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门牌号 | 高小我（作家，专注于微观鲁迅研究的西北读书人）

1906年6月，鲁迅在绍兴办完婚事后，继续去日本留学。此时，二弟周作人已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1905年冬天参加的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也已通过，因近视不能学习海军，改命学习土木工程。于是，周氏兄弟一同前往东京，在鲁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见馆住了下来。

伏见馆位于东京本乡区汤岛町二丁目。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公寓，鲁迅的房间“在楼上路南这一排的靠近西端，照例是四张半席子大小，点洋油灯，却有浴室，大概一星期可以有两次洗浴，不另外要钱（本来外边洗浴也不过两三分钱）”（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伏见馆》）。

从周遐寿（周作人）的记述可知，鲁迅住在伏见馆公寓的时间是1906年秋至1907年夏。

此前，来访周氏兄弟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要不然便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斋。但搬到伏见馆和后面将要写到的东竹町中越馆之后，客人来得多了，且大都是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人士有关的人。据周作人回忆，“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豫（预）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是在日本留学，专门药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五》）。

周作人还回忆，“这公寓的饭食招待不能算好，大抵还过得去，可是因了洗浴的缘故，终于发生纠纷，在次年春间搬了出来了”。

原来，鲁迅搬离伏见馆，竟然是因为洗浴的原因。

鲁迅平时看不起的中国留学生，一类是在《藤野先生》中描写的速成科学生，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另一类是岩仓铁道学校、明治大学、法政大学的专门科学生，他们目的专在升官发财，在伏见馆周围也住着一些。专门科的这一路人，素质不高，语言无味，常大声谈笑。特别是其中一个叫法豪的人，专爱在房间“白痴似的大声谈笑，隔着两间房听了也难免要发火”。尤其是他们热衷于洗澡，水一烧好，完全不顾公寓规则，马上就钻进去，这让鲁迅很愤怒。因为其时的东京，房客们洗澡要论资排辈。鲁迅是老房客，烧好了水，“照例公寓要先来请他，每次却都被法豪辈抢了去，他并不一定要先洗，但这很使他生气，所以决心移到别处去了”（《鲁迅的故家·伏见馆》）。

关于文中的法豪，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第七十五篇《法豪事件》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对门第六号里住的一位豪杰，尤其是了不得，醒时大笑大叫，睡了又立即鼾声大作，声如猪嗥，他的同伴叫他做‘法豪’——后来在民国初年在议员当中，发见（现）了江西的一位议员名叫欧阳法孝，才知道他的正式的大名。这位法豪老爷又似乎头脑特殊的坏，日本房子特别是下宿的房间，外观构造都很相似，可是外边标着号数，自己住惯了也很有数，可是他却时常走错，冲进别人的住房里去，又复愕然退出，也不打一个招呼……日日听着狗叫似的吵闹，更是四日两头的有那洗澡这一幕，实在叫人不好受，所以在踌躇好久之后，终于决心迁居，离汤岛不过一箭之路，在东竹町的一户人家租借了两间房，住了下来了。”

由此可知，促使周氏兄弟搬家的这位“法豪”，本名欧阳法孝（江西等地读“孝”为“豪”），民国初年当过江西的议员。1911年4月12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还把法豪当作一个反面教材列举：“倘一思将来，足以寒心，顾仆颇能自遏其思，俾勿深入，读《恨赋》未终而鼾声作，法豪将为我师矣。”意思是他读南朝文学家江淹的《恨赋》，还没读完就已经鼾声大作，实在是有点不争气，再这样下去，法豪就可以当他的老师了。话里话外也透着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