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同年5月29日，未能得手的金某以办事效率低为由，辞退了她。6月17日，金某打电话用下流话骚扰她；随后两天内，又连续10余次给她打骚扰电话。

小谢是东北人，来自农村，吃过不少苦。“她是那种性格刚烈、宁折不弯的人。”刘曙勤说，小谢并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到当地报社投诉。

小谢当着记者的面，用报社的办公室电话打给金某，电话有录音功能。在对话中，金某说了类似“摸了有感觉”的话，通话内容明显承认了性骚扰的事实。

7月2日，小谢向鹿城法院提交诉状，认为金某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工作，使其身心遭到极大伤害。刘曙勤是原告代理律师之一。

诉讼期间，刘曙勤负责接送小谢，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

由于一个是普通职员，一个是老板，诉讼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小谢天然处于弱势。

法庭上，金某的代理人说事实上是小谢不专心工作被辞退，“还提供了数位证人证言，证明5月16日小谢受骚扰时金某根本不在场。”

面对狡辩，小谢当着记者面录下的录音起了关键作用。

同年11月，鹿城法院一审判决金某对小谢的侵扰事实成立，须当面道歉，并赔偿5000元。这是浙江首例性骚扰胜诉案件，也是全国首例性骚扰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

但小谢没有去领这笔赔偿金，而是消失了。“联系号码都废弃了。”刘曙勤说，小谢突然人间蒸发，赔偿金沉睡了十几年。

直到去年，刘曙勤突然接到小谢的电话，说自己人在上海，说想领那笔赔偿金。“看得出来，她的经济不宽裕，不然不会现在想到那笔钱。”

小谢没有来温州，刘曙勤替她代办了。“她不愿意再提这事。”刘曙勤能感觉到，小谢虽然胜诉了，但心里留下了阴影。“有时我在想，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她还愿不愿意打官司，很难说。”

这也是刘曙勤接手的最后一起性骚扰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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