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595年，谷雨，杭州吴山瑞石洞，有三个人在“飞来石”下喝酒。

200年后，1795年九月，清代金石学家、杭州人黄易回家乡，安葬母亲。

9年前，这位运河河官发现了武梁祠，今天，这依然是山东著名的文旅大IP。学者白谦慎曾说，黄易对金石学最大的贡献并非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碑刻，并制作和收藏了大量精拓本。他与老师丁敬并称“丁黄”，为“西泠八家”之一，近三十年的访碑生涯中，与他相关的《祀三公山碑》《汉石经残字》等，每一次发现，都会在乾嘉学者的“朋友圈”刷屏。

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此时，他已51岁，因为没有俸禄或俸禄减半，经济上毫无来源，生活艰难。他没有在杭州停留很久，等葬事结束，就准备返回济宁。

那年冬天，他来到瑞石山访石，看到了这三个明代人的“到此一游”，回去记在了他的小本本上：

萬曆乙未谷雨，

世尗、凡夫、公繩

觴此。

篆書，寸餘。瑞石山飛來石。

在杭停留的短暂时间，黄易做了一件事，走遍杭州西湖周边，访遍摩崖古迹，之后写下了《武林访碑录》手稿，这是一部还没有完成的著作。

220年后，2015年的冬天，浙江天台人奚珣强也钻进了瑞石古洞里。

来杭州6年了，他结束了钢化玻璃厂的生意，又和朋友办起了一家小型旅游租车公司。因为要搞旅游，他想了解西湖周边有什么景点，作为落地导游，又自己开发了追潮线路。

一年前，2014年，他买了一本《杭州的山》，依照书里的“杭州山径图”，花了一两个月，早出晚归，把书里涉及的摩崖石刻全部寻访了一遍。后来，又买了清代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带书爬山，找到一处，就在条目上画一个钩。

此时，他已经对西湖边的摩崖石刻，渐生兴趣。那天下雨，“飞来石”题刻左上侧，有几行残存的篆字，相较平常，更加清晰。但他只能认出11个字，不明所以。

心里放不下。又过了两年，2017年，他买了一本《西湖文献集成续辑.第11册》，内有黄易《武林访碑录》当代点校本，其中一条，正是飞来石上此处题刻的全文。这才知道，原来是三个人在飞来石前喝酒。可是，这三个人名是谁？理工男的强迫症又犯了，必须考证出来。他在笔记本中，默默补录上“萬”“世”“觴”三字。

时间又过去两年。2019年，他认识了另一个石痴，新昌人陈洁，他是摄影师，也是摩崖石刻拓片师，两人建了一个叫“至微堂”的古迹群，开始和群友一起在西湖边访石。那年，谷雨前，寻访石屋洞区域题刻时，在洞口塞门石内侧一个隐蔽处，发现了一处完整的篆书题刻，正是同一天，三人小组赵颐光、顾冶、沈继祖的另一个“到此一游”。而2024年，一个雨天，又在水乐洞发现了他们三人小组的篆书题名。

黄易记下的三个看不懂的人名世尗、凡夫、公繩，老奚用了4年终于破案，用了9年基本可以还原他们游西湖的路线（从城内吴山，到城外石屋洞，再到水乐洞）。今人和古人完成了一次200多年的湖山对话。

写完以上文字，经常“考古发掘式写作”的我，感觉很痛苦。在方圆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西湖群山，寻找有字的石头，发现史料未载的石刻，当代人和清代人同样的探寻，只能草草了事压缩在时间轮廓中。

考古学家郑嘉励写下文章《不到湖山，怎知春色如许》后，也有同感。“我如此轻描淡写，似乎一切得来全不费工夫。实则不然。当我第一次来到九曜山造像所在的那片广阔的岩壁，朋友指出‘香严界’题记，即使近在眼前，我仍然需要张大眼睛，仔细辨识方可确认。”

这篇文章是新书《武林访碑录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序言，作者：【清】黄易，奚珣强 陈洁 校注。

这是当代人首次以“脚”校注一本古籍，文献校勘与田野踏勘相结合，发现黄易原文中的错误，补充著录不详的信息，并加入200多张稀见或肉眼难辨的摩崖原石照片。而他们不是文献学家，也不是文史专家，是爱爬山的普通人。

“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杭州，是中国山水园林城市的典范。很多人有个感觉——为什么全国好像只有杭州有那么多人喜欢寻石访碑，并不是名山大川那样纯玩，而是一头扎进山里，执着寻找带字的石头，耗力费神，倾注情感，成为山中留客，从古到今，从未改变。

西湖诸山，因何留客（刻）？

【草稿】

金石学三个字，对普通人来说有点专业，但如果说，它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雏形，你就秒懂了。中国传统金石学主要以中国古代的青铜器（金）和石刻碑碣（石）为研究对象，后又扩大至简牍、甲骨、玉器、封泥等出土或传世器物。它起于北宋，到了清代成为最流行的学术活动。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来杭州游玩，寺院开龛造像，官府或民间的营建活动，在杭州西湖群上留下了众多摩崖石刻，这就保留了大量文物资料。西湖摩崖题刻的内容，南宋起就被《咸淳临安志》等方志收集记录，到了清代，乾嘉金石学鼎盛，学者们写了很多杭州金石“打卡书”，说几个最有名的，阮元《两浙金石志》以年代先后编排，丁敬写的《武林金石记》按金石类别分类，比如“御书题刻”“学宫碑刻”“摩崖”等，对杭州金石碑刻的着录、考订，至今存世，或者说，都是正式出版物。

黄易的《武林访碑录》是记录杭州石刻资料重要著作，然而，从来没有正式刊刻，也就是没有出版过，只存罕见钞本，仅有当代的标点本等。也就是说，200多年来，它几乎湮没无闻，流传不广，并不有名。

更要命的是，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草稿。

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石梅，历史文献学出身。但她第一次看到上海图书馆藏《武林访碑录》钞本（丁氏八千卷楼本抄录的鄀公钟室钞本）时有点崩溃。

随便翻翻——混乱到不知所云的行文，一个水，一个胜，啥意思？这也就算了，再翻——字怎么写了一半？还有奇奇怪怪的标记和零零碎碎的文字共舞，以及各种□□□（黄易不知道是啥字只好用□）。

字写一半的

各种□

手稿没有经过任何整理校订，体例驳杂——主体部分，是典型的碑目类作品，只记录金石碑刻的名称、撰者、书者、时间、书体等简要信息。

后面一部分内容，更混乱，基本无条目名称，仅抄录石刻文字（有的保留行格，有的不保留），等于随手备忘录，记录杂乱，缺字、错字繁多，有时数条录文掺杂在一起，几乎无法释读。

这并不是一部体例完备的典籍。古籍整理是石梅熟悉的工作，如果要依循传统文献学路径对这本草稿做整理，仅能辗转援引其他古籍互校，但是，即使在众多金石书和方志中苦苦搜寻，依然很难实现对这部书的深入整理。

这怎么可能整理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她想。

这些年，奚珣强却喜欢背着这本“潦草”手稿影印件和当代标点本，以及南京图书馆藏另一钞本电子版等资料，一头扎进山中湖上，实地校对，陈洁负责拍照。入山出山，反反复复。

奚珣强和陈洁的日常

虽然潦草，但老奚发现，黄易“打卡”，是按西湖群山的地理位置著录各类石刻的，从城内吴山、向西湖东南、南屏山、凤凰山……龙井、宝石山、飞来峰、孤山……一处处展开，宛若“天开图画”。如果只选一部书，作为今人上山访石的最佳路书，《武林访碑录》最合适。

【石在】

老奚像考古工作者一样，回到了文物所在的场域——在我们看来漫无目的大海捞针般的西湖山石之中。

“据原石改”——这四个字，在老奚和陈洁的校注中，多次出现。四个字，轻描淡写，我们似乎不能想象西湖边一块有字的石头，意味着什么。

在很多人看来，老奚和石痴们找石头的行为，是杭州话说的“空佬佬”，无聊，不能理解。在那年发现三个明代人喝酒的石刻后，老奚也自嘲，四百多年前，在飞来石下喝酒，足够无聊。而四百多年后，我想将此三人揪出来，也是件无聊透顶的事。

在没有认识老奚之前，浙江省博物馆魏祝挺觉得，像阮元的《两浙金石志》引一下，就可以写论文，不会跑到户外去找一手材料。

2018年11月29日，“佛影灵奇”展在浙博开幕，展出了很多馆藏吴越国造像。奚珣强拿着九曜山造像的照片找到魏祝挺，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魏老师，这是不是吴越国造像？

2019年年初，他带着魏祝挺去了现场。四眼井村内最北的停车场，一直往北，有条通向太子湾公园的土路，造像就在路侧。

魏祝挺一看，小激动，吴越国的。这与赖天兵在《汉藏瑰宝》一书中的年代判定完全一致。

之后，两个人常常结伴爬山，我们写过他们的初代故事：两个男人爬山发现了乾隆的“小有天园”。

“但是老奚的寻找，让我知道，原来古人留下的材料，我们可以继续探索，重新修改。”魏祝挺说。

奚珣强和魏祝挺在山中

黄易也知道。

1795年冬天在杭州访石，黄易不止寻找记录，自己也要题刻。

乾隆六十年仲冬，廿有三日，黄易、钱泳踏雪同来，观唐人题名。

《写经楼金石目》中记了这一条。

这处青衣洞题名，老奚也找到了。那年冬天，黄易和清代学者钱泳经常一起访石，在龙泓洞、青衣洞、南屏山，留下了很多题名。老奚一个个去找。

乾隆六十年仲冬，廿有三日，黄易、钱泳踏雪同来，观唐人题名。图片来自至微堂

但魏祝挺让我注意重点：观唐人题名。

同样是在杭州访古访石，古人的关注点并不同。

宋代人关注的是景观美不美，然后留下题刻。所以宋人和宋以前的人找的是景观的c位。

到了清代，这个景观不一定像唐宋人看到的那么美，但是，他们照样要在这里停留很久，要“考古”。他们关注的是唐宋人在这里留下的题刻，考到了，访到了，就可以在这里呆一天，这是唐宋人不会做的事情。

清代乾嘉金石学人把赏景和访古相结合，“课代表”就是阮元、黄易、钱泳等人，他们会在这些古人的题刻边上写小作文。

钱泳写：“嘉庆二年二月四日，金匮钱泳携琴来游，小愒，烹茶而去。”此处题名，未见钱泳《写经楼金石目》，老奚也找到了。

嘉庆二年二月四日，金匮钱泳携琴来游，小愒，烹茶而去 

图片来自至微堂

黄易、钱泳踏雪而来，携琴而来。而黄易还要画画，画访碑图，把自己画到这个景观里去，和古人同在。

阮元更厉害，直接把论文写到杭州的摩崖石刻上。

《家人卦》摩崖石刻就在南屏山北山腰“小有天园”旁，整个崖面有五六米长，三米多高。阮元把自己的考证《家人卦》的理由全都写到了摩崖石刻上。

“这是前代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只有乾嘉金石学达到顶峰才会出现。”魏祝挺说。

清代乾嘉金石学在杭州形成了一个中心，以阮元、黄易、钱泳、丁敬等为代表，而西泠印社也在杭州。赏景和访古结合，这是清代乾嘉金石学在杭州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最大特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特点，魏祝挺还提到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金石学在杭州的鼎盛、西泠印社为什么在杭州，以及现在杭州访石的流行，都和杭州的碑刻和摩崖集中在西湖周边有关，这或许是其他任何城市不具备的条件。”

很多城市都有摩崖集中的地方，但很多离城市很远，古代文人出门要访古一天，得符合几个条件：要聚集足够多的文化人一起玩，碑刻摩崖得集中在城市周边。

还有一个原因。魏祝挺说，杭州不是在政治中心，没有这么多的等级观念，如果在政治中心访古，古人是不敢随便留“到此一游”的。这就是吴越和南宋摩崖题游在杭州较少的原因。

清代乾嘉金石学在杭州访石的特征和条件，延续到了今天。西湖诸山中留存至今的石刻遗迹，正是今人和古人对话的最佳校本。

黄易当年访碑途中的随手记录，见则录之，未经系统整理，讹误甚多。而当奚珣强重走黄易访碑之路，这些文字竟豁然开朗，条目渐次清晰。

比如“格洞中翁题”，寻访原石后才知道，实为苏舜元题名“才翁题名洞中”。“才翁”是北宋苏舜元之字，黄易误将“才”与“名”二字释为一字。

黄易的笔记

原石

再如一条景祐四年十二月的残缺题名，题主姓名只有一个半字，想必是黄易当年辨识困难，录得姓氏后，第二字仅辨出一偏旁。在强光手电的辅助下，并结合清代《定山小识》录文，奚珣强寻到了原石，并补全了缺失的文字。

原石

奚珣强补全题名：景祐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吴門許道孚。

黄易有个好习惯，随手记备忘录，只字片语，听到，就记，不管对不对，记下来很重要。没手机，回来也可以记。

但是，既然是听说的，方位不一定对，记忆也会出现偏差。我们在《武林访碑录》后半部的“碑图抄录”部分，经常看到“云在”“应在”，说明多是推测。

比如“子固等题名”。子固，最大可能就是唐宋八大家曾巩。黄易记了四个字：云大麦岭。

然而，理工男在凤凰山找到了这块石头，纠正了方位错误。

但以上可能都不是最极致的情况。

如果碰到两个同名同姓的名字，你又不认识他，怎么知道谁是谁？

郑嘉励说，清人记载同一款摩崖题刻，或说在大麦岭，或说在凤凰山，莫衷一是，甚至张冠李戴，把将台山下的南观音洞题记搬到灵隐寺前的飞来峰。

“三生石三字。八分”那天，黄易只记了这7个字。

老杭州我这次可以抢答，三生石我知道啊，就在下天竺啊，直接奔过去打卡。

老奚“拉住”我——等等，下天竺的“三生石”是篆书，黄易写的是“八分”，是隶书的一种书体八分书，说明并不是同一处。

此八分书的“三生石”，在南屏山。老奚在黄易这条后面补充了正确方位。

郑嘉励说，如果缺乏实地踏访的工夫，真会被古人带入云雾乱峰之中。

虽然黄易很有地理概念，把同区域的条目归在一起记录，但是，并没有写具体在哪里。等于你要去一个饭店，只知道在拱墅区，但不知道具体地址，连电话都没有，导航也无能为力。

除非你对这块地方熟门熟路，犄角旮旯都记在心里。

但，街巷每一处风景不同，可是，石头，如何分辨。石头和石头，不一样吗？在很多人看来，真的没差。

老奚的强迫症又犯了，他重新做了排列组合，划了地理位置，比如：孤山及湖心区、西溪路、府学及城内，归为一组。

看起来，只是归类，在《武林访碑录校注》的目录里，只是多了一条线，多了一个辑封，但是，如果不熟悉这些石刻，根本不知道黄易是怎么排列材料的。

还有一些条目，黄易排错了地方，奚珣强也做了纠正。

比如，方豪等象鼻峰题名，黄易将它与龙井一带的题刻放在一起，如果你今天去龙井一带找它，是找不到的，老奚在烟霞洞看到了它，确认了准确位置。

方豪等象鼻峰题名原石

方豪如果知道自己这次轨迹，总算被找回来了，应该会给老奚发来一个握手的表情。在老奚的西湖石刻“数据库”里，纵观整个西湖摩崖史，除了清代乾隆六下江南时，留存于西湖的数十处摩崖石刻及碑刻外，要说还有谁最爱在西湖各个山头刻“到此一游”的，那就是明代浙江开化人方豪了。他一个人在西湖留下的景观题字及题名合计，居然有三十处之多。

“每逢泉石处，必刻棠陵诗”。王阳明是懂的，写了一首《常山县留别方思道》送他，这个朋友是个题刻控。

还有更多的石头，找到了，但沧海桑田，老奚和黄易看到的已经不一样。

瑞石山白蓮池

張士偉題

老奚在瑞石山脚见过这一品，只剩一个“白“字，后面两个字已经在地下。

他在按语里写道：今“白莲池”仅存“白”字，后二字没于水泥地下。

白蓮池原石，一半已在地下

【实载】

奚珣强小时候练过中长跑。

老家天台灵溪村前，有座山，叫前门山，有大片的旱地，每一级二米多高，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会从山上一级级往下冲。冲完一程，大多肚痛。有一次，同伴冲到一半，翻了白眼，幸好后来活过来了。

去年12月底，天台人奚枭横打破了全运会田径800米赛场全国纪录，看完比赛，老奚激动发圈：

“奚枭横，我们全村人的希望。今天打破我村800米纪录，打破全国800米纪录，夺得全国冠军。30多年前，村里800米纪录肯定是我的；几年后，是奚坚尧的，他曾夺得省冠军；今天是奚枭横的，全国冠军。我们村里，还有奚宏鹏，数刷330英里（记者注：531公里）欧州越野赛。奚家人，大多能跑。”

大学毕业以后，奚珣强把跑步“戒掉”了，“没时间也不喜欢了，练中长跑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工厂结业到了杭州，2012年第一次爬宝石山，气喘得要死。

他又开始跑步了。参加越野群、夜跑群，每周四晚上雷打不动，老奚会带大家爬山两个小时，全部是西湖山里的野路，他把西湖边各个山头在夜里爬了一遍，连路两边的石头也记熟了。

正在山里记录的奚珣强

但有一块石头，从踏入西湖群山开始，快十年了，他怎么都跑不到。

翻开老奚摸了十多年的《两浙金石志》，泛黄，密密麻麻的批注，勾勾叉叉，还有问号，以及只有老奚自己才能看懂的符号。

《两浙金石志》收录了浙江秦到元至正年间的680处金石铭文，其中西湖的摩崖石刻占三分之一还多。目录里，排在杭州地区第一品的摩崖石刻，叫“唐源少良等题名”。

前文讲到，阮元是按年代排序的，杭州年代最早的摩崖题刻，就是它，唐天宝六载（747）。

同样的，黄易在《武林访碑录》，也记了这个题名，只有简略条目：

唐源少良題名

正書，天寳六年正月念三日。

自清代以来，仅知在飞来峰，没人知道究竟在哪块石头上，而飞来峰的石头成千上万。况且各机构及民间，也从未有拓本现身。

奚珣强偏不信。虽然对源少良的生平事迹不太了解，但自从买了这两本书，这个名字就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然而，六七年过去，时间来到了2021年底，依然没找到，他几乎放弃。

山中寻石的奚珣强

我问了陈洁一个很烂的问题，老奚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在哪里？

“三番五次去，很多都是无用功。”

你有没有被他折腾的时候？

“有啊，照片反复拍，稿件反复改。”

老奚笑：“如果我自己这一关过不去了……”他没说下去，“我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在折腾自己。我做过工厂，一板一眼，每一个工序都不能出错。很小心，神经总是绷紧，就像关车门，我会一看再看有没有锁好。”

2021年12月6日，我约了邵群、老奚、陈洁去莲花峰采访飞来峰的造像新发现。下午采访结束，我回单位。时间还早，老奚又惦记起源少良，心有不甘，再次钻进野山里，从香林洞一路爬。

原石所在环境

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泉水遗址，一看，石壁上有很大的三个字“璎珞泉”，下款“沙门行之”。

这是一个新发现。他拍了照片，此时五点左右，天快黑了，他就下山了。

晚上回去查文献，清·三宝《莲华峰古迹考略》璎珞泉条目下有记载，行之，是一个元代僧人，重新疏浚璎珞泉，后一年，泉涸，所以题字在至正四年。

之后几天，他和陈洁又去了几次，在“璎珞泉”的字迹下看到很多残迹。

“文昌”两个字先认了出来。张文昌，他脑袋里跳出这个名字，北宋人，翻经台就有一处他的题名，原来就在这里。

原石

《武林访碑录》丁氏八千卷楼藏钞本记录的张文昌

那晚回去，老奚对陈洁说，过几天我们再来继续找吧。

过了几天，12月13日晚上临睡前，他又拿起“璎珞泉”的各种局部照片看。

诶，上面有一个“游”字，且这一行只有这一个字。

他感觉在哪里看到过。

再仔细看，右下角隐约看出了源、良两个字。

难道是源少良。

他一个翻身，打开电脑，点开丁敬《武林石刻记》（也叫《武林金石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汪氏求是斋钞本。这是他过去反复看的钞本。

第五行，只有一个“游”字，而第一行，就是“监察御史源少良”七个字。

位置完全一致。

监察御史源少良、陕县尉阳陵、此郡太守张守信，天宝六载正月廿三日同游。

为什么只剩下三个字？原来，“璎珞泉”三个大字把它盖住了！也就是说，跟考古地层一样，这处年代最早的唐刻被叠压在宋人和元人的题刻之下。

四处题刻

我们再复盘一遍：北宋景德三年（1006）张文昌等人，题于唐代天宝六载（747）源少良等题名之下，彼时两者相安无事。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张文昌等题名遭“梅违、黄安仁同游”第一次覆刻；元至正四年（1344），以上三处再遭“璎珞泉，沙门行之”整体覆刻。

四处题刻，重重叠叠 图片来自至微堂

杭州迄今最早的摩崖题刻，只残存极个别漫漶的字迹，经过精心释读和复原研究，阮元和黄易没有找到，且认为早已灭失的源少良题名，在题下1200多年后，就此又被重新发现。

2022年，湖山镌永——杭州西湖历代摩崖题刻拓本展在浙博开幕。唐天宝六年（747）源少良等神尼舍利塔题名、唐永贞元年（805）王澹等天竺寺题名、唐萧悦等天竺寺题名，以及吴越天福四年（939）冷求李安开路记、宋康定元年（1040）司马池司马光南屏山题名、宋熙宁三年（1070）郑獬章惇等莲花峰题名等，均为历代无考品或失落已久的题刻，全部由奚珣强找到，在展览中首次面世。

“这方题刻的发现，真的就攻克了很多摩崖的难题，把杭州摩崖的历史提前到了1200多年前。”魏祝挺在展览开幕导览时，有些小激动。

2023年，源少良等题名和2019年老奚重新找回的唐代萧悦等题名，共同入选2023年国家文物局评选的中国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老奚的笔记本，“一石毁三观”

【识再】

↑陆易导演《两只金狮子》预告片

奚珣强谈起寻找源少良题名几度哽咽

“准确地说，是在唐天宝六载（747）前，这块崖壁，如世间其它亿万石头，空空如也，并未有任何的文化印记。”

找到源少良那晚，老奚竟然生出巨大的空虚感。他跟陈洁说，我伤心死了，我不搞了，一辈子都不搞了。它在这里，这谁能想到啊，永远都想不到。

还有一次，“酒过三巡，当他念及西湖访石从此将失去内驱动力，竟至于痛哭流涕。”见到这一幕，郑嘉励写到了文章里。

他是被老奚带入“坑”的。

郑嘉励是玉环人，在杭州生活了二三十年，过去没有觉得自己是杭州人，对杭州并没有家乡和文化的认同，他在文章和朋友圈里，表达的“吾乡”都指玉环，从未将杭州视为自己的家乡。

作为文物工作者，郑嘉励也读过《两浙金石志》《武林金石记》以及《武林坊巷志》等书，对杭州文化的知识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对杭州建立起感情。

2021年初，他认识了奚珣强，跟着老奚走遍西湖诸山，有名的山，无名的山，只要有摩崖题刻、石窟造像分布的山，通通走一遍。

走向湖山深处，他才发现，感觉完全不同。摩崖石刻绝大多数是“到此一游”的史料价值，但是，很多摩崖石刻会规范和引领人们如何观看山水。

奚珣强和朋友山中访石

那天，在宝石山的“天开图画”摩崖石刻前，他和老奚俯瞰西湖，“眼前的美景真如天开图划一般，令人感动到无法言语。不觉间，我建立起了对杭州的文化认同，开始把杭州视为家乡。这种情感的建立，读再多的杭州通史和金石志都没有用，它来自于我和环湖诸山的亲密接触”。

“读书和实地考察是两码事，前者是知识，后者是体验。只有到现场，你去看过它，摸过它，记录过它，才是体验。”

郑嘉励经常说，林林总总的西湖摩崖石刻，未必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为什么？

阮元、黄易是从金石学和保存史料的角度，编录杭州的石刻碑刻，但是，前人的记录，绝大多数都是片段性、碎片式的史料，比如苏东坡什么时候在杭州哪里留下了什么字，等于是新闻五要素。

他在思考，今天的访石者，在山中的寻访和探索，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清代金石学家的研究范式，以及如何加深我们对西湖景观生成的认知？

“如果我们从西湖景观生成史和杭州城市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角度去访石，今天的访石人，就不止是阮元和黄易的延长线。”郑嘉励认为，在不知不觉间，奚珣强的找寻，拓展了金石学的方法和议题的边界，启发了人们观看西湖山水的方式。

这个议题和观看，怎么解读？

从学术界来讲，对石刻景观生成的关注，是从最近10来年开始的，比如，他经常提到学者商伟的著作《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他认为，西湖摩崖石刻的著录应该效仿石窟寺考古，把文物当做一个整体，做整片记录。

比如，凤凰山上的月岩一带，元代陈天瑞，明代萧一中、王阳明等人，诗刻云集。今月曾经照古人。但是到清代后，诗刻就模糊难辨认了，有些甚至不见了。“这是为什么？这就能生出很多问题，这跟景观的消长、城市发展密切关联，可以做更多的讨论。”

元·陈天瑞月岩诗刻

图片来自至微堂

还有排衙石。从72岁的吴越国王钱镠亲笔题写“东南一剑定长鲸”诗刻开始，到北宋、南宋，曾巩、蔡嶷、范文虎等题名存留至今。不同的摩崖分布在这块岩壁上，早期的摩崖会被后期覆盖。

摩崖的分布是次第产生的，如果像阮元和黄易这样只做单个条目的著录，就无法看出这一块崖壁的“生命线”。打个比方，他们会把钱镠的诗刻记的第一页，南宋人题的在第二十页，其实，它们都在一块岩壁上。“对于今天的杭州人来说，更需要知道这个景观如何生成。”

今天的石痴们，已经访到了黄易阮元著录的石刻，更找回了他们不曾看过的石刻，郑嘉励觉得，“碎片化”的摩崖石刻有望成为一种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性史料，在杭州城市史和西湖景观生成史的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我想，这正是奚珣强访石尚待揭示的另外一层的社会意义。宝石山造像的保存状况和艺术价值都不算佳，但我们的研究和解读，对宝石山附近的居民和每天到宝石山上看日出、锻炼身体或观光的民众而言，对他们理解、体验城市历史和环湖诸山却具有潜在的情感、趣味和思想价值—毕竟知识和学术是少数精英的事，而体验和生活是人民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摩崖石刻是手段，西湖山水才是目的。”

【一半】

2026年2月24日，年初八，春节复工，先爬为敬。

老奚爬到凤凰山山顶，一路来到圣果寺崇圣塔遗址旁，没有目的，走走看看。

出门的时候还是晴天，到了山上开始下雨。雨，对普通人爬山来说，很麻烦，对访石爱好者来说，开心得要命。下雨的时候，石头润了，苔藓后的字迹又会明显一点。陈洁说，杭州很多山体都是太湖石，平时太干燥，灰蒙蒙的看不出来。

阴雨天，正是访石的最好时间。

这个地方，他们起码爬过十几次，肉眼可见的石刻就有好几处，太熟悉了。

等等，怎么有字。

清理前

苔藓覆盖石头——我和石梅把照片无限放大，感觉眼睛都要瞪下了，也看不出有字。

雨中，奚珣强却说，好像是个“季”。

他们去了几十次，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字。清理苔藓后，手电筒一照，字迹更清晰了。

季端

時來

清理后

“开工第一天，漏网之鱼终捕获。从没有，到有，到更有，全凭借一支手电。宋刻无疑。”老奚发了一条朋友圈。这又是一条《两浙金石志》《武林访碑录》等著录过，但未标地点，当代遍寻不得的宋代题名。

季端

時來

（左行）

楷書，二寸餘。

黄易在《武林访碑录》最杂乱无章的后半部分“碑图抄录”中，又像手机备忘录一样，记了这几个字，甚至没有标地方。这个条目前，留下了奚珣强用铅笔打的一个问号。

那天，他没有擦掉问号，在旁边空白处，写上日期：2026年2月24日。

找回后的笔记

而此时，《武林访碑录校注》已经在印厂开印了，新发现的照片，来不及放入书中。

在做校注的同时，不断有之前未发现的摩崖被他和更多的访石爱好者重新找回。

比如“清兄”姜建清，在圣果寺遗址通明洞内发现一处被埋于地下的摩崖诗刻“邱崑山人題記”，黄易也抄在《武林访碑录》里，但不知何人所题，也不知道年代，而且缺了很多字，或许当时已经残缺。清兄在明人黄绾《石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卷三中，看到一首《通明洞为陆伯载进士赋》，“感觉十分眼熟，对照之后，确认其就是通明洞内的那方题刻，该刻作者就此告破。”并补齐了全诗。

老奚觉得，这本书，好像怎么都校不完。即便这些年已经找回了几十品石刻，依然还有很多古人的痕迹，湮没山林，没有找到，或许已经或即将消失。

有一天，他再次从月岩经过，凝视胡松所题的“本来面目”四个大字。只见在苍老崖壁上，“面目”两字所处的位置，因为石头的“老去”，细砺纷纷掉落，相较以前，又风化了不少。

本來面目嘉靖庚申秋月，按察使滁上胡松題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部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书。

如今，他也来到了黄易当年杭州访碑的年龄，51岁。黄易当年也没有完成“全部”，应该也知道自己做不完——没有人知道，西湖山石间到底隐藏了多少古人的密码，无法计算，更不存在“一网打尽”。黄易留下了那么多未解之谜，留给后人继续在山石间探寻。

“我决定与自己和解，将这部书交稿出版，以还二百三十年前，黄易在乾隆六十年所见的武林山水‘一半面目’。另一半，留给读者朋友，留给时间。”他在后记里这样写道。

黄易抄录的“石观音院題名”，老奚翻遍山头和文献，也没找到具体地点；“丹竈”两个字在哪，也不知道。他说，如果有人访到了，就可以在《武林访碑录校注》12页这一品前，打个钩，这就是重新发现了。

他说，大家不必惜书，大可在书上勾勾画画。哪天去了哪个山头，找到了书中的哪些题刻，标注下。书中没有配图的条目，也可以自己寻找原石拍照打卡留念，如果多认出了几个字，也可以补在书中。

本文刊出前一天，老奚又给我发来两段话：

“我和陈洁无论此生多么勤勉，也只有四只眼睛四条腿。如果有更多的人在山中、湖上、城里，带着发现的目光，踏遍青山，那么成千上万只的眼睛，一定会发现更多的题刻。哪怕没有新的发现，也可以留下存世题刻的当代影像。”

是的，今天，人人皆可访石。

他说，这本书如果放在案头，就没意义了。“大家千万不要被《武林访碑录校注》这样严肃的书名劝退，这是一本当代在杭州访碑的路书。武林访碑之路，人人可行，武林访碑之书，人人可写，我和陈洁都是从门外汉，一路这样过来的，访石带给了我们无穷的生活乐趣。”

奚珣强在山中访石

1786年，黄易发现武梁祠之前，在南宋，武梁祠画像只有拓本流传，赵明诚在《金石录》里就有过记载，但是，他和洪适二人都未曾真正到过这个祠堂。洪适为武梁祠定名《武梁祠堂画像》之后说：“后之人身履其壤，会能因斯言以求是。”

黄易“身履其壤”，就是洪适所期待的“后之人”。

奚珣强翻开《武林访碑录》丁氏八千卷楼藏钞本，杭州丁氏兄弟在题跋的最后一句，这样写道：

“然僧六舟輯《靈隱寺志》，蒐出石刻，多前人未著録者。安得暇時彙而排此，重編一録，導披蘚捫苔之一助乎？”

丁氏兄弟说，除了黄易、丁敬、阮元，六舟在《灵隐寺志》的金石篇中，也有很多石刻是前人没有著录的，有空的时候要重编一本书，希望可以帮助后面“披藓扪苔”的访石人。

后来的访石人，正在山中。

（图片由奚珣强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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