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 记者　吴妙丽　王世琪　祝旖波　县委报道组　吴莉莉

编者按：年年高温相似，岁岁风景不同。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节，《浙江日报》“亲历”版推出“高温下的风景”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走近高温下坚持工作的普通人，倾听汗水落地的声音，记录拼搏奋斗的故事，串起新时代追梦人之歌。

穿上迷彩服，换上胶底鞋，背上双肩包，带上妻子做的便当，7月17日早上8时，赖正淦已收拾妥当。

正是出梅第一天，太阳火辣辣直射下来，和昨天相比，山下温度一下飙升到33℃。拭去鬓角的汗珠，赖正淦提醒我们：“今天要在山里忙活一天。”他将要带北京林业大学的两位研究生进入古田山科研样地进行幼苗监测。

53岁的赖正淦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田山站长期聘用的4位当地农民之一。在古田山所在的开化县，他们被称为“科研农民”。

古田山2001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今又被整体划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这里有大片的低海拔亚热带原生常绿阔叶林，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和生态学者。

2007年以来，古田山共获得29个各类科研项目，需要大量监测样地建设和基础数据采集，比如24公顷植物大样地，有140700棵树需要定位、鉴定、监测，仅仅靠科学家是不可行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这里培养了大批科研农民，他们大多数有活就接，工资按天结算。赖正淦则算是固定员工，朝九晚五每天上班，负责古田山站的日常维护和各类样地的常规监测。

对“科研农民”充满好奇、特意前来一探究竟的我们，赶得正巧。和学生们一起，我们紧跟着赖正淦，向山上出发……

古田山的“活地图”

“这片山的每个角落，样地的每个物种，我都熟悉”

“暑假一向是最忙的，三天两头要上山。有好多老师、学生来做研究、写论文，他们地形不熟必须有人带路、指导。”赖正淦快步走在前，阳光透过树荫，留下斑驳光点。

经过长长梅雨季的山路又湿又滑，长满青苔的石阶铺满落叶杂草，若隐若现，一不小心就踏空。空气潮热，夹杂着植物腐败的气息。没走几步，我们就已汗流浃背。

向上两百米，就彻底没了路，地形变得陡峭，身处丛林，我们完全失去了方向。真庆幸事先准备了木棍做拐杖，我们手脚并用，左右腾挪，艰难地向上攀爬，不时发出惊呼。看我们狼狈，赖正淦特意放慢了速度。

“所有样地，都要尽可能保持原生状态，哪怕修几步石阶都会破坏它的原生性。”赖正淦一边解释为啥没有路，一边叮嘱我们小心别踩着小树苗，“今天我们这么多人进来，对环境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

虽然也是满头大汗，赖正淦却始终神色自如，这样的山路他不知走了多少遍。夏天上山，走在林里，最危险的就是碰到毒蛇。看到我们紧张起来，赖正淦笑了起来，“这时你不要主动惹它，绕着走。以前还有人碰到过黑熊呢，一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除非有熊崽。”

除了最重要的一个24公顷大样地，方圆80平方公里的古田山保护区还建有13个1公顷样地。这些样地散落在原始森林间，没有熟悉环境的向导，想要准确找到它们比登天还难。“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路熟，样地建好了也记得住。跟你们说句实话吧，这片山的每个角落，样地的每个物种，我都熟悉。”

古田山下土生土长的赖正淦其实干过很多行当，高中毕业在村里小学代课三年，后来砍过木头、养过菇，到温州打工，直至2007年回乡学做泥瓦工。2009年，他参加了中科院植物所古田山站的样地建设，因吃苦耐劳、做事细致被留了下来。这一呆就是10年。

约莫半个时辰，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是距离站点最近的一块小样地。赖正淦的迷彩上衣已被汗水浸透。他就地打开背包，拿出一把卷尺和一包绕环，戴上老花眼镜，在地上开始仔细寻找。突然，他抬起头，对坐在一旁准备记录的研究生喊道：“记04035，滨海紫金牛，高度13厘米，叶片5片。”

他寻找的是有绕环标记的树木幼苗，这些绕环是他半年前放上去的。所有幼苗，都要定期、准确地记录其生长状况。

“10年前，我只能用土话叫出100来种树，现在古田山里300多种木本植物、200多种草本植物我都认得，叫得出学名。”赖正淦说，能够准确辨识分类，是干他这一行必须掌握的本领。他信手指向两棵距离很近的幼苗说：“你们看，这两个小苗，同科同属不同种。叶片看起来差不多，但是叶背的颜色却不同，这株叶背绿色的是甜槠，这株叶背银灰色的是米槠。”

这块样地共有36个幼苗区，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他要带着研究生完成全部监测。

幼苗监测，一年2次；大样地的树木生长监测，一年2次；塔吊样地的树木生长环每两个月测一次；凋落物收集，一周一次；保护区150多台红外线自动相机更换位置，一年三次……这是赖正淦的常规上山时间表，最长的时候一天要在山里走二三十公里。我们不由得感慨，这张“活地图”真是长年累月在山上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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