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柏年强行出院去赶考 王旭烽急着天天打毛衣

第一排最左边是王旭烽

1977年12月15日，中国570万考生，参加了停了11年之后的高考。在他们许多人的记忆里，1977年滴水成冰的冬天并不寒冷，反倒是1978年的早春因为忐忑焦急的等待而显得格外漫长、格外难熬。

40年前的王旭烽，看到初试结果出来，发现自己把作文题目看错了，顿时感到“天昏地暗，差点失去知觉”，接下来她不停地靠打毛衣来疏解紧张情绪。后来，她带着这件打了一半的毛衣，成了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凌晨3点起床，翻山越岭在全村乡亲举着火把的护送下，离开养育了他15年的村寨，成了一位少年大学生。

拖着病体，强行出院坚持赴考的寿柏年，在1978年2月下旬，收到了杭州大学77级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农场2000多名知青，只有寿柏年一人考上了本科。历史系同年入学的还有宋卫平。

《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中，每一位亲历者的个人故事，都只是1977高考记忆中的一个缩影，但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40年前，他们披星戴月，突破重重险阻，奔赴寒冬的考场；40年后的今天，愿你如他们一样，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以下文字摘自《120个回望——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有删节

《1977高考杂忆》

寿柏年　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1998年加盟同学宋卫平创办的绿城集团至今。

参加高考之前，我已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之一员，在萧山第二农垦场（其前身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团）围垦造田近8年。

备考过程印象较深的是两件事。一是临时抱佛脚，托人到书店购买了中学数学课本全套8册（当时初高中学制各两年），再翻出早先所置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青年自学丛书·数学》，自学恶补。后来的考试证明，几何部分很难靠短期自学奏效，但代数部分尚有可能，只不过是学得快，忘得也快。二是除了动用半个月探亲假去宁波家中突击复习外，在参加初试前未为复习请过一天假，白天照常出工，晚上复习。原因是当时同事都未上过高中，视大学为高不可攀，故全连仅我一人报考，请复习假无例可循，且时值秋收秋种农忙，担心请假复习后如果最终没考上，被人讥讽为逃避劳动。现在想来，也是年少虚荣，幸亏后来侥幸考上，否则将会因此抱憾。

初试为语文、数学两门。上午考语文，顺利完成。下午数学却考砸了。原因是不知道答题应先易后难，而是从头开始按次序往下做，结果中间被一道题卡住，很久才做好，以致影响后面答题时间，到收卷时卷尾几道应用题来不及做便交了卷。

考完后自认复试已无可能，心情沮丧。谁知到12月初，竟意外接到了复试通知，心中一喜一惊，喜的当然是尚有机会，惊的则是离复试只有十天，时间太紧了。

于是，我立马请假来到萧山衙前中学复习（我叔叔是该校校长），那边比农场集体宿舍清静，且遇问题有老师可请教。谁知到第三天，因为叔叔正感冒，他便让我服了一片SMD（长效磺胺）以防感染，结果引发我严重的磺胺过敏症，水泡蔓延全身，口腔内也都是水泡，无法进食。卫生院建议转萧山县人民医院治疗，县人民医院建议转浙医二院。同事好友陈信伊从农场到浙医二院帮我办公费医疗手续，顺便把我的高考准考证领了带来。此时是考试日的前一天。当时我虽十分虚弱，但脑子清醒，恳请医生同意我出院参加考试。医生起初根本不予考虑。我再三说明高考机会的重要性和我不惜代价以求一试的决心，最后医生被我感动，以“系自行出院，出了问题医院不负责任”的方式作了默许，为我配了药，留了住院床位，嘱我不得大意，考完仍去住院治疗。

考试那天，我在信伊和头天晚上来杭的弟弟永年的搀扶下，凌晨4点从浙医二院出发，乘51路电车到龙翔桥车站，转15路郊区汽车到萧山，再乘7点左右萧山去义丈的头班长途车，辗转到义丈中学考场。此时，正好赶上考生排队进场。一摸口袋，发现只带了准考证没带笔，于是叫永年在街上小店花0.12元买了支圆珠笔。我就用这支笔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