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拆的汤家井村（社区）。

7日中午，立冬有雨。

汤家井半个社区的老人们，都围坐在文化礼堂里看戏——戏班子是特地从绍兴市嵊州请来的，越剧《状元斩母》唱到兴起时，冷飕飕的台下一阵阵喝彩。

要连唱3天，就像过年一样热闹，而另一件大事，也在这个离湘湖很近的百年老村传开——“今天开始量房了吧，你拆不拆？”“总要拆的，包公出来了，等下说吧，看戏看戏……”

“咣咣咣，锵——”

“第一个给量了”

闹猛戏台的另外一头，是戴利福的家。

一大早，59岁的戴利福就让社区的人把房子给量了——4层楼，500多平方米——老戴一家7口人，在这里已经住了14个年头，看着今年93岁的父亲渐渐老去，也看着家里添丁进口。

老戴家门口，有着汤家井社区最老的一口古井，老人说，晚上拿着电筒往下照，还能看到几尾鲫鱼在游动——因为社区里有10多口这样的老井，也成了社区名的由来。

量房之后，老戴的老伴儿有些舍不得，“还不知道能住多久，大半辈子住在这里，洗洗涮涮的水都是门口井里打的，以后就过不上这么宽敞的日子了。”

“你要说支持还是不支持？我们肯定是支持的，”老戴说，“不然，我也不会第一个让‘村里’来量房了，是不是？不过，你们要帮我想想过渡房的问题，7个人怎么住最好？”

就像是一记响亮的锣鼓声，戴利福家的量房成为社区156户人家正式拆迁“炸开”的引信。而在接下来的20天，这场隐藏着百姓各方利益诉求的量房运动，会在公开谈论或者交耳私语中，继续角力。

“3个月的孩子怎么补偿？”

离戴利福一个转角的王美英家，也在第一天让社区把房子给量了。

量是量了，王美英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就是出生才3个月的小孙子，这面积得怎么补偿？是不是也能算上一个大人的份？

看社区书记汪建东正好来串门，王美英就一股脑儿把问题问了个干净。汪建东告诉她，“这当然算一个大人的份啊，如果你们是独生子女的话，能补偿90平方米，如果以后还生二胎的话，还能再补10平方米。”

王美英的老父亲也走了出来，“建东啊，你以后分房时候，把我们家放在一个楼梯，这样我们照应起来方便。”——他们家8口人，能补偿的房子超过400平方米，这么大的面积，分几套是肯定的——汪建东笑笑说，“这个随你，你的房子，你自己做主，我们也想你们家住在一起，有个照应。”

3年前的阳光拆迁尝试

汤家井社区虽地处滨江最南部，却是当地最早尝试阳光拆迁的。

3年前，汤家井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沿山河的整治，一个美女山路的修葺，涉及184户人家的拆迁——谈到一小半人家的时候，谈不下去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越拖着，到后面补偿得越多；越到后面，前面签字的人越觉得有暗箱操作，风言风语一出，停摆了。

在村（社区）里当了10多年书记的汪建东，后来想了个办法，把拆迁的账目全部公开，还给自己套了个“紧箍咒”，“如果发现后面签字的人补偿得比前面的多，就按一赔三的倍数，赔给前面签字的人；如果谁举报属实，同样可以拿到一赔三的补偿金。这个在我们这里的老话，叫‘靠硬’。”

这么一来，这碗水非得端平了。老百姓看着干部“硬气”也公平，一条贯穿整个村的美女山路，就这么修了起来——现在这条宽敞村道的一侧，还有着当年拆房的痕迹。汪建东说，“我们还是继续要用这个阳光拆迁的办法，公平、公正、公开，从前期开会的情况来看，超过8成的老百姓，还是愿意拆的。”

最后的“城中村”

似乎谁也能没有料到，这个至今仍然保留萧山方言的滨江“村庄”，也毫无例外被城市化进程挟裹向前。

而在当地长河街道的版图上，汤家井成为最后一个待拆的“城中村”——过去三年间，在“三改一拆”的宏大背景下，12个撤村建居的“城中村”被逐渐整村拆迁，交地3470余亩。长河街道党工委书记周力军说，“都说拆迁是天下第一难事，但我们通过民主拆迁和阳光拆迁，把‘要我拆’变成‘我要拆’，拆不拆让村民说了算，使得这项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并能够让老百姓获利。”

如果“谈判”进展顺利的话，这儿的百姓将正式搬入城市高楼，从而彻底告别近百年的山村生活，“对一户家庭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尽管如此，这个处于激荡变化前端的“村庄”，表面上仍然波澜不惊，大家围坐在一起安心听着社戏，“咣咣，锵——咣咣咣，锵——”

“戏台以后留着，大家想看戏的话，还可以回来，也算给汤家井留个乡愁的地标。”汪建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