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作家 |

当年看过《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以下简称“《重返1976》”）的读者大多已经人过中年。

十多年后，这部作品依然会在不同场合被不断谈起。很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是一部追寻之作。作家袁敏以纪实的方式追寻历史，“用文字撩起并解读过去的忧伤”。

从《重返1976》开始，袁敏很少再写小说。

《兴隆公社》《蒜头的世界》《燃灯者》《巴大叔和他的孩子们——一位科学老师的2049计划》……几乎，无一例外的，每当她带着一部新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和读者见面，总有人会问，这个袁敏是写《重返1976》的袁敏么？

袁敏说，能被记得好于忘记。

历史就在她的身上

1981年，23岁的袁敏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在文学创作中记录她曾经历的往事。此时，她刚刚成为《东海》杂志的编辑，在此之前，她是杭州丝织厂的一名青年女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期，各地作家协会、文学期刊经常举办笔会。袁敏和李小林就是在笔会上相识，情同姐妹。袁敏经常将身边发生的人和事讲给李小林听，而当时还是《浙江文艺》（即《东海》）编辑的李小林一直鼓励袁敏积极创作。

“后来才知道，李小林是巴金先生的女儿。我在杭州天长小学读书时，很喜欢巴金翻译的《木木》，一直希望能做一名巴金一样的翻译家。《天上飘来一朵云》刚写好时，我没有奢望能在《收获》上发表，只是想先给李小林看看，她看后把我叫到上海，在锦江饭店住了三天，编辑部几个老同志轮番看稿子，给意见，我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认认真真又修改了一番。”袁敏说：“回想起来，其实从那时起，小林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辑，她对历史有自己的判断和眼光，她认为‘总理遗言’案应该留下痕迹，不要被淹没。”

2005年年末，已是《收获》杂志主编的李小林请袁敏以非虚构的形式，重返1976。在这场与历史的博弈中，袁敏和事件当事人穿越时空隧道，从天目山的一座老宅留椿乌，到北京中央政法干校的一排砖坯平房，去试图补缀历史的本真面目。袁敏回忆，“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实录，要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他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

2010年1月，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北京文学》《作家文摘》等几十家报刊媒体相继转载、评介。当时，几乎没人谈论“非虚构写作”，但让袁敏感到鼓舞的是，“通过这次写作，着实感受到非虚构的力量无法比拟。我想我已经这个岁数了，也不追求名利，就想写一些真正可以留下来、真正被读者关注的作品。我想写大背景下一群小人物的命运，写这群小人物的成长和他们为此付出的青春和爱情。”

同样，袁敏在1986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深深的大草甸》，写了一个北大荒女知青坎坷的命运，也被李小林记得。

李小林建议袁敏寻访北大荒“兴隆公社”的杭州知青足迹，再次用非虚构的形式在《收获》开设专栏，讲述知青往事。“为了这次写作，我先后四次赶赴黑龙江北大荒，发掘出一份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兴隆公社知青档案》。当我看到一个人的名字和青春被写在发黄发脆的纸片上，更加意识到写作的使命，不仅是一种记录，也是一份唤醒，一份懂得。”

2018年年末，《收获》杂志刊登了两张榜单。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排行榜上，《兴隆公社》排名第一，最受专家喜爱的作品榜上，《兴隆公社》排名第三。

虽然袁敏在心里已笃定自己一辈子不能离开写作，但直到看到这份榜单，才有些相信在她二十几岁时，巴金先生对她说的话：“小袁，我看了你的小说，你是可以写东西的。”

江南的女儿

2006年1月，作为《江南》文学杂志的新任主编，袁敏在卷首语写下：“我是江南的女儿……我选择寂寞而清贫的纯文学刊物作为自己人生的新起点。”

这个决定，这份承诺对袁敏来说非比寻常。

在回杭州之前，袁敏在作家出版社做了7年的图书编辑，曾七次荣获全国畅销书奖，是业内公认的“金牌出版人”。

袁敏一直记得《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的作者刘海军。作为该书责编，袁敏为束星北坎坷悲怆的一生慨叹落泪，也为作者刘海军为采访写作该书，前后投入近二十年时间，落寞地疏离了本可富足而热闹的生活，甚至很长时间无法从抑郁中走出。

“刘海军这部书稿在找到我之前，已经被7家出版社退稿。”袁敏回忆，“但是这部书到我这里，我一下子就被震撼了！从编辑到出版，整整经历了两年。我是个理工科盲，这本书的原稿有大量的物理专业术语和解题公式，大部分根本看不懂。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术语和公式。这期间，我察觉到他精神萎靡，告诉他，我一定会将此书出版，但我遇到了障碍，我相信大多数的读者一定和我一样，会对这些专业术语和公式望而生畏，从而导致中断阅读。读者是要看束星北的人物命运，感受他体现在专业上的家国情怀，这些物理专业术语和公式是否可以通通删掉？”和作者艰难而漫长的沟通，考验着一个编辑的修养和功力，但袁敏凭借着一个优秀编辑的综合素质，说服了刘海军，《束星北档案》最终顺利出版。

要不要回到《江南》，回到她想念的西湖，袁敏有过犹豫，是朋友王旭峰的一番话让她“开弓没有回头箭”。“浙江在打造文化大省，需要有一本能进入全国文坛视野的刊物。《江南》也需要你。”

于是，袁敏义无反顾，重回江南故里。从2006年到2014年，袁敏执掌《江南》9年，每隔两个月出版一期的《江南》，都能看到她写下的卷首语。她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主编，岁末从杭州回北京过年，凛冽的寒风中，最先去零售商小董夫妇那里请教零售行情；2007年，台风“罗莎”在杭州刚刚过境，会因为全社同志全部参加编辑工作会而心生感动；2009年，江南设立郁达夫奖时，她首先提出“实名投票，评语公开”的评奖制度，希望能摒弃面子奖、人情奖、红包奖；努力以发掘、培养、推出新人为重要使命。

首届郁达夫小说评奖，由陈建功、王安忆、迟子建、李敬泽、曹文轩等9位著名作家担任终评委，这样的评委阵容让别的文学期刊觉得羡慕。

在路上的“燃灯者”

袁敏最近一次流泪，是有朋友写了这样一段评论：“袁敏仍然写着这些文章，感觉她是提着一枚蜡烛在黑夜里走。”

“这些文章”就是袁敏笔下的“燃灯者”。

2018年，袁敏跨越1400公里，去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民族中学采访校长陈立群，感受到他“对一个学生扶贫先要对一个家庭扶智”的苦心；2019年，她在杭州一所学校体验生活，偶然听孩子们说起晚自习要逃课，和科学老师巴大叔去理发店过一个“创客之夜”，便开始了对山水田园课程和家庭实验室的追踪；今年8月，她又一次前往青海，只是因为惦念着在《母羊的心》中所写到的“她们亲热地扑到我怀里，看我的眼神就像小羊羔看着自己的妈妈”的藏族女孩们。

袁敏有一只迷彩军绿色的小挎包，小挎包里有一只录音笔。“写非虚构，很耗脑力，我要真实反映协调和沟通，大量的采访远远要大于最后书稿呈现的文字。”她说，“下一部作品，非常想写职业教育。国家正在大力扶持职业教育，这让人感到教育的与时俱进。但是，在不少人或者家长甚至老师看来，考不上好大学的人才去读职业学校，许多学生也不乏这种观念。而事实上，从事职业教育的燃灯者，同样令人敬佩和尊敬，他们已经做出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中国教育的某种弊端，弥补了中国教育的某种缺失。”

袁敏走访萧山一家职业技术类院校。这曾经是个“学渣”学校，但最近这些年，通过热爱职业教育的校长、老师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毕业生供不应求，很多毕业生的年薪都在20万元起步。她在学校住了大半个月，白天黑夜地采访，已经准备要写了，但是这时候身体出现了问题，医生让她必须马上休息。

学校得知袁敏病了，来家里看她，送了她一个礼物，是学生亲手做的小牛摆件。袁敏说：“这只小牛我一直摆在桌上，提醒自己还有一个职业教育的写作约定。”

袁敏很喜欢俄罗斯作家康·巴乌斯基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但凡有人请她推荐书目，她首先想到的总是这部经典作品。这是一部看似谈论写作甘苦和技巧，实际上却是讲述人生故事和爱的书。她亲切地称这位作家为“老康”。如果你热爱文学，又从没阅读过老康或《金蔷薇》，她真的会为此沮丧。

2017年，因为《金蔷薇》，袁敏几次去俄罗斯寻访老康的写作足音。路过阿尔巴特大街，她会想起前苏联作家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科夫创作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袁敏也畅想过，自己是不是可以写一本《菩提寺路的儿女》，献给至亲至爱的家人，献给可爱可敬的青春同路人，而这字里行间不再沉默的情感，也许就是以往步履在她心中种下的那朵金蔷薇。

袁敏，作家、编辑，出版人。浙江上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纪实文学《重返1976》、暖心教育读本《蒜头的世界》等。曾在《收获》杂志开辟“知青专栏”《兴隆公社》。近年来，关注教育话题，创作出版有《燃灯者》《巴大叔和他的孩子们》等，给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