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黄沙的时候，我捡到了一枚铜钱。

    那年我正建造人生中的第一幢房子，每天早晨五点左右，架好钢丝网，筛出黄沙中的小石子、碎贝壳。等到太阳升起，筛好的黄沙够一天使用，就拉上一车回家吃饭。把十几吨黄沙一锹一锹从铁丝网过滤出去，手心先是起泡，后来结成老茧就不痛了。脏累是其次，最难耐的是一个人筛黄沙既枯燥又寂寞。因此当一枚铜钱从滤网滑下来的时候，不由得眼前一亮。

    铜钱被黄沙磨得锃亮，皮相极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只是可惜后来被我弄丟了。记得铜钱比较厚，外圆内方，上面还铸有某某通宝四个字，字体端庄、大气。我上网查过，知道铜钱是宋朝的，不算珍稀，也就价值几十块人民币。

    相较这枚铜钱的去向，我对它的来历更感兴趣。

    黄沙是从袁浦大桥附近的砂石场买来的。沙粒的个头比海沙要大些，色泽更黄，听说是采砂船从富春江江底挖来的。

    富春江是一条清澈隽秀的江流。南北朝的吴均留下一首《与朱元思书》，其中说富春江“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2011年，《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和《剩山图》分离360年后，在台北首次合璧，轰动一时，这幅元朝的画作绘尽了富春江两岸的秀丽。

    我捡到的这枚宋朝铜钱，千年之前沉入富春江，千年之后又被捞出。一江清流依旧，人间正道沧桑，只是当年的铜钱已经不能作为现在的货币使用了。

    铜钱怎么会落入江中？是担柴卖薪的樵夫偶然抖了一下手，还是摆渡老汉发怒撒了酒钱，又或者是赶考的书生投壶之戏误入江中？或者，都不是。投币入江的，并非渔樵耕读，而是往来都城州郡的商贾。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的《望海潮》是这样描绘北宋时期的杭州的。公元1127年，南宋定都临安，杭州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人竞相南渡，客货舟船不绝，杭城人口迅速集聚。从《梦粱录》可知当年城市人口的一二：“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不下一、二千余石”。而《武林旧事》算得更清楚：“宋时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南宋时期的一石大米相当于现在的66公斤，四千石大米即为26.4万公斤。每日消耗这么多大米，放在今天，恐怕也需用一支浩荡的车队来运送了。

    南宋的临安城，人多，钱更多。御街是最大的贸易区，此外还有遍布城市内外的专业性集市和商行：马市街卖马，皮市巷卖毛皮，菜市桥是蔬菜集散中心，竹竿巷，因编篱插花之细竹在此集市而得名，而与清河坊毗连的高银街，是南宋著名的珠宝市场，买卖动辄以万贯计。

    一枚铜钱意外落入富春江，商人多半一笑而过。即便千年之后，因为当时铜钱发行太多，存世量太大，而今宋朝的铜钱也不值钱。据说其他朝代的铜钱加在一起，也没宋朝的多。

    南宋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富庶的经济体，据说所创造的财富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0%以上，但也渐生骄奢淫靡之风。南宋初年诗人林升发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感慨；至南宋末1268年，大臣黄震（庆元慈溪人）上书，在《戊辰轮对》二札中称内政有四大弊病：民日以穷、兵日以弱、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以无耻。十一年后的1279年，一个偌大的王朝轰然倒塌。邦国兴旺而又毁灭，开广又被掳去，至于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

    岂止一枚宋钱，沙地就流传这样一个故事。百多年前南沙大堤建成，有人从绍兴迁出在沙地垦荒定居，渐渐开枝散叶，遂仿照绍兴大宅的样式盖了一幢四合院。几十年过去，后代见老房子年久失修，便动念从远处招来工匠，拆旧建新。拆房时，总有三两个女人在老屋端茶送水，寸步不离，工匠原以为主人热情好客，后来才看出些端倪。一日老屋拆至灶房，天色尚早，工匠忽称体力不支，剩下的几堵砖墙需隔天再拆。第二天早晨房主来到老宅，见夹墙莫名少了一段，于是急寻工匠，哪知已是人去楼空。隔了几天，在老屋门前的水塘里捞出两只瓷瓮。后人们大惊失色，才在众人面前道破缘由：建造老宅的先人去世前留话给后代，说老房子里藏着宝贝。如今看样子，宝贝已被外人捷足先登了。后来传说泥匠去了上海，成立建筑公司变成了老板。故事便愈发神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说，那些后人断了念想，说不定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