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记者 刘晨茵）对大多数人来说，屠呦呦这个名字不陌生。出生于宁波的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2015年，以“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少人因此重温《诗经·小雅》中的名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乐道于两者间的因缘际会，认为这冥冥之中预言了屠呦呦取得的成绩。但一些真正的伟大发现从来都不容易。再次聆听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故事，记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半个世纪苦苦追寻青蒿素的执着，还有带给世人关于努力和奋斗的诠释。

“光杆司令”的笨办法

1969年1月21日，39岁的研究员屠呦呦接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一项秘密任务：担任“523”项目组组长，研发抗疟疾的中草药。

说是项目组，其实只有她一个“光杆司令”。虽然此前有500多名科研人员对有记载的药方做了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但没有一方令人满意。屠呦呦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干。从此，中医研究院中药所内，多了一个大量收集、整理历代医籍，认真请教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要一封封打开浏览的忙碌身影。

两年多时间，屠呦呦收集了2000余个方药，精选后上交640个。经过实验，她和同事筛选出中药提取物样品200余个，而结果都不理想：对疟原虫抑制率最高只有40%。

在后来的各种传说佳话中，灵光乍现的时刻被描述成：某天，冥思苦想的屠呦呦在阅读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其中一段话令她醍醐灌顶：“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从纸上到实践，现实是充满日夜的重复和艰辛。屠呦呦的同事、中药研究所所长姜廷良回忆，从1971年9月起，屠呦呦经过周密思考，不断转换方式，对以往筛选过的重点药物和几十种候补新药，重新设计提取方案。例如青蒿，就设计了低温提取，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提取，以及将茎秆与叶片分开提取等方案。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到底哪一个方药中的哪一味药最理想？笨办法！苦功夫！漫长的寻药过程，是一次次的试错。在中草药青蒿的提取实验进行到191次时，对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的青蒿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才终于出现。

1978年的《光明日报》，记录了一位工作人员艰难的心理活动：“主要担负这项研究工作的，是一位新中国成立后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实习研究员。她曾经这样问自己：一个氯喹不可超越，一个常山已经到顶，我们就真的无路可走吗？”

这个实习研究员，就是屠呦呦。

临床上甘当“小白鼠”

有效样品有了，通往宝藏的路就找到了。但这只是第一步，抗疟疾药的研发，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进行比拼。

如果将有效样品深入临床应用，需要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进行临床毒性试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听起来轻巧，但在那时，所有药厂停工，没人，没环境，更没资源。

没有药厂配合，怎么提取？“土法上马。”根据屠呦呦助手钟裕蓉回忆，为争取时间，当时屠呦呦带着她买回7个水缸，用于代替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没有通风系统，怎么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日复一日，不少科研人员头晕眼胀，还出现出鼻血、皮肤过敏等症状。

想起那段攻坚期，屠呦呦的丈夫、也是她宁波效实中学的同学李廷钊很是心疼：“那时候，她脑子里除了青蒿还是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但屠呦呦操心的不是这个事。“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否则要再等一年。”她主动给领导写报告，表示愿意亲自试药。就这样，1972年初夏，屠呦呦和其他两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时隔多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对这个执着的女科学家十分感慨。

对屠呦呦而言，2015年的诺贝尔奖，把她默默无闻的科研之路直接推向公众视线。由于获奖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也无院士头衔，当时，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然而，比“三无科学家”更值得关注的，是屠呦呦当年做科研时的“三无条件”——无实验室、无课题经费、无奖金。

2000年以来，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2014年，全球青蒿素类药物采购量达到3.37亿人份。如果用拯救生命的多少来衡量伟大程度，那么毫无疑问，屠呦呦在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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