，汉奸、霸头、地痞等结成团伙，投靠日寇，组成“四大金刚”“三个半麻皮”等黑帮，在此划地为王，统治着菜市桥、万安桥一事，专事敲诈勒索菜贩，欺侮百姓，使得菜市桥一度有鬼门关之称。黑帮横行的状态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菜市桥、万安桥，蛇虫八脚到处跑，穷人度日难度年，鬼门关里受煎熬。”即是当年流传于杭城的民谣。民众渴望过太平日子、期盼解放的愿望十分强烈。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来杭工作，经常从半山乘公交车在菜市桥出没。其时，菜市桥及周边街区仍异常热闹，小店小铺密匝排列，屋檐下还有不少小摊小贩。1992年庆春路全路拓宽，菜市桥拆建为平桥，与道路完全拉平，连一点点拱形都没了。我几乎目睹了菜市桥老桥被拆、新桥渐渐建起的全过程。记得新菜市桥刚刚铺架好桥面后，那极其宽阔的桥面让我惊叹不已，只是从此以后，菜市桥及周边再也见不到密匝相挨的小店小铺，它完全沦为一处司空见惯、无甚特色的城市十字街口，经过菜市桥时也没了往昔的急着下车的冲动。

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城东简陋、破旧，却有着另一番别样的味道，至今仍不无留恋。那些年，我经常在菜市桥或庆春门下了公交车，跨过贴沙河，沿太平门外直街去寻访一个文友。那时的庆春门外，华家池畔的浙江农业大学是一个美妙的所在，书声琅琅，景色宜人，但校园外的凯旋路、太平门外直街等仍颇显凋敝凌乱，尤其是庆春门以东的太平门外直街两侧，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景色。那时既没有庆春东路，也没有秋涛路、新塘路，所以沿着这条略有弯曲的狭窄长街前行，不知道何时是尽头，反正旁边没有别的路，一路走下去就行。这条小街酷似某个乡镇的一条偏街，两边也是两三层的农居房居多，路边不时有菜摊、水果摊、杂货摊等出现，让我颇感亲切。忽地感到，在这座城市里，稍转个身竟是另一番景象，它距我的家乡其实并不遥远。

4.莲池大师曾在桥畔燃起袅袅香火

当然，菜市桥一带并非只有集市和住家，还有很多与文化、教育、娱乐场所，在古代，这三者又往往会融合在一起。菜市桥一带人气极旺，市井文化、宗教文化、教育传授乃至高雅艺术也在这儿滋生、滋长、扎根。

据清代文人何兆瀛所撰《老学后庵忆语》载：莲池大师与其配沈夫人同修道，而夫人得道较早。考杭州菜市桥河下向有寺，沈夫人木主供其中，招尼僧常住司香火。州人皆称为沈庵。自经乱后，尼僧主持不得其人，又经官葺庵屋，逐尼去，改为东城讲舍。有诗云：“儒门仙眷佛因缘，证果由来有后先。遥睇五云山下路，千秋不坏此青莲。”

莲池大师（1535-1615）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别号莲池，因久居杭州云栖寺，又称云栖大师，清雍正中赐号“净妙真修禅师”。上面这段文字记录了莲池大师曾在菜市桥的一段经历。

因念及莲花大师及汤氏的功德，即便在他们圆寂后，他们的木主前依然香火不断。何兆瀛的生卒年为1809年至1890年，与莲花大师相隔300年，而此寺和讲舍的香火一直能在菜市桥下延续，足见莲池大师为人为学影响之深广。

清人吴耀炳曾在《东城杂记》诗中云：“飞絮垂扬闹晓莺，杂花一树不知名。庆春桥拟携家住，卧听东河流水声。”突出描写了当年菜市桥（诗中称庆春桥）的风流雅致。事实上，自从这里渐渐成了杭州城内的繁华地，不少有钱人，包括若干文化人，在此买地起屋，常年定居，“弥望的菜圃逐渐被蚕食了”，同时也丰富和繁荣了这里的文化业态。唐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以《长生殿》留名于世的清代剧作家洪昇，都曾在距菜市门、菜市桥不远的地方居住，从外地流寓杭州的文人墨客，不少也都落脚此地。

5.菜市瓦子传出的悠长弹唱勾人魂魄

宋元时期，菜市桥南今瓦子巷一带，有菜市瓦子（曲艺表演场所，又称“勾栏”“瓦肆”“瓦舍”），为杭州民间重要娱乐场所，经常聚集大批观者。清乾隆年间（1736-1796），菜市桥畔出了个名叫王青翰的盲女，因在家排行居三，人称王三姑，长相清秀、仪态万方，聪明伶俐、口齿清晰。从小就熟稔三弦弹奏，既善唱，又能写诗。等她长大成人后，名声更大，引得全城的富豪权贵痴迷她，为她叫好。可是，王青翰并不过于爱钱，甚至视钱物如粪土，而喜欢与文人打交道，这让文人们对她更为倾倒。

每当酒阑兴至，王青翰就开始献艺。据《杭郡诗续辑》记载，王青翰唱起“张紫烟放秦”“杨玉环马嵬”等曲目，转喉引声，时而摹拟英雄悲愤之声，时而表现儿女缠绵悱恻之情，不单是惟妙惟肖，还有其巨大的感染力，清代诗人、书法家王文治十分痴迷王青翰的演艺，特地为她书写了“青翰舟”匾额。因为有了这个奇女子，那时的菜市桥一度成了文化人、曲迷者的仰慕之地。

菜市桥当然不只出过这一个王青翰。宋元之后，勾栏瓦肆在杭州颇为兴盛，虽然菜市桥与吴山皇城并不毗邻，皇家的文化娱乐业相对远离，却反而推动了市井文化娱乐业的兴旺。至明清两代，菜市桥一带依然“群屐名流，酒地花天，乐几忘死”，也有曲艺、杂耍、魔术之类的民俗文艺演出，地方戏尤其能吸引人。总之，菜市桥既有浓郁的人间烟火味，也不乏文化神采。

“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担忧”，杭州人向来乐于此道。在杭州，民间娱乐文化业始终发达，南宋以降更显兴盛。当时，杭州人闲暇时去戏楼看戏，去茶馆听“说大书”“唱小热昏”，往往是最大的娱乐消遣方式，老城区的商贸集中区，甚至陋巷深处，都会有若干茶馆酒肆，附近的人们趋之若鹜。

杭州老底子的茶馆基本上是一日三市，早、晚市较忙，下午较空，老板为了吸引茶客，都会在下午及晚上请艺人说大书、讲评话。有的茶客正是为了听说书，中饭吃完就来到这里占位子，真可谓顾客盈门。而那些相对偏僻的茶馆茶室，接待的主要是熟客，看起来门面不大，但因老板和茶客互相了解，老板尤其对茶客的爱好了如指掌，所提供的曲目很合胃口，有时甚至还会有名角出现。

当然，因为必然考虑台下观听者的兴趣，茶馆里安排的大多为通俗易懂、扣人心弦，且有一定寓教作用的曲目，如讲述忠臣义士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有《金台传》《明清八义》《施公案》《水浒》等，讲述“打江山，夺社稷”的，有《三国演义》《隋唐》《东汉》等，都颇受欢迎。“杭州大书”是具有杭州本地特色的民间评话，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话”，元明时分支为“评话”和“评词”两种，出现脚本。因评话只说不唱，清代称“说书”，杭州人俗称为“大书”。清乾隆四十年（1775）出版的《武林新年咏》中，有钱塘文人黄模诗一首：“剑戟飒浮空，风云谈笑中。摇头类优孟，抵掌现英雄。委巷从教塞，书生孰最工。请看新报纸，早降幸诸公。”从中可见当年杭州的茶馆里，上演评话曲目的盛况。

据统计，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杭州城内共有大小茶馆276家，到了1955年猛增到355家。这355家中，今下城区范围内，就有茶馆77家，而从菜市桥到艮山门这一段的建国北路上，就有18家，其中像长乐春、龙凤居、东兴、沈发记等茶馆颇为有名，茶客听众大多为附近的商行老板、小机坊老板、营造厂作业主等，往往是忙碌了一整天之后，在茶馆里放松身心、找些乐趣。

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菜市桥及周边的平民，其主要娱乐方式除了麻将，依然是听戏、听说书。麻将需有资金，且有输赢的压力，在茶馆里消度无疑更加合适。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菜市桥堍七转八弯的巷弄里，还有不少“炮仗炉子”，即专门为附近居民提供开水的小茶铺。找一处小茶馆，喝上一杯茶，吃上一碗阳春面或者一客小笼包子，如果能听上一段戏，这日子那实在是太美妙了。当年这颇为诱人的深巷风情，至大规模的旧城改造逐渐推开，方才销声匿迹。（本版图片由孙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