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这是疫情期间中国援意物资上的一句赠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灾难总是卷土重来，但我们会依靠血缘气脉，繁衍生息，再一次，再一次夺回生命的主权”

那不勒斯的油菜花田，一路随青灰色的亚平宁山脉延展。零星的村落，粉红色、橙黄色外墙的农舍旁，高大的山毛榉围成浓绿树篱，压弯枝头的金色柑橘跨墙而出。意大利北富南穷，但乡野间不分南北地流淌着意大利人充沛的情绪色彩。

所有的色彩到了庞贝戛然而止。

满地火山岩屑，满眼断壁残垣。我拣起一块气孔疏松的砾石，很轻，你能掂出它的年龄，是公元79年那场火山喷发结束后，残留的岩浆凝结而成。

征服者拿破仑想将《最后的晚餐》搬到巴黎去，但工程师没有迁移圣玛利教堂的本领，徒呼奈何。但维苏威火山有，它用倾泻了十七个小时的10亿吨的火山碎屑流，把一座古罗马时代的繁荣城市封印至今，它跨的不是地域是时间，它为我们做了一枚同类的琥珀标本，美丽，残忍。

窒息的感觉，应该是人在河岸上的溺死。但，不能再想下去了。我四处走走，避开导游招呼大家去看的人形石膏躯壳。

一只流浪狗走在主街上，古马车留下的辙印在它脚下清晰可见。古罗马人是“逻辑的向导”，造城艺术的大师。庞贝古城也是精密设计之作，它依据城市人口和规模兴建房屋、商店以及广场、神庙、公共浴室、厕所和露天竞技场等公共空间。笔直的大街两旁，是纵横相连的街道小巷。每幢建筑都编有序号，在一堵编号为REG-VI-INS-XIII的墙脚下，立有一口水井，取水口的井台被磨得异常光滑。

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瞬息有市井喧嚷声，扑面而来。

这样的水井，我在云南大理古镇也看到过啊。井旁刊刻有一副对联，“井深涌出生命圣水，红尘藏有剂世良方”。井边聚族而居，流泉巷陌，长衢如昼，那是东方的繁华气象。

有一种戏谑的说法，意大利人是欧洲的中国人。不知是否因为一样善造长城。罗马贤君哈德良将长城建到了英格兰高地的峭壁上，从爱尔兰海延伸到黑海，横跨北非，清晰地划出了罗马帝国的边界，令蛮族仰视。

艺术家也有同感。吴冠中说达·芬奇的素描山水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颇为相似，波提切利的作品突出线造型、平面感、衣带飘摇感，独具东方情致。我特意去拜谒乌菲兹美术馆里的春之女神，衣袂线条果然有“吴带当风”的轻盈风流。

艺术之外，是相通的国民性。意大利与中国人一样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他们喜欢和家人共度时光，喜欢多子多孙、几代同堂。同样也喜欢繁文缛节、吵吵嚷嚷，美味佳肴、酬宴宾客。

也像中国人一样，懂得生活的艺术，深谙浮生的短暂，善于在苦难中哄自己高兴。古罗马伟大的诗人贺拉斯说：

浮生喜乐，岂云难得

把握今日，莫使磋跎

心无忧愧，言自慷慨

今日既已善用，明朝晴雨无碍。

翻译成中文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从威尼斯搭火车去北部小城巴萨诺，也在街头看到了这种旷达。从金桥上喝了当地自酿的一种有名的Grappa酒，趁着酒兴踱步到小镇中心的公共广场上，见长廊下有架钢琴，走过的年轻孩子兴之所至，坐下弹一首明快的曲子。

长廊的石柱上，贴着几张讣告。我凑近看了一下，最长者93岁，其余80多岁，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座宁静小城里，十字架旁的几张老脸，笑意盈盈。

“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这是疫情期间中国援意物资上的一句赠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灾难总是卷土重来，但我们会依靠血缘气脉，繁衍生息，再一次，再一次夺回生命的主权。

足球、病毒和经济

“在足球场上，几万人聚集在一起齐声呐喊，在屏幕前，数千万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球迷把对球队的支持，表达为一种单纯、执着、忠诚的热爱，而这种团结和爱的情感，也将成为欧洲人民最终战胜病毒的内在动力”

岑嵘

如果你是个球迷，对于期待已久的欧洲杯不能如期举行一定感到有些沮丧——原定于今夏开幕的2020年欧洲杯将推迟一年举行。你是否想过一个问题，欧洲杯的精彩和病毒的迅速传播有什么关系？

从1月24日欧洲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法国被发现后，直到2月中旬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疫情一直波澜不惊。转折点出现在2月21日的意大利。随着首名意大利公民确诊，不到一周就已遍布全国。接下来短短两周内，病毒长驱直入蔓延到欧洲各个国家。

在2016年扩军为24支球队的欧洲杯，被认为精彩程度甚至超过世界杯，一般世界杯到了8强，是由6到7支欧洲队和一两支南美队对垒，欧洲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足球的中心。而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欧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这里有生长职业足球的社区土壤，有球员充分流动的经济基础，以及全世界最为密集的交通网络，两个半小时的飞行距离，覆盖了20个国家的大约3亿人。

西欧各国的足球战术水平也因为这个社会网络不断得到提升，同样是这个社会网络，使得病毒得以迅速传播。当一个国家爆发后，病毒便会在这个来往频繁的两个半小时交通圈里像闪电战一样到达各个国家。

假如你对欧洲的豪门俱乐部有所了解，就会发现它们和工业发展及移民程度密切相关。

英国曼彻斯特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城市，1800年曼彻斯特还是一个几万人的小地方，1900年，工业革命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百万人涌入这个城市，许多人开始投奔当地的曼联俱乐部。同样，当米兰成为新工业城市后，吸收了成千上万的移民，以至于后来建立了两个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即AC米兰和国际米兰俱乐部。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意大利的“经济奇迹”时期，大批移民涌入都灵，许多人为菲亚特公司制造汽车，这些移民也使得尤文图斯成为全球最强大的俱乐部之一。同一时代，大约有150万西班牙人移居至巴塞罗那地区，这群人把自己的精神寄托给了当地的俱乐部——巴萨。

假如你查看欧洲的疫情地图，会发现一个现象，疫情严重的国家都是传统上的足球大国，比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士、英国、荷兰……人们总是力图向钱多的地方移民，市场越开放，劳动力流动性就越强，足球就越繁荣。而移民越多、经济越发达，交流越频繁，就使得这些国家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对足球是好事，但对于病毒传播却恰恰相反。

那么持续的疫情导致足球赛事的停摆，会对欧洲经济造成多大影响呢？

1996年欧洲杯大约为英国产生了1亿英镑的直接收入，和外国游客当年在英国花费的127亿英镑相比不值一提，并且赛事过后经济很少出现大幅提升的迹象。因此，对于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事实上，足球俱乐部都很难赚钱，用互联网行业的话说，职业球队只有球迷，没有用户，没法把流量转化为收入。1983年，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在伦敦交易所挂牌，成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足球俱乐部，热刺俱乐部老板很快意识到：“俱乐部无法为股民带来利润”。

但企业家仍然乐此不疲，因为足球带来钱以外的东西。足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和信心，能带来巨大的归属感和精神力量。这恐怕也是陷入欧债危机的国家频频能在欧洲杯取得好成绩的原因吧，他们的国家太需要这场胜利。

你可能会担心长期的疫情会导致俱乐部关门。事实上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永远不会消失。破产的企业往往会连同它们的品牌一起消失，然而破产的俱乐部却往往会保留品牌原地复活，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他们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在足球场，几万人聚集在一起齐声呐喊，在屏幕前，数千万人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球迷把对球队的支持，表达为一种单纯、执着、忠诚的热爱，而这种团结和爱的情感，也将成为欧洲人民最终战胜病毒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