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桥遗梦
文/蒋遂 记忆中的上个世纪的道古桥(蔡天新图) 前些年,浙大教授蔡天新提议恢复西溪路上的古桥名——“道古桥”,此举打开了我思绪的闸门。
1957年,我随父母搬到道古桥边的杭大宿舍。那时的道古桥是一座水泥石桥,桥栏很矮,桥身不高,坡度也不大。道古桥横跨杭徽路(今西溪路),一条黄沙铺成的“马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路边是大片稻田,有零星的土地上长满了瓜果蔬菜,别有一番田野风趣。这座毫不起眼的道古桥,一直伴随着我成长。 道古桥下流淌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北面不到20米的地方与沿山河交汇。小河发源于宝石山西麓的白沙泉,涓涓细流汇成小河,童年的我还在小河上看到过摇橹的船娘。小河弯弯流经农田,河两岸垂柳轻拂,还长着一些茭藕。60年代困难时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祖怡夫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表姐沈月秋还曾将挖来的块茎磨成粉,供我们小孩充饥,对我们来说实乃人间美食也。 和这条小河交汇的沿山河直通松木场的大水系,当年的松木场河道交叉,众多船只在那里进行木材、蔬菜交易,煞是壮观。每次上学路过松木场,可以看到渔船上的鸬鹚,水底的甲鱼和下水道出口处密集的白条鱼。 上世纪80年代,这一带土地被大量征用,原先的稻田和牛奶场,逐步建起了高楼。建筑的兴起给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小河变得越来越肮脏,水流越来越稀少,终于有一天,小河被预制板覆盖,道古桥被拆除。现在,当你走过西溪路和杭大路交叉口的西侧,或许并没有意识到,那里曾经是一座“桥”。 然而“道古桥”这个地名,在老杭大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每每遇到老杭大人,都会习惯地提到“道古桥”三个字,只要是知道“道古桥”的,就自然而然拉近了距离,往事就像源源不断的河水流淌…… 上世纪50年代建校的杭州大学,在今天目山路北,南有沿山河,东有西溪河。学校南面建起了教工宿舍,最初就叫“道古桥宿舍”,也就是今天的“杭大新村”。我就是在道古桥宿舍,度过了愉快的童年。 道古桥宿舍的原址是一片墓地,一到夏天的晚上,会有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我们把捉来的萤火虫放在瓶子里面,父母就会讲起“车胤囊萤夜读”、“悬梁刺股”等励志故事。夏天夜晚,家家户户都到室外乘凉,我们小朋友也是一人一把扇子,扑打着蚊子,坐在小板凳上天南海北侃大山。那时正值大跃进时代,于是自然就有了对共产主义的憧憬,记得杭大图书馆馆长翟墨新的女儿翟小园说:“到了共产主义会是怎么样的?我想树也会在天上走路啦!” 道古桥宿舍里居住着不少杭大的老教授、老先生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家前面正对着夏承焘先生的家,夏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一位高高瘦瘦的老先生,被誉为“一代词宗”,父亲要我称呼他“太老师”。还有一位太老师钟泰先生不住道古桥宿舍,有一次他来我家,父母毕恭毕敬,太老师告诉我要“站如松、坐如钟”。 钟先生是之江大学国文系前主任,夏先生当年还是钟先生招入之江大学的。50年代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国文系并入杭州大学,所以钟先生和杭州大学也颇有渊源。 我父亲蒋礼鸿(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敦煌学家、辞书学家。编者注)是钟先生的高足,继承了钟先生考据的学问,1959年就是在道古桥宿舍里,完成了他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古代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多为手抄,夹有许多异体字、俗体字,加上年代久远,文意不甚好懂,称为“天书”。 父亲立志要破译天书。无论寒冬腊月,还是酷暑当头,他都坐在书桌边著述、修改、补充,36年间六易其稿,1959年头版5万字,第六版增补到40多万字。该书荣获了首届国家教委文科一等奖。 2010年7月,浙江大学召开文科大会,会上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展示浙大百年文科名家。这次展示的文科名家共有50余位,曾经生活在道古桥宿舍里的就有15位之多,他们是:钱南扬、王驾吾、夏承焘、胡士莹、姜亮夫、德梦铁、沈炼之、林淡秋、孙席珍、严群、严德一、陈学恂、蒋礼鸿、徐朔方、郭在贻。 道古桥宿舍还有许多理科名家,如周洵钧、朱福忻、董聿茂、陈士怡、江希明、白正国等等,这里我特别想提到的是周洵钧先生。周先生解放后自美国回来,一直在杭大化学系任教,毕生精力都奉献给祖国,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杭州大学的钱学森。周先生平易近人,我去他家,周先生知道我在砂轮厂工作,还和我说起砂轮的成分是硅酸盐。一次杭大九三学社组织活动,我随父母一起参加,周先生和夫人唐愫也在其中,席间唐愫阿姨说:“他担心吃不上饭(周先生不是九三学社成员)。”周先生的可爱和公私分明引来一阵笑声。 仲向平先生著作《杭州老房子》中,对道古桥宿舍有这样的描述:“这片绿色小区,曾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中心,是浙江学术的圣地,也是新西溪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文化名人的群落”。此话不虚。 ▼延伸阅读▼ 蔡天新亮相央视《朗读者》 分享新作《我的大学》 蔡天新:从看见到发现 蔡天新:在数字与玫瑰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