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同样感慨的还有曾任海宁市市长、现任浙江中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政治系78级应忠良：“1978年，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步入正轨的新起点，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年，我以总分327分的成绩被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成了我们村历史上通过高考考取的首名大学生。”

中文系78级的陈建新，高考前在杭氧厂工作。他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加每年的高考阅卷，2000年开始担任浙江省高考语文作文阅卷组的大组长，每年的浙江满分作文及高分作文都要经由他和审阅组的老师审读确定。他说：“回头看看，正是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师生同考，同学年龄差倍很常见

翻看着《120个回望》，40年前，120位学子的高考故事，每一个都是如此鲜活。

中文系77级的岳耀勇，退休前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他清晰记得40年前的高考作文题目是《路》，“我和很多同学一样，都引用了鲁迅的名言：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记得高考语文卷子里有个词语解释，要求解释“高屋建瓴”中“建”的意思，考试结束后他翻《新华字典》才知道是“倾倒”的意思。他记得杭大中文系在文二路海洋二所附近上宁桥边的田间小道里面，“进入大学后，我得知中文室资料室有个管理员，这位老太太居然是陈学昭，顿时傻掉了，大作家居然是资料室管理员。正是因为进入杭大，我才有机会向众多国内名宿求学，像敦煌学权威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等等。”

当时师生同考，同学年龄差倍的现象比比皆是。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工作的中文系77级卢敦基回忆，“1978年的3月初，身为复员军人的姐夫带着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来到杭州大学报到。所有的人都跟1951年出生的姐夫打招呼，都以为我是他带出来玩的。我当时离16周岁尚差4个月，在班里年纪最小。就这样，我与一帮都比我大的同学一起度过了珍贵的四年大学生活。”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也15岁就考上了大学，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政治系78级的寿剑刚在发布会上读着罗卫东的“十四岁的高考”一文时，仿佛看到了那个少年大学生：“那天他要来杭州上大学，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大山深处送他。”寿剑刚开玩笑，“没想到如今的他蜕变成了一个煽情的油腻中年男子。”

祝毅透露，因为时间相隔太久，有些细节每个同学的描述都会有出入，所以，书中涉及的史料和数据都经过编委会的反复考证，在浙江省档案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浙江大学档案馆的支持下完成了历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工作。

祝毅说：“历史的本质是每个人的具象史，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每个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经历所构成的。虽然很多同学的投稿文章没有收录到书中，但征文的原稿已经全部装订成册，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