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站旧照

1925年，一位英国人拍摄的影像中的拱宸桥

百年来，杭州的拱宸桥频繁出现于不同的记载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例如近代出版家、教育家庄俞，书法家、早年曾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石克士，他们虽是拱宸桥的匆匆过客，却留下了有珍贵文史价值的细节描述；再如“新红学派”创始人俞平伯，对于拱宸桥只留下一句话，也饱含着时代信息。

在不同表达者的笔墨下，在今昔不同的感受中，拱宸桥有了各种各样的切面，每一个切面所折射出的意义也并不相同。

近代西湖旅游发展时，拱宸桥是中转站

1922年5月4日，应陈叔通游天目山之邀，庄俞、王仙华、高梦旦、孔大赉结伴从上海乘火车赴杭，入住湖滨旅馆。

次日晨6点钟，启程赴拱宸桥。

同行者除了上海四位，还有杭州的陈叔通、夏剑丞、沈蔼如、左南生、徐亮闻、楼仲孝。

他们之所以到拱宸桥，乃因前往余杭、临安，得从拱宸桥启航。

就水路而言，杭州往西、往北、往南——即走水路出杭至沪、苏、宁、津、京等地和自北入杭，过钱塘江到浙南、浙西乃至闽、赣，拱宸桥都是必经之地。

当年从西湖边到拱宸桥，既可乘火车，也可乘人力车。乘人力车，需在武林门换乘。城内与城外分属不同区域，城内的人力车不可做出城的生意，反之亦然。

火车有时会不准点，人力车还比较可控。为了避免行程被延误，他们选乘人力车。

船是预雇好的，庄俞一行到码头便可解缆。

早上7点45分，船开了，走的是今西塘河-宦塘河路线：“先入运河，转入三墩河，过古板桥、文星桥。……一点二十八分到余杭，在千秋岭阎家牌楼登岸。”（《我一游记·天目山记》）

庄俞的游记中，拱宸余杭之间，有两种船。一种约可坐八九人，船费四元，饭食茶水再加一元。另一种为航速快的小艇，每艇只可坐三四人。

这不是庄俞第一次到拱宸桥。

1909年，庄俞、蒋维乔、严练如、钱琳叔、徐果人、于怀瑾、翁佩孚结伴游西湖，就住在拱宸桥边的来安客栈：“盖当时湖边荒凉，无有课（可）驻足之所。必从拱宸桥雇舟，乃可抵湖边也。”（蒋维乔《西湖回忆》）

如果说1876年出生的庄俞记录的，是拱宸桥在水系上的地位和相关航道的船况、里程等导游信息，那么1873年出生的蒋维乔则让今人了解到近代西湖旅游发展时的拱宸力量。

而石克士则为拱宸桥留下了几乎是近代唯一纯粹描述拱宸桥运河风光和市井韵味的文字。

那是在1934年，石克士与友人从松木场雇舟在逼仄的河道里行使了七八里水路抵达拱宸桥。原本，若非枯水期，可走古荡到西溪的水路。所以，此番走拱宸桥，他们绕道约二十里。

因他二十里许的绕道，我读到了近90年前的这段文字：

欸乃声中，行踪殊慢，过拱埠时，渐入渐开，回首遥望归途，云树朦胧，花枝低桠，其景几如曲巷深街，隐隐甸甸，武林源中不是过也。时日方晌午，阳光和暖，溪流浅涨中，鹅鸭成群，游泳水上，隔岸机器厂住宅鳞次栉比，拱埠本繁华之地，近以禁娼令下，莺燕分飞，商业骤呈冷淡，然建筑一切仍可于舟中窥其背面。（石克士《西溪舟中》，载《新杭州导游》1934年版）

上海—拱宸桥—莫干山一日游线路，见证近代文化产业方兴

与庄俞等人同游天目山的高梦旦，是翻译家郑振铎的岳父。

1926年夏，白天要到编译所上班，写稿只能熬夜的郑振铎，已有将近两个礼拜写不出东西。

高梦旦夫妇看着日渐消瘦、眼中常含血丝的郑振铎，心疼又担忧。

高梦旦是商务印书馆的高层，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近代避暑旅游正兴之际，莫干山是上海名流风靡的避暑胜地。商务印书馆的人常到莫干山避暑。

恰好，高梦旦和王心南等人正拟赴莫干山。

于是，高梦旦老两口子便劝郑振铎把笔放一放，一起到莫干山休养。妻子高君箴也殷勤鼓动：“去吧，安排好家里的事后，我也去陪你。”

1916年，沪杭甬铁路局为便利莫干山避暑旅客，专门推出沪莫联票，雇定车、轿、汽船在拱宸桥接送游客。

1920年，该局又投资2万元置3艘小汽艇，专事拱宸桥与三桥埠航线。

从上海到莫干山，成了一日可达的旅程。

“由上海到莫干山，一路上真是方便。铁路局特别为游山者设了种种的便利的运输方法，到了艮山门（杭州的近郊）早有一列小火车在等着我们到拱宸桥了；到了拱宸桥，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们到莫干山前的三桥埠了；到了三桥埠，又早有许多轿夫挑夫在等着我们了。上了轿，行李无论多少，都不用自己费心，花了挑力，他们自然会把这些东西送上来，一件也不会少。比我们苏州扬州的旅行，还要利便得多。一点麻烦也没有，车轿夫包围之祸也没有。如果旅行是如此的利便，我们真要不以旅行为苦而以为乐了。”（郑振铎《山中通信》）

避暑、旅行，是人的精神生活诉求。为这些行为而买的单，便叫精神消费或文化消费。为此消费创造和提供的种种服务之和，则称文化产业。

显然，上海到莫干山一条龙服务的便利现象背后，是资本繁殖目的。

但一切都有着水到渠成的样子，上海、拱宸桥、莫干山也因此若“邻里”。

于是，藉着郑振铎的笔，我们读到在近代文化产业方兴之际，拱宸桥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一重要角色的主要因素仍在于地缘之利。

当铁路停运，拱宸桥就成了“救火队员”

1907年沪杭甬铁路通车以后，拱宸桥的商业虽有所影响，但其交通地位却依然稳固，尤常发挥“救火队员”的能量。

原因之一，近代军阀混战，铁路时常停开，航运从中得利。

例如俞平伯《城站》最后一段写道：“听说江南去年唱过的旧戏，又在那边新排了，沪杭车路也不通了。”所谓江南去年唱过的戏，指的就是1924年的江浙战争。

俞平伯生于1900年，《城站》作于1925年10月6日。26岁的他在《城站》里说：“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从拱宸桥走，没有再过城站。”

当然，这并非他人生最后一次到杭州。1956年5月17日，俞平伯、邵力子、许宝驹、马寅初、严景耀等一行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浙江。第3天上午，他们到当时还归属拱宸桥的康桥视察。5月22日，俞平伯从卖鱼桥搭乘杭湖班小轮船返德清故乡，早上8点钟船泊拱宸桥码头。八十多位嵊县人挑着茧担，在此登船到德清烘茧。

原因之二，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势力无暇顾及中国，内河航运进入黄金发展期——铁路局在莫干山获利的主要机遇也在于此。

简而言之，在近代，当铁路停运，运河就成了救命线，拱宸桥就成为逃生的梯子。

例如：1927年，“四一二”事件期间，整座上海陷于腥风血雨之中，沪杭铁路停运，郁达夫正是通过运河脱离险境，到达拱宸桥。

又如，1926年11月13日，周六，118名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乘火车前往杭州。当火车还在沪杭线上奔驰的时候，提前一天到达、在杭州城站准备接团的内山完造心急如焚。

因为时值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苏浙两省境内已经封锁，城站骚乱不堪，假日经济泡汤。

终于安顿好日侨的内山完造，苦思冥想离杭之策。他想到了——刻不容缓，半夜里，雇黄包车冒雨赶到拱宸桥。

将近凌晨2点钟，他敲开戴生昌轮船公司的门，订了到上海的小蒸汽船，“这下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顺利的话最迟周一下午就能到上海了，可是从傍晚到现在是如何为这件事情揪心的，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内山完造《旅行和独立骚乱》）

一夜没睡，第二天晚上他们仓皇逃离。

1885年出生的内山完造之所以能从拱宸桥顺利找到脱困的途径，原因在于此地有日本租界：“我们坐在连起来的小蒸汽船上，吩咐船员把船停到不远处的日租界，当然这里也是治外法权区域。”（内山完造《旅行和独立骚乱》）

鲁迅、蔡元培、丰子恺……从拱宸桥下经过的朴素情怀

拱宸桥的另一种生命力的核心意义在于：既是一个物，又是一种象征。

2022年秋天，民国电影与历史影像研究专家龚伟强曾来拱宸分享江南运河纪实影片。他感慨：“未曾想，江南竟有保持得如此有江南滋味的拱宸桥西。”

十多年前，他曾有过匆匆的拱宸之行，但足迹仅及桥东。此番感慨，既是他初见桥西的惊喜，也是为当年没有翻越拱宸桥而遗憾。

在他分享的影片中，有一段是1925年英国人拍的从拱宸桥到三桥埠的水路景象。

画面起于拱宸桥，机位在船尾。船，或许就是铁路局的三艘汽艇之一。

观看影片的时候，我再一次想到1926年7月郑振铎的莫干山之行，以及他在此行所写的《山中通信》中就如何推进“个人与公共的安全与幸福”所发的议论。

感受着影片中的船速，看着水波荡漾中竟然几乎不抖的画面。我想到，纵然再高超的摄影技术，也且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人只能顺从于河道，那个摄影师即便是真的英国贵族，同样需要一个安全的水面，否则免谈幸福。

一个安全而幸福的世界，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追求。

这不仅是郑振铎先生，也是许多从拱宸桥下经过的人们的朴素情怀——给未来光辉和希望。例如鲁迅、蔡元培、丰子恺等。

与郑振铎途经拱宸桥之从容惬意，还能思考“个人与公共的安全与幸福”之问题迥异，1937年，丰子恺途经拱宸桥之际，是狼狈不堪的，只能想生与死的问题。

丰子恺逃难记之拱宸桥问答

1937年11月6日下午2时许，丰子恺坐在缘缘堂书斋构思《漫画日本侵华史》。

“忽然一阵冰雹似的声音在附近的屋瓦上响过，接着沉重地一声震响。墙壁摆动，桌椅跳跃，热水瓶、水烟袋翻落地上，玻璃窗齐声大叫。”

这一天，日寇空袭石门约两个钟头，投下十余枚炸弹，其中一枚就炸在缘缘堂后门外。

原以为“请也不会来炸石门湾”的当地人，如梦初醒。傍晚，全镇逃避一空。丰子恺一家，则逃到南圣浜妹妹家。

随着战事的发展，桐乡是无法待了，究竟往哪里逃呢？犹豫不决之际，恰好马一孚从桐庐来信邀他率眷至桐庐避难。

于是，11月21日下午1时，丰子恺率家人和亲友仓皇登船离乡，开始了历时8年，行程6000余里的流亡生涯。

次夜，船泊拱宸桥下。

各种令人绝望的信息纷至沓来——有倭寇已到濮院的传言，有桐乡正在屠杀的说法，有钱塘江桐庐之船难觅的消息，等等。

本已是前途未卜之惊弓鸟，又听得这般诸多传闻，如何能寐？

出于安全起见，丰子恺忍痛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蒋坚忍著）和《漫画日本侵华史》扔进了运河里面。行李和其他书籍也是精简再精简，“结果只剩几册几何演草等买不到的东西而已”。

当时，拱宸桥很多挑夫都已去逃难，好不容易找到两个挑夫但行李并作两担又太重。挑夫不干，丰子恺只得又劝大家精简行李，他则连两条上等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也丢弃了——每当想起这事，丰子恺就十分后悔。

起初，他反复问自己：“缘缘堂中无数的衣服器具书籍尽付一炬，何以反不及拱宸桥抛弃的一些东西的受人怜惜？”

他给自己的答案是：“后来一想，这里边大有道理：缘缘堂所损失的虽多，其代价是神圣抗战以求最后胜利，是大家所甘心的。拱宸桥所损失的虽小，但由于慌张与无计划，因此足以引起长期的后悔。我更加怀疑世间注重物质的人了，人根本是唯心的动物。义之所在，视死可以如归，何况区区身外之物，情所不甘，一毛也不肯拔，何况拱宸桥船里崭新的丝绵被与衣服呢。”

其实，这何尝不也是危时求存命、安时求生活的人性现象。

因为他们，拱宸桥具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

如果说看过拱宸桥的人多如一条河，那么写过拱宸桥的人数合起来顶多一碗水。前者，是地理、交通等物理意义上的拱宸桥，是大众化的拱宸桥；后者，虽属文人的自我感受，是小众化的拱宸桥，但也不乏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表达。

尽管如此，面对依然屹立在大运河上的拱宸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能算拱宸桥在时空上的伴随者，使我们看到人的渺小和城市的有限。李白之“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是这况味，苏轼的“大江东去”也是这况味。

物质意义上的拱宸桥，并非只是对丰子恺，而是对任何人的痛苦和命运都无动于衷、皆不会有关心。

因而，当家人每逢冬季就想起被抛在拱宸桥的那两条丝绵被，埋怨丰子恺孟浪，认为“第三个挑夫并非绝对雇不到”的时候，丰子恺的自问自答便呈现出一种精神的世界。

因而，丰先生的拱宸桥问答，如同庄俞、蒋维乔的游记，郑振铎的通信，石克士、俞平伯、内山完造的文章，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日记，都成拱宸桥之精神世界中的一员，也都是孤独的象征。

当代作家王梓夫曾说：“京杭大运河从通州到杭州，通州没有一座地位相应的桥。”他的“拱宸桥感觉”是：

我第一次看到拱宸桥，就有一种很神圣、很肃穆的感觉。

我是从远处儿看的，因为在此之前，我是从文献上看到“拱宸桥”三个字。当时文字本身就让我感到很震撼，就是一个万艘朝宗的起点的感觉。我联想着千万艘漕船从这里出发，沿着运河一路向北，最后到了我的家乡北京——那是一种很有标志性的、庄严的，寻根也朝圣的感觉。后来，我在研究青帮的时候，又多次在资料上看到“拱宸桥”三个字。于是，再去看拱宸桥的时候，在庄严和神圣的感觉之外，还有一种神秘感。

某种意义上，拱宸桥的文化意义已超过它的实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