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民村,是一个占地面积只有二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全村1219人。但航民村企业年加工印染布料10亿余米,可绕地球赤道25圈;年发电2亿度,若按照一户家庭一年2400千瓦时的用电量计算,可满足8万户家庭用电。年加工黄金饰品80吨,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黄金饰品加工基地。 过去三十九年,航民坚持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创造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民模式”。由航民村控股的村级企业集团——航民集团,去年产值133.8亿元,利润9.1亿元,净上交国家税收5.5亿元,职工与村民人均收入超6万元。 航民的带头人朱重庆,今年已经65岁。他有一张憨厚、敦实的面容,脸上始终挂着可亲的笑容。他说话富有恰到好处的节奏感,时不时引用几句地道的俗语,引得众人发笑。在他生动的叙述中,航民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我们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漂染厂脱去了“农”字 航民村挖去了“穷”根 在航民村村民的记忆中,1978年年底,似乎与往年并无不同。当时的航民村只是萧山县瓜沥镇的一个生产大队,人均不到半亩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络麻,中间插一茬萝卜,依靠这点微薄的经济收入,村民有时连基本温饱都成问题。 一天,航民大队党支部召开了党支部会议,学习贯彻萧山县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公社大队可以兴办社队企业。担任大队会计的朱重庆心中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次会议或将成为航民真正起飞的契机。 经多方打听,航民大队领导班子得知,在萧绍地区“三缸”(酒缸、酱缸、染缸)是赚钱的营生。1979年上半年,经过多方了解考察和激烈讨论,大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筹建漂染厂。此前,大队曾兴办过“航民农机元钉纸制品厂”,说起这个名字的由来,朱重庆都忍不住发笑。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前,农村生产大队办厂必须跟农业相关,名字里不能没有一个“农”字,这才硬邦邦加上“农机”两个字。而实际上,这个厂根本没有生产过一台农机。漂染厂的名字脱去了“农”字,似乎象征着航民也就此走上了脱穷致富的道路。 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办起一个像样的厂,没有资金就只是空谈。大队历年积累的2万元,镇里石料场的2万元分红,再向四个生产队各抽调5000元,总算凑了6万元。大队领导班子又四处奔走,向镇里的信用社、瓜沥农机站等有关单位借款,又凑了6万元。这12万元,就是漂染厂所有的家当。 关于新厂长的人选,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才法把村里的青年后生筛选了一遍,最终锁定了朱重庆。这个土生土长的航民大队后生的品质,大家都看在眼里,他诚实、厚道、热心,“是一个无私心杂念又任劳任怨的人”。而朱重庆从接下担子的那一刻,就没有想过失败的后果,“我和老支书的想法一样,一定要让航民人有饭吃,有工作,过上好日子!” 萧山第一个百万富翁村 亮起社会主义不灭的明灯 在物质短缺、供不应求的年代,朱重庆坦言,虽然工厂的技术看来并不过关,产品质量也很粗糙,但只要能生产就不愁卖不出去。1980年,漂染厂投产的第一年,产值达38万元,净利润14万元,一年收回投资成本。这个数字是无比振奋人心的,要知道,1979年航民农机元钉纸制品厂的盈利只有1.6万元。 1981年初,航民开始寻找合作伙伴。朱重庆跑去农村信用社,劝说他们投资航民漂染厂,双方共同分享收益。最终,信用社同意借款30万元,投资30万元,占30%的股份,并要求解决40个就业名额。“大伙的思想很开放,光靠自己的实力做不大,宁愿航民村少解决劳动就业,也要把产业做大。”利用这60万元采购了一批印染的设备,当年投产当年见效,乡镇企业当时还能享受所得税全免的优惠政策。到了第三年,漂染厂已经达到240万元产值、100万元利润,成为萧山第一个“百万富翁村”。 村里安排利润的30%留作村用,70%投入再生产,这就有了1987年的织布厂、1988年的染料化工厂。当时由于周边印染厂大量兴建,染料一下子成了紧缺的生产资料。朱重庆也曾去国有染料厂采购染料,对方却告诉他,“我们只解决国有印染企业的染料,不是供给你们这种乡镇企业的”。 航民不得不下定决心自己搞染料化工厂,从上海请来“星期日工程师”,每逢星期日、节假日来厂里帮忙,回去的时候拎上一只老鲜鸡、五斤油。 90年代初兴办热电厂,同样也是被“逼”出来的。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浙江更是呈现出大干快上的势头,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基础设施却跟不上来。萧山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电荒,“停三开四”(即一周开4天、停3天)成为常态,“停四开三”也屡见不鲜。办起热电厂之后,整个瓜沥镇只有航民村从来不停电,被比作“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 航民是改革开放孕育的产物,也是短缺经济时代的见证。从12万元的印染小作坊起家的航民集团,逐步发展成为以纺织、印染、热电、黄金饰品等行业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体系。2004年8月9日9时30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如期敲响了“航民股份”上市的锣声。 航民这只原本停泊在钱塘江边的小舢板,终于载着航民人的梦想扬帆远航,成为驶向广阔海洋的一艘巨轮。 用社会福利调节贫富差距 用按劳分配提升经济效率 从航民村边的航坞山上俯瞰,整个航民村地形呈现出一个“T”字,南窄北宽,仿若一只展翅欲飞的鲲鹏。一排排红瓦翘檐的别墅群落,浸沐在朗朗晴空下,熠熠生辉。自1985年开始,航民村委会从道路、绿化、河道到民居,全部进行了统一规划与重建,打造出了这个新农村典范。 在航民村,全村从幼儿园到高中实行免费教育,考上大学一次性奖励10000元,每年上大学学费8000元以内予以报销,还能领取一年2400元的生活补贴。村民每人每年发放3000元福利费,老龄村民另加3000元的老龄补贴。平日里大米与菜油免费供应,节日期间肉、禽、鱼免费发放。同时,全村统一实行村民、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人人享有医疗保健。 朱重庆认为,福利是调节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航民采取以工补农的形式,每年按比例给村里分红,去年上交村委会4600多万元,其中49%分给村民,51%留作村用。记者从航民村村民处了解到,每年的人均分红在1.5万-2万元之间,三口之家每年能拿到五万元左右的分红。 “我们坚持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不代表我们就要吃‘大锅饭’,劳动过程中的贡献与收入一定要分出个高低。”20世纪末的航民产权制度改革,在如今看来依然颇具前瞻性:由村集体控股56% ,量化 44% 给村民、职工和管理技术人员,原来的集体资产好像“天上的月亮,天天看得见,就是摸不着”,后来转化为照亮每家每户的温暖阳光。 航民的员工们都知道,董事长一年365天都呆在公司,除了出差,每天晚上工作到11点后才能回家;朱重庆从来不给自己放假,唯一算得上假期的是大年三十下午与家人团聚,大年初一下午就会回到岗位上。而他的薪资,还不如航民集团旗下有些厂长高。 在航民村,朱重庆家的房子也与普通村民并没有什么不同,用材、装修还不如那些富裕的家庭。航民村的村民们碰到什么困难,都爱去找朱重庆解决;说到重庆,人人都会由衷地夸上一句,“重庆为人最公正,有他管企业我们放心”。或许只有这样一位领头人,才能不改乡镇企业发展农村、致富乡民的初衷,创造出航民村这个共富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