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保存下来的“天险”——五家寨铁路桥

今年7月的一天，省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吴缘跟我讲，有一位美国回来的老太太，父亲在抗战中是云南铁路的负责人、远征军中将司令。她就是浙江初排《采茶舞》时的编导、浙江歌舞团一级编导，1993年退休后赴美担任中美舞蹈社艺术总监，今年83岁的沈蓓。

7月24日，气温39℃。老太太一早从闲林埠坐公交车赶来，我们一聊就是四个小时。沈蓓一家的故事实在是太多、太精彩了，这里只讲她父亲沈昌的故事。

我母亲何宛方是中国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新女性，结婚前刚被任命为苏州振华女中校长。为了我父亲，她辞去工作，一心相夫教子

我的父亲沈昌，桐乡炉头人。炉头现属乌镇，去过的人一定对那里的一只大锅有印象，那就是我们沈家的。据说明朝时，沈家制铁器参与抗倭有功，朝廷要封官加禄，沈家不受。朝廷就将方圆几百里的制铁专利给了沈家，这也是“炉头”地名的来由。

沈家有注重科学的家风，我曾祖父是研究勾股学的，我爷爷留学比利时和法国，攻读理学和法学。

我父亲1905年出生，19岁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23岁获土木工程学硕士。正当他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时，国内的朋友告诉他，“北伐”成功了，祖国百废待兴，亟须人才。于是他放弃了读博的机会，毅然回国。

我母亲何宛方，上海松江人，是中国第一批进学堂读书的新女性，结婚前刚刚被任命为苏州振华女中校长。为了我父亲，她辞去工作，一心相夫教子。我的哥哥、弟弟也都极其优秀。上世纪50年代，我母亲被错打成“右派”。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2000年，母亲以94岁高龄仙逝于杭州。

赈灾工作千头万绪，父亲都能圆满完成，显示出极不一般的办事能力

父亲回国后从小秘书做起，工作之余写了许多关于城市建设的文章。他们这批“海归”心中的建设，不光是造几座桥、修几条路，而是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1927年到1931年，中国多个省份发生大饥荒，仅陕西就死亡了250万人、逃荒40多万人。政府紧急成立赈灾委员会，父亲被委任为秘书长。赈灾工作千头万绪，他都能圆满完成，显示出极不一般的办事能力。不久，父亲被任命为镇江县县长，这一年他24岁。

为什么派父亲去镇江当县长呢？是有原因的，要他去处理棘手问题。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江苏省会便从南京迁往镇江。派父亲去，就是让他安排省政府的迁移工作。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我父亲当年密集签发的一系列训令，包罗了整顿财政、整顿四乡警察、限期成立垦荒植桑委员会、规划农业试验区、城市开发、民生服务等方方面面。

镇江步入正轨后，他又被调到南京内政部治淮委员会，马不停蹄在沿淮各处调研。其间还被派去整顿“国企”浦镇机厂，几个月便成效卓然。当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在公务员甄别表中对父亲的评价是“敏干有为，堪胜烦剧”“识见远到，诚恳质直，不避嫌怨，年正力富而条理甚清，为将来极有希望之才”，定为“甲等”。

很快，父亲的重头戏来了。1933年，他走马上任平绥铁路管理局局长。

父亲先找债权数额最小的美国谈，后找德英法，把数额最多的日本晾在一边

平绥铁路（北平到包头，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京包铁路”）当时是烂摊子，因经营不善，负债已达九千万，债权人是英美德法日列强，所以谁都不敢接手。父亲却说：这么多列强都是债权人，反是好事。如果这些列强联手，那我们肯定没有还手之力，但如果他们各怀心思，则可以各个击破。

于是他先找债权数额最小的美国谈，后找德英法，把数额最多的日本晾在一边。谈判中先放出风来，在他任内一定尽其所能还债，先还同意放弃利息的债权人本金，即使破产也在所不惜。

话外之音，是给列强们做选择题，是只要本金，还是本金加利息。如果是前者，立马拿钱走人。如果是后者，就要冒连本金都拿不到的风险。就这样，从北京谈到上海，从上海又谈回北京，来来回回与债权国周旋了半年多，利息从一分降到八厘，八厘降到六厘，一厘一厘往下抠。

父亲说，谈判时弦既要拉紧，又不能太紧，这要很高的技巧和定力。果然，列强们各怀心思，互相探底。特别是日本，这个最大的债主，压力也最大——万一拖到最后，平绥铁路破产，血本无归了呢？所以，日本国的谈判代表换了一茬又一茬，最终以利不超本50%的结果先谈了下来。

平绥铁路原来欠日本，本金520万，利息已经滚到1200万，现一下砍下千万。以此类推，各个击破，最终为国家减少了2691万元的债务，以经济、外交双赢告终。

父亲请来胡适、冰心、郑振铎等文化名人乘火车沿途观光，写文章宣传，当年夏季到北戴河旅游的人数创了历史新高

在父亲的厉行改革下，他到任16个月内，平绥铁路营业收入1275万余元，为立局以来最高。

发挥关键作用的是父亲一手推出的“铁路游览”。平绥线途经北戴河等旅游胜地，原本游客众多，但因为战争的缘故，外国人不敢去，中国人也不去了。

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平绥铁路的行车被缩短为北平至天津。父亲上任后，搬出《辛丑条约》的条款：“北戴河不容阻隔，双方均负有维持交通之责”，向英法等列强施压，逼迫日军把山海关的内段交出来。

这一招达成后，父亲又请来胡适、冰心、郑振铎等文化名人乘火车沿途观光，写文章宣传，当年夏季到北戴河旅游的人数创了历史新高。

更有远见的是，父亲亲自组织并主持了不少展览，并非展示本单位的成就，而是借此推介平绥沿线的土特产和农产品，相当于今天的“扶贫开发”。这才把“铁路游览”真正做到家了。

父亲鲜为人知的更大贡献，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把清华、北大的大批古籍善本、科学仪器运到了云南的西南联大。前者是中华文明不可复制的瑰宝，后者是未来新中国的建设利器。

为躲开日本间谍，父亲巧妙地在平时不装货的清华园车站连夜秘密突击抢运，凌晨始发，疾行向西。西南联大在中国危难的情况下还能保存下那么多古籍，培养出那么多大师，中国的铁路功不可没，铁路工人功不可没，而其中就有父亲的一份辛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父亲又像个救火队员，赶到祖国的大西南去了。

日军装甲车陈兵于与中国一江之隔的越南老街，只要一声令下，便可长驱直入。中国危矣

抗战一开始，中国的海运和空运就全被日本人封锁，跟外面世界的联系只剩下越南唯一的通道。而这条通道的运输能力又几乎为零，大批急需的国际军援物资运不进来，堆积在越南北方港口——海防。

父亲临危受命，紧急组建“西南运输处”。为防避日本人的侦探，他利用做南洋贸易的“通运公司”，暗度陈仓，多管齐下，一面继续抢运物资，一面将江西的钨矿石运到越南海防出口，换取外汇购买武器。同时动员各方力量，赶修滇缅公路；并与爱国华侨陈嘉庚联手，组织南洋华侨机工队，抢运滞留越境的物资支援抗战。

父亲又亲任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滇缅铁路督办公署顾问、叙昆（宜宾-昆明）铁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无钱，无人，无物资……父亲日夜书写文章，从中央到地方四处筹措资金，又采取“以工代役”、提高待遇等政策，征得三十万民工。他亲率大军深入横断山脉深处，用最原始的人挑手挖，一步步掘开大山，把铁路的路基不断延伸。所经之地瘴疠横行、蚊叮虫咬、荒蛮至极，许多人得了疟疾和肠胃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国际形势愈加严峻。法国已向德国投降，滇越铁路的经营权落入和日寇同盟的法国维希政权手中。日军装甲车陈兵于与中国一江之隔的越南老街，只要一声令下，便可长驱直入。中国危矣！

千钧一发之际，父亲果断以川滇、滇越两线战区司令长官之名发布通告，照会法、越和各同盟国：“鉴于法军目前状况，根据国际法，中国收回路权！”就这样，提前40余年收回了法国殖民者经营的滇越铁路。

父亲又下令：炸断中越界河上的河口大桥，炸毁中方一号隧道，拆除河口至碧色寨之间的177公里铁路。日军再没有从平坦的滇南越雷池一步，改从有怒江天险的滇西进攻，这一招打乱了日军的步伐，为中国军队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

即使在那样危急的时刻，父亲还是巧妙地保下了悬挂在两座绝壁之间的“人字桥”——五家寨铁路桥等天险，为日后建设留下了“后路”。因为，他太知道在大西南造铁路的不容易了。

当时在父亲周围聚集了大批精英，如桥梁专家茅以升。这批中国顶尖工程人才聚集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国家于危亡。

野人山连水都有毒，不少人实在饥渴难忍喝了一口，没走几步就在持续不断的呕吐中倒下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战区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父亲兼任远征军铁路特派员和总视察，被正式授予中将军衔。

当时靠近缅甸前线的铁路员工逃亡一空，人员及设备均不足应付战时需要。父亲仓促受命，紧急抽调各路技术及行车员工，亲率队伍疾驰缅甸，主持前线的火车运行调度，输送大军和粮食辎重。

不料，驻守后方的英军，在日本人远未到达前便闻风而逃，使我远征军落入日军重兵包围之中。在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下，父亲奉杜聿明的命令，率工程人员残部徒步进入中缅边境原始蛮荒的野人山，踏上了二战史上有名的“死亡之旅”。

听父亲说，当时上有敌机擦着树梢盘旋搜索，下有步兵拉着狼犬紧追不舍，白天稍有动作就会暴露，晚上也只能淌着河水走，这样狼犬才闻不出味道。野人山连水都有毒，几天下来，士兵和民工的腿部开始溃烂，更不用说喝了。不少人实在饥渴难忍喝了一口，没走几步就在持续不断的呕吐中倒下。

还有一种毒蚊子防不胜防，被咬上一口，身上便铜板大一个洞，血流不止，直到血竭而亡。有时实在太累了，两个人背靠背坐下来休息片刻，只听“嗖”的一声，一个人就不见了，接着在远处听到微弱的呼救声，原来是蟒蛇用尾巴卷走的。

饥渴交迫中，父亲把心爱的坐骑杀了，每人分到小小的一块马肉。坚强的信念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危，辗转两个多月，他们终于返回祖国。

国民政府为父亲颁发“干城奖”。《诗经》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意思是勇武矫健的军人，为国守卫城池。“干城奖”，是抗战时期对军人的至高荣誉。

在父亲去世40年之后，我第一次去踏寻父亲的墓地。时值清明，父亲的墓地上竟然有鲜花以及刚烧过的纸灰

从野人山走出来时，父亲140斤的体重，只剩下80斤。他将随同幸存者300余人悉数安排入铁路医院治疗，自己却不顾医生的力阻，第一时间赶赴重庆面见蒋介石，恳切地陈述、剖析远征军失利的原因，为远征军第二次出征的胜利打下了伏笔。

重庆回昆明后，父亲仍是马不停蹄。

1942年9月9日，他乘坐铁轨摇车赴叙昆铁路沿线视察，并参加路桥铁工厂的开工仪式。这个铁工厂是父亲的“中国拥有自己的路桥建材”梦想的第一步。这一天，他几乎站了一整天，而且天气炎热。

当天晚上8点，父亲兴冲冲回到家，人未进门就高声招呼“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每次父亲回家，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光，他会讲各种新闻和笑话给我们听。

但谁也没有料到，那一声“我回来了”竟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后的诀别。父亲进门后刚坐下，就突然倒在我的脚边，从此再没有睁开眼睛。

那一年他38岁，我才6岁。

父亲去世后，就埋在当地小石坝的铁路公墓里。1982年，在父亲去世40年之后，我第一次去踏寻父亲的墓地。时值清明，找到父亲的墓碑时，墓地上竟然有鲜花以及刚烧过的纸灰。实际上当地百姓绝大多数并未见过我父亲，对当年细节也不甚清楚，只是父辈传下来的“他是为我们丢的性命，这个墓，你们一代一代都要好好看护”的嘱咐，让这些质朴并情深意长的百姓做到了我们儿女做不到的事情。

2015年9月，由芝加哥总领事馆推荐，作为爱国侨领和抗日将领的后人，我应邀赴京参加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观礼活动，并代父接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奖章。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一趟腾冲，因为父亲的名字刻到了国殇墓园烈士名录墙上。这些都让我永远铭记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