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隆春水润新苗 (140cmx70cm) 1964年 周沧米
粒粒皆辛苦 (105.6cmx65.2cm) 1955年 方增先
回家路上(88cmx56.4cm) 周昌谷
百货下乡 (57.8cmx87.6cm) 1963年 顾生岳
12月19日,历时20多天的“天地绘心·中国画学国美之路”大型学术展在中国美院美术馆落幕。展览分为“立心”“继学”“拓疆”“增峰”四个篇章,全面展示了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八十七年的风范。
静静地,翻开“拓疆篇”聚焦的中国美术学院那些始终站在中西之间,为中国画系开辟蹊径的群体,他们为时代不断注入生机,凝成东西文化交锋反思的先锋力量——
如果说,在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创设初期,蔡元培、林风眠等美育先贤为国立艺术院的建立倾注了大量心血,那么,潘天寿、黄宾虹、吴茀之、黄君壁、顾坤伯、陆俨少、陆抑非、方增先、顾生岳等先后任教于中国画系的老先生们,则成为了中国画系发展的精神力量。
为时代注生机,凝成东西文艺交流反思的先锋力量
自国立艺术院成立后,西方的美术教育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年28岁的林风眠举荐自己的同乡林文铮为教务长,他俩同为欧洲同窗,林文铮日后的主要研究在西方艺术史上,这在艺术教育中至关重要。艺术史家、画家潘天寿为国画系主教,他强调笔墨技巧在绘画中的独特地位,而主讲西洋绘画的是林风眠的学弟吴大羽。
国美先锋之路的另一个特点是转换与活化。在国立艺术院创建之初,引领学术的是以林风眠为首的一批留欧的青年艺术家,但他们始终没有摒弃中国艺术精神的合理内核,强调中西艺术的融合与创造性转换,并在后来的艺术岁月中,不断地趋于东方的回归。
林风眠、关良的彩墨画自不待言,吴大羽、倪贻德的绘画都带有很强的中国气息。尤其是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苏天赐、席德进,他们的风格不同,也都曾经处于不同的“先锋”位置之上,却都很好地处理了中西文化、古今精神之间的关系。赵无极从中国的碑铭和山水意象入手,开拓了抽象绘画的东方宇宙;朱德群以东方式的明澈眼光,挥写万物四季的水一般的意态;吴冠中以写生之象,追访东方诗意;苏天赐意写烟雨江南,陌上时光;席德进快意笔法,写南太平洋的风光四季、人情心灵。他们都形成了某种国际性和时代性的影响,见证了国美之路转换活化的古今中西格局中的策略性特征。
但每有世事人间的巨大变故,必然催发艺坛之异。人们总习惯在大变故之后,洞观文化的迁徙,体察人心的好善,蕴积艺事变动的力量缘于此变革时代。20世纪之于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终结千年的帝制,新文化运动拉开序幕。文化救亡与启蒙的两条主线镌刻着民族文化的重大使命,催发了她的诸多变革。
为了寻求中国艺术的复兴与发展,国立艺术院的主张是引进狂飚激越的现代西方艺术和思想,以先锋的姿态展开艺术的运动。林风眠先生在《我们要注意》一文中痛陈“救中国艺术于危亡”的诸般“注意”,进而提出救此危亡,“只有提倡艺术运动,并且从提倡艺术运动入手,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建筑,为中国社会一线稀微的光明。”艺术运动是林风眠先生和他的同行者们救艺术于危亡的集体性策略,国立艺术院成立艺术运动社,并在杭沪两地举办展览,这些展览远赴日本,在学生中形成深刻影响。这种艺术运动以反思的思想特质、战斗的文化姿态、自由的实验精神,为国美的油画之路打下一道先锋的文化底色。
可以说,这个底色从一开始就充溢着某种救赎的牺牲精神,在后来林风眠先生等一代人的生涯中,在其后数次先锋运动的波澜中,这种救赎与受难都成为真实的人生,成为先锋的特色品格。1938年林风眠离开艺专时慨然写下“为艺术战”。这个“战”,在林先生后来半个世纪的生涯中,变为一种孤守,一种寂望。
这条先锋之路同时还有反思与趋新相伴相行的特点。林风眠对中国艺术现状提出反思,意在推行创新。倪贻德以“决然”的文化姿态警惕艺术的皮相,注重结构的内在思想。吴冠中先生是这种先锋的典型代表。他在几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横站在中西之间,致力于中国画的现代化、油画的民族化。但他不惧孤立,以“风筝说”强化生活的根源,以“象说”推进创作转换的思考,以“等于零”说激化语言变革的论辩,并一次次将自己推向众矢之的,也一次次地诱引自己的艺术趋向创新。
久久地,面对潘天寿先生的一帧《雁荡山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韩璐说,此次大展,我们通过对潘天寿先生作品的展示,一方面再次向世人展现他的绘画艺术风范,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潘天寿先生对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在艺术学习与创作关系上的高度认知与心性解读。法源天地立,境自意中生。心宽容广宇,气象始初成。中国画中的“写生”一词,是汲取天地灵气,妙造万物生机,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都是物象与心象的统一,是澄怀味象,是感物道情。这是中国画者面对自然的写生观,这种写生方法,是学习中国绘画的重要基础训练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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