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施昕更

10月18日-20日，第四届“良渚论坛”在杭州举行。今年恰逢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论坛上也发布了《施昕更文集》。那么，良渚遗址考古的起点，具体位置在哪里？

2026年9月末开始，潮新闻记者马黎跟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宁远，前往现场，回到良渚遗址发现者施昕更那一天的起点，寻找良渚考古的“第一铲”。

1935年10月，23岁的杭州良渚镇人施昕更丢了工作证。

他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工作，6月，刚刚在馆刊第三、四期合刊上发表了6篇地质矿产相关论文。

工作证是一枚小小的胸章。西湖博物馆二周年纪念合影里，刚刚入职一年的他，穿着呢大衣，就别着这枚胸章。

1931年11月10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二周年纪念照，

图中最左穿呢大衣、系领带的青年为19岁的施昕更，其右前坐者为好友钟国仪

兹遗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十七号圆形镀银证章一枚，如拾得者，务希费神赐告，俾可前来领取，并具相当酬谢。如在五日内无应者，即另行登报声明作废。施昕更启。

90年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宁远在近代报刊数据库里，找到了这条刊登在《东南日报》上的“找寻证章”。

“数字时代，一切都是透明的，即便是90年前的前辈。”他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些年，他一直在“大海捞针”。这枚闪闪发亮的针，也是珍，就是施昕更——良渚遗址发现者。

10月18日—20日，第四届“良渚论坛”在杭州举行。筹备多年的《施昕更文集》正式在论坛首发，由施昕更之孙施时英主编。今年恰逢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王宁远和施时英回到了90年前的起点，寻找一个27岁的年轻人。

《施昕更文集》封面

为什么还要找施昕更？这些年，有不少人问过他。

我们对施昕更已经很熟悉了——他撰写了良渚遗址第一部考古报告《良渚》，我们得以知道良渚遗址发现的过程。2012年，赵大川和施昕更的孙子施时英出版了《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对施昕更的生平，特别是他在西湖博物馆期间地质矿产方面的学术成果做了详尽补充。2013年，《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分册）组稿时，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撰写了施昕更的学术传记，对其人生经历和学术贡献做了全面介绍，该传记被广泛引用。

但是，他短暂的27年人生，还有多段空白，直接关联施昕更本人的一手资料、手稿、照片，依然很有限。

我们不知道这枚胸章他最后有没有找到，但是半年后，从1936年5月31日开始，施昕更开启了他的考古人生，考古调查与研究成为他学术研究的绝对重点。而之前，作为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小白”，他如何走上地质矿产之路？他的两部地质遗著，过去也没有找到。

更重要的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就像他的照片一样，不那么清晰。

2019年良渚申遗成功后，我写过一篇《寻找施昕更》。写下本文之前，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又要写施昕更？

这些年，跟着王宁远的寻找，我也在寻找答案。

管理员常书鸿

这次寻找，施时英负责寻找爷爷的实物档案，王宁远专注文献检索。

王宁远是良渚水利系统的重要发现者，这些年他的研究重点转到了科技考古，他经常说自己是“三脚猫”功夫，但喜欢捣鼓不同的方法，运用到考古发现中。所以，如何寻找施昕更，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过去几十年几乎空白的文献检索。

但是，直接用普通搜索引擎搜“施昕更”，没有任何新发现。得益于当代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他几乎每天泡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国家图书馆“文津检索”以及瀚堂、大成、爱如生等近代报刊数据库的海洋里，用不同的主题词系统检索，最近，他又想到可以用人工智能检索工具辅助搜索。

王宁远

过去，我们对于施昕更的学习经历，基本来自他的忘年交姚今霆撰写的《施昕更小传》，基本信息都在，但比较模糊。去年，王宁远想到，施昕更原名叫施兴根，不如用“兴根”去找找看。

屏幕中跳出1926年第2期《浙江教育》刊载的1926年3月25日浙江省教育厅指令第五一三号：“令省立第一中学校请印小学部施兴根等毕业证书由”（记者注：由是公文起始语的结尾词，表示事由）。

居然找到了给施昕更颁发小学毕业证书的公文。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发现。

施昕更是在哪里读小学的？过去，姚今霆、施海潮、赵大川各家说法不一，有“瓶窑区第二国民小学”“三官堂国民小学”“良渚镇中心小学”等不同说法。但普遍认为他是在良渚念的小学，去杭州后入读省立一中的初中部。

但这份档案明确记载施昕更（原名“施兴根”）1926年3月底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今杭州高级中学）小学部单式部，时年14岁。

也就是说，施昕更在省立一中念的是小学部，而非以往学界认定的初中部。这个新发现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

新发现：浙江教育厅指令第五一三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准省立第一中学校请印发小学部施兴根等毕业证书

(刊于《浙江教育季刊》1926 年第 2 期)

王宁远查到《申报》1927年7月6日的一条新闻，是一条教育消息，标题《浙省提高教育之新计划一中女中合并》，“原有一中小学部，改称一中一部附属小学”，可知原省立一中确有小学部。

这里要补充一个知识点：1922年推行“六三三”壬戌学制，小学6年（4年初小、2年高小）、初中3年、高中3年，其中高小需自费就读。

所以可以推断，施昕更先在良渚当地国民小学完成初小教育，1924年8月至1926年3月间在省立一中就读高小。

另外，这条公文告诉我们，施昕更是1924年8月入学的，这个时间很反常，和同期毕业生相比，他的入学时间是最晚的。而恰恰是这一反常，印证了施昕更小学曾辍学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这份公文还记录了施昕更的小学毕业成绩86.41分，名列第一。正是因为这个第一名，才得以在政府公文中单独具名，被王宁远大海捞针。

既然小学找到了，那么过去对他读初中的认识，又需要再一次核实。

王宁远查阅1931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号，看到了一份完整职员名单，施昕更的学历标注为“浙江工学院附设工科中学毕业”。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名单

但是，根据姚今霆《施昕更年表》记载，1928年年底，施昕更因家庭贫困再次辍学。照此计算，他在校一共学习了两年半，并未修完三年课程，当属肄业。这和博物馆的记录有矛盾。

这个中学的全名，其实是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附设工科职业学校。这是个什么学校？1927年10月，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次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浙江大学，其附设的学校也随之改为浙江大学工学院附设工科职业学校。

王宁远原来直接用名字搜，他想，从单位的角度有没有可能找到更多信息？

他以“西湖博物馆”“浙江大学工学院”“良渚国民小学”“董聿茂”“梁思永”等相关主体为关键词进行系统搜检。他说，这部分工作主要针对没有完成全文转写的文献，需对对应时段的资料逐一浏览核查。

这不像刚才的名字搜索，直接跳出答案，它没有答案，需要寻找者自己破案，串珠成链，工作量巨大，非常艰难。

他说，这就像考古一样嘛。孤证不立，多源互证，注意层位，要分清原始材料和二手转述。

输入“浙江大学工学院”，跳出了1929年6月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月刊》。其中，第十四期记录了该年度毕业生名单，初级工科纹工科只有3个毕业生，“施兴根”又是位列第一。

由此可见，施昕更是正常毕业，读满3年，并未辍学，与博物馆职员表的记载吻合。“相当于是初中中专。他的最终学历就是初中中专，而不是原来认为的初中毕业再去念类似高中中专。”

更珍贵的是，学院月刊的资料保存齐全，他找到了《艺徒待遇规则》《艺徒通守规则》等一手原始材料。

原来，艺徒班和普通班不同，更注重实际操作能力。施昕更在艺徒班纹工科学习，专门学习设计丝织图与设计丝织品图案，也学习国画和西洋画。这也就是后来我们说施昕更画画很好的原因。

王宁远在原始资料中，拼出了更多施昕更在纹工班的日常生活。

艺徒班学员多为贫寒子弟，不用交学费，只需要交每月5元2角的膳食费，但很多人还是无力负担。各科的招生人数都不多，所以施昕更毕业那一届纹工班只有3人。

这其实是一个学徒班。每天晚上上课2小时，但白天还要在染织彩纹工场内实习工作8小时，加上周末的工作时长，学员一周累计要工作47小时。

看到这里，王宁远在想，施昕更后来做地质、考古去野外调查为什么那么能吃苦，跟这段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而且，他们的生活很不自由，不得随意外出，出工场要向工场管理员请假报备。

施昕更的管理员是谁？

常书鸿。

此时，王宁远又破案了。

过去我们在姚今霆等人的叙述中知道，杭州人、著名敦煌艺术学者常书鸿，那时就在该校兼课，施昕更曾亲受他的教育。但是，无法知道更多的细节了。

此次从月刊中得知，常书鸿在1923年到1927年间，担任该校染织彩纹工场管理员，同时兼任预科班美术教员。他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等于留校任教。

我们过去知道，原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云路，1990年左右因为建良渚文化博物馆（良渚博物院前身），去北京常书鸿家里恳请题词，常书鸿跟他清楚地提到，曾经教过施昕更画画。但我们一直不知道，或者也没有想过，他为何会记得这样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施昕更1926年9月进入纹工班，常书鸿教了他一年左右，1927年6月就去法国了。但正是因为师生朝夕相处，常书鸿到晚年还能清晰记得自己有过施昕更这名学生。

林风眠和诗

施昕更早年参与西湖博览会的经历和细节，主要来自《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1929年6月6日，浙江省政府在杭州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会务急需招募大批临时工作人员，施昕更积极报名，出任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甲部杂务课管理员，承担讲解及各类杂务。

去年年底，王宁远忽然想到一件事。过去他检索时，关键词用的都是我们熟知的“施昕更”，但新发现有限。施昕更其实还用过“兴根”“昕赓”“鑫根”等，不如扩大范围再试试。

他输入所有可能的名字，甚至还有错误的名字。考虑到近代报刊印刷精度有限，且数据库多采用OCR自动识别转写，可能存在识别误差，又尝试用“听更”“昕史”等可能的讹误写法进行检索，确实发现了一批因印刷错误或识别偏差导致的漏检文献。

那天，他在报刊数据库里输入“昕赓”，先跳出了1929年10月14日《申报》，“白音”撰写《西湖博览会教育馆之研究（十二）》，刊登在头条“教育消息”栏目里。“施昕赓”出现在文章最后一段：

“第六陈列室，为浙江大学农学院、工学院出品，农产制造均见重要，染织成绩标本亦有次序，最便研究，施昕赓所绘之建筑图案，如爱的渴求，如渴的刑场，不独命意深远，其画法之脱尽寻常俗套，观者咸所注意，佳构也。”

西博会的教育馆以展示高等教育成果为核心，其第六陈列室主要展出浙江大学农学院、工学院及附设工科学校的学生作品，其中就包含施昕更的建筑设计图。教育馆距艺术馆仅三五百米，施昕更自然前往参观过。

这是一个系列报道，一共十三期，以介绍教育馆六个陈列室的展陈内容为主。整篇文章其他人都没提，单单点评了施昕更，且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我很想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循着这条线索，王宁远和施时英前往浙江省档案馆查阅西湖博览会档案，可惜没有找到。

但“昕赓”留下来了，一定会有痕迹。

那天，搜索框里跳出了《西湖博览会日刊特刊·艺术馆特刊》第6期。

西湖博览会整体设八馆二所，分别为革命纪念馆、博物馆、农业馆、艺术馆、教育馆、丝绸馆、工业馆、卫生馆及特种陈列所和参考陈列所。

今天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博物馆中，有一处仿真群像，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邀请蒋梦麟、程振钧、林风眠正在杭州“来音小筑”别墅内座谈，四人达成统一认识：借提倡国货为名，举办西湖博览会，以会展推动城建。

艺术馆的筹备主任，正是在座的林风眠，国立艺术院院长（今中国美术学院）兼教授。他也直接提供了参展画作。其中，油画作品主要包括《担负》《人类的痛苦》《劫掠》《贡献》《囚》等，多是偏重具有“人类精神”的现代主义风格。

“履阶而上。亦均油画大幅。此皆林风眠氏之作品。左为担负。右为人类的痛苦二帧。又有劫掠贡献及囚三幅。内心情绪突涌毫巅。先生名被海内。作风之伟大高超。殆无与京。其余之画。有标价格者。而先生之作品。殆不能以物质衡之矣。”后来成为越剧首位专职编剧的樊迪民在《艺术馆之游》中这样写道。

王宁远翻到报纸第二版，正好刊载了林风眠《人类的痛苦》这幅油画，这是一幅人物群像图，她们的身后，是深暗沉郁的人群：既有戴镣铐的受难者，也有麻木僵硬的施暴者。

林风眠人类的痛苦布面油画尺寸不详原作已毁

图片由中国美术学院提供感谢刘杨、张素琪对本次报道的支持

原作在抗战期间被毁。这幅画实际是林风眠为纪念同乡兼留法同学熊君锐所作。熊君锐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回国后到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惨遭杀害。林风眠满怀悲愤，于1929年创作了这幅巨作，也成为他的代表作。

但是，这幅画展出后，遭到戴季陶等国民党高层严厉指责：“杭州艺专画的画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引人到十八层地狱，是十分可怕的。”这幅作品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我就逐渐地转向到办学方面。”林风眠1990年接受李树声采访时这样说。

实际上，在参展西湖博览会前一个月，《人类的痛苦》在上海举办的艺术运动社社员作品首次展览会上已经展出。我们看到了一张会场老照片，正中墙面正是这幅画，占满整面墙。由此可以想象，它在西湖博览会展厅里的位置。

施昕更也看到了。站在这幅巨幅油画前，他在想什么？

王宁远翻到报纸第三版，出现了“昕赓”二字。

这是施昕更以“昕赓”之名发表的诗作《苦痛在人间——看了林先生的创作以后》。林先生，就是林风眠。这是施昕更看完《人类的痛苦》后有感而发之作。

1929年8月19日《西湖博览会日刊特刊·艺术馆特刊》第6期三版

王宁远非常兴奋。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收集到的施昕更唯一存世的文学作品。他说，这首诗能够作为画作配文，刊发在艺术馆特刊上，必然是经林风眠看过并认可后，才得以刊发的。

17岁的施昕更和30岁的林风眠，是否有过交流，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但从施昕更的这首诗里，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共鸣，如诗的结尾——

尾声：

痛苦似在得意之讪笑，

无名无声的人类逝了！

无名无功的人类死了！

这只有这画在人间留下深痛之遗念！

在我惺忪的眼前又看到现实的苦恼！

7月6日

1929年10月20日，西湖博览会结束，施昕更又失业了，回到老家。施时英记得，父亲施忆良经常提起，祖父心情很郁闷，在家不出门外一步，每天做两件事：一是写信给同学、朋友和老师，恳求他们介绍工作；二是读书绘画。

西湖博览会结束后，浙江省政府决定利用博览会的展品，筹建永久性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简称西湖博物馆)，也就是如今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分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二部，自然科学部又分动物、植物、地质矿产三组。

施昕更主动申请，经师长推荐，进入了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工作。此前在纹工班的学习经历，派上了用场，他在矿产组担任绘图员，负责绘制本省地质图及地形图。

这一年，他结婚了，娶良渚镇石桥村傅爱乐为妻。

施时英在浙博档案室整理原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相关档案，在馆方协助下，找到了集中刊发施昕更10篇地质论文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第一至四期。

王宁远查阅《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6月第一号，翻到最后几页，是一张博物馆职员表名单，看到最后一列——施昕赓，地矿组助理员。这是他入职的名字。

还有一格写着入职年月：1930年7月6日。

西湖博物馆馆刊

这是第一次确认施昕更的入职时间。这几个数字，在王宁远的眼前跳动。

7月6日这个日子，对所有从事良渚考古的人来说，太敏感了。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事实上，在阿塞拜疆申遗现场的我和王宁远都知道，这个时点并非事前得知，非日程安排，而是前面一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误机，大会随机调整议程的结果。

2019年7月6日

浙江卫视纪录片导演史鲁航（左）在阿塞拜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现场为作者马黎（右）拍照

2022年，王宁远主持编撰《我们这样发现良渚——良渚考古口述史》，采访了良渚考古重要遗址领队和学者，而施昕更，没有办法采访，生平部分由他整理相关文献与史料，按照时间表代为撰写。

那时，他作为学术史来梳理。慢慢地，这些年的新发现，让他重新梳理施昕更的学术年表，发现从1930年入馆的五六年间，施昕更的足迹遍及省内穷乡僻壤。1933年到1938年短短6年间，共有24篇地质与考古发掘类文章发表，1部著作问世，1部著作未刊。这不是光用手就可以写出来的。

“我觉得他简直是个天才，那6年写的地质和考古的文章，比很多学者一辈子写的都要多。”王宁远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际遇与学术素养，让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完成那么大量的工作？

他被施昕更的人生牵引着。他想要追寻的，并不只是填补学术史的空白，更是问题史、生命史、时代史。

苕溪日记

读完新发现的施昕更24篇论文，王宁远回到了90多年前的现场。

1930年，施昕更入职这年的年底，地矿组主任朱庭祜及技术员姚文光、还连亿相继辞职，组内仅剩主任、助理、工手三人，勉力支撑工作。再查1931年职员表，矿产部只剩盛莘夫和施昕更两个人。

施昕更不是地质科班出身，他的师父盛莘夫也是半路出家，学蚕桑出身，之后成为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两个人都是自学。王宁远翻阅馆刊，师徒二人的文章，能占馆刊的1/3。

当年的西湖博物馆跟我们今天的博物馆完全不同，朝不保夕。比如，1933年7月1日，自然科学部主任、动物学家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博物馆经费紧张，这一年的经费压缩为上年的一半。但是，董馆长后来为施昕更良渚调查发掘、研究和报告出版提供了关键支持。

施昕更必然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珍惜。他一开始在室内绘图，不用去野外调查。此时，一个学术部门只剩两个人。1930年8月起，施昕更开始跑野外，跟着继任主任盛莘夫在西湖周边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和标本采集。

“亦注意杭州市附近经济地质，以作工商业之助……采得古生物化石异常丰富，内有珊瑚类十一种，腕足类三种，有孔虫类三十五种，腹足类一种，苔藓虫类一种，出版《飞来峰石灰岩研究》一册。”跑野外的经历让这个“小白”迅速成长。1932年9月起，他已能独立承担地质标本采集、矿产资源调查任务。

1933年夏天，西湖文澜阁，临湖窗下，施昕更展开一幅扇面，忆写雷峰塔旧影。

“雷峰夕照，癸酉夏日，昕更写于西湖文澜阁之东窗。”

施昕更1933年绘制扇面。原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施时英在浙博找到了爷爷绘制的扇面，也是目前找到的施昕更唯一生活物件和绘画作品。同时还找到同年施昕更《苕溪流域调查地矿及采集标本情形》报告手稿，其中包括了《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调查计划、线路图、每日记录一应俱全。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出差工作日记簿，纸页发黄，施昕更的字端正、清秀。

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内页

1933年10月27日—11月22日，他独自一人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及采集标本，经杭县、余杭、孝丰、安吉、吴兴、武康等六县。11月22日回到杭州，5天后，在孤山馆中写完了调查报告，上交给董聿茂。

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内页

他的调查日程，排到14项，精细到天。比如1.由杭州至瓶窑镇，工作五天。五天怎么安排？下面又分成abc——a.大雄山一带调查二天；b.窑山一带调查一天；c.上纤埠一带调查二天。

接下来是出差花费：1.川资八元；2.膳宿费十七元（每日平均以一元计合计如上数）僱工膳食在内；3.杂费五元；4.临时僱工五元（每日平均以三角计）；共计三十五元，外再加预备费五元。

出差27天，花费40元，差不多是他一个月的工资。

施时英还找到了爷爷的工资条：1937年1月31日，地矿组助理施昕赓发到工资45元。

王宁远说，45元相当于现在购买力的六七千块钱，只能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生活。

首次发现施昕更的工资条

和他的考古起点一样，施昕更的苕溪地质调查也是从瓶窑开始的。

十月二十七日，由馆至瓶窑镇。

十月二十八日瓶窑—南窑山—栲栳山—石塘山—黄山—窑山。

十月二十九日天雨休息。

十月三十日瓶窑—羊山—树山—凤山—全山—长明桥—返。

十月三十一日瓶窑—长明桥—向山—大雄山—狮子山—大观山—银子岭—太仆山—长明桥—返。

十一月一日瓶窑—长明桥—良渚—荀山—近山—东山—西山—南山—岳山—上纤埠—返。

看到这里，王宁远有些激动。今天的良渚古城、水坝，施昕更全都去过，彭公，也去过。良渚考古还没有开始之时，施昕更已经把后来考古人跑的点都给踩了。

十一月三日瓶窑—彭公岭—黄湖镇—古城—百丈—幽岭—港口。

这一天，他离开瓶窑往西北走，入孝丰县境，雇了一个临时挑夫，帮他挑行李标本等物。过了百丈后，他发现“匪风甚炽”。幽岭一带，白天经常有人抢劫，政府派了一队士兵护送行人，或许是隔天派一次，这一天刚好休息，无人保护，他只能冒险而行。

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工作日记内页

11月12日到安吉后，连住的地方也找不到。“城内殊冷僻，皆桑地菜园及住宅，找客栈而不得，县政府亦未能安插，后勉强至一饭店憩足焉。”

他为什么要去调查苕溪流域的地质现象？

“浙省西北部地质矿产，经前后调查有正式报告发表者，凡有十余次，故大致已告完竣，仅有孝丰、安吉二县，尚未见有人涉足调查，致留一缺点。昕更乃有意稍效力是项工作。”

读完这本90年前的工作日记，当代地质工作者董传万（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当代青年考古工作者姬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则看到了更多——

在盗匪横行、交通阻塞的年代，一个年轻人肩挎装有地图、地质图、手册（记录簿）、采集袋（标本袋）的肩包，手持铁锤（地质锤）、倾斜仪（罗盘）、扩大镜（放大镜），独自一人，考察东、西苕溪流域，考察山形地貌、河谷溪流，记录沿途各种地质现象。

我们在报告的最后，看到了他手绘的路线图。他辨认出石英碱性粗面岩、凝灰岩、黑曜岩、花岗岩、闪长岩、辉绿岩、长英岩（霏细岩）等岩性的山体；识别出奥陶纪印渚埠岩系、泥盆纪千里岗岩系等地层。

施昕更绘制的调查苕溪流域地质矿产经过路线简图

董传万和姬翔在《施昕更文集》导读中提到：施昕更当时已经正确注意到“本区火成岩浆之喷发与侵入二作用，确有同时发生之可能”，并准确推断“流纹岩与花岗岩为同一酸性母岩”（《杭县北部之火成岩》，1935年）。这一认识，比二十世纪末提出的“浙闽沿海晚中生代火山—侵入杂岩同源、同时、同空间三位一体”之成因认识早了五六十年。

虽为地质新人，下田野让他迅速成长，力求每次出野外跑地质，都有新认识，更有新发现。他发现了良渚、仇山等地的高岭土，可为制作瓷器、玻璃、耐火砖之材料；他辨认出孝丰县城南下汤村附近奥陶纪印渚埠系矽化石灰岩中被当成煤来开采的，是黑色沥青质页岩，找到了当年开井挖煤失败的原因。1933年，21岁的施昕更在杭县境内调查地质，首次发现上纤埠东山氟石矿。

“他跟盛莘夫两个人，简直就是把浙江省的地质捞起来的那两个人。”王宁远看到这里，再次感叹。

“地质研究之野外工作，甚为重要，犹如人身血脉之活动。”

那年，施昕更在1.7万字的《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中写下这句话，让人想到良渚考古前辈牟永抗先生说的：没有田野，就没有生命。施昕更对野外地质工作的重视，为他后来转到考古领域打下了基础。

携锥入山

这些年的夜晚，似乎是王宁远和施昕更“独处”的时间。我建了一个文件夹，叫“和王宁远聊天”，经常会在凌晨收到他发来的最新发现。

他只轻描淡写来一句：我就喜欢七找八找。

这次收集施昕更的未刊稿，在散失处找，在覆盖层里辨，在别人觉得无用之处较真。他有一个明确目标，或者说是他多年的心愿：找到《浙江矿产志》。1945年，施昕更去世后6年，《浙江省通志馆馆刊》以遗著的形式发表过该书的绪言。

但是，这六七年，无论检索任何关键词，都没有出现这本书的身影。今年4月我采访王宁远时，他再次提及此事，“这是现在最遗憾的事”。

他又补了一句：“但还想试试。”

8月26日晚上，他用“浙江省通志馆”等关键词继续查找，依然没有搜到。但是，在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上检索到两条消息，是1944年浙江省通志馆向西湖博物馆借阅《浙江矿产志》手稿的来往函件，一个借函，一个还函。

线头出现了。

这就说明，施昕更去世后，这份手稿的确还在。

在哪儿？王宁远继续推理，浙江省通志馆1949年停办，之后，资料移交给了浙江图书馆，推测东西应该还在省博物馆或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再次检索后，反馈没有。他又请浙江省博物馆吴庐春老师再查，的确是没有手稿。

但是，吴老师检索发现了一条线索，1954年浙江省工业厅来借阅《浙江矿物志》的来往函件。

两本书一字之差，王宁远推测，大概率就是同一份手稿，应是当时填写有误。

吴老师提醒说，会不会博物馆分家的时候档案也分了，矿产地质资料很有可能在浙江自然博物院。

8月27日13点51分，他收到了自然博物院发来的消息：找到了。

“最后的拼图，在最后时刻找全……真是老天有眼。万分感谢，书马上要截稿，这属于最后的努力了。”王宁远敲下了这句话。

“那天是8月27日，中元节，正是慎终追远、缅怀先人的日子，这大约是对施先生最好的纪念吧。”他说，“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安慰的。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差不多也就这些了吧。”

施昕更《浙江矿产志》手稿封面

这本矿产志，施昕更是什么时候写的？

王宁远读完后发现，找不到写作时间。但是，施昕更在《浙江矿产志》绪言中写道：

编者五六年来，携锥入山，从事于浙江矿产方面之工作，足迹遍涉穷乡僻壤。查勘矿区，以浙西居多，并以余力致力于此；历时年余，始可完成。且广求博收，去繁存简，并辅以实地调查之结果，得五六万言。

施昕更的地质调查始于1930年，王宁远推测这本书是施昕更在1935年或1936年完成。这是浙江省第一部矿产志，再次填补了浙江地质矿产史的缺环。

施昕更《浙江矿产志》手稿内页

这部矿产志的发现，让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一件事。1936年，施昕更在杭州古荡、良渚、瓶窑一带野外地质调查过程中，遇到黑陶片，即产生广泛联想，科学求证，以地质人的身份介入考古工作，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址，这并非偶然。

董传万和姬翔这样写道：“丰富的地质实践、扎实的地质基础、宽广的科学视野、敏锐的科学嗅觉，使得施昕更成为浙江地质考古和良渚考古第一人。良渚文化的发现，既是施先生专业使然，也是他厚积薄发、触类旁通的结果。”

瑞安日报

关于施昕更先生逝世的原始记载，主要来自1987年《良渚文化》上刊登的施时英的叔公施海潮、父亲施忆良的回忆文章，首次公布了施忆良抄录的父亲临终前两天写给家里的绝笔信，以及《瑞安日报》关于施昕更去世的相关报道等。

施昕更在瑞安孤身一人，去世后，瑞安县政府把他的财物、文稿、书籍等遗物，委托一位余杭籍熟悉施家住所的人，付给足够的路费，托其送往施家。谁知，此人萌生歹意，把所有值钱财物变卖一空，窃为己有，只留下了这封信，以及刊载施昕更逝世消息的5月30日《瑞安日报》一份，通过敌伪时期的邮路辗转寄到家中，家人才知道施昕更去世了。

此信被儿子施忆良珍藏，后因历史原因遗失。幸好，“我在20世纪50年代工整地抄录在笔记本上，未被发现，方得以保存下来。”2025年，施忆良在杭州去世。

瑞安人叶真是一位医生，他对良渚文化很感兴趣，曾开展过“良渚古城水质恶化与文明消亡关系”研究，和王宁远做过学术交流。有一次，他告诉王宁远，当地报社认为《瑞安日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刊，民国时期并没有这份报纸。

也就是说，关于施昕更去世时的原始记载可能有误。

“不可能吧，我死都不信哎。”王宁远认为，施忆良自己抄录记载父亲去世消息和悼文的报纸，不太可能出现报纸名称抄错的问题。

但是，他一直找不到《瑞安日报》原件，学界也始终未能确认是否存在其他相关记录。

他在“全国报刊索引”中继续查，看到一条信息。《浙江战时教育文化》1939年第1卷第3期第32页，最底下有一个“出版消息”栏目：“本省方面：《宣平新报》出版、《瑞安日报》复刊。”

具体内容为:“《瑞安新报》为瑞安仅有的一张日报，前因经费关系一度停刊，已达四月之久，现经该县党部竭力筹备，业于四月四日儿童节出版，改名为《瑞安日报》云。”

案子破了。《瑞安日报》确实存在。

接下去，王宁远就想找到这份报纸。

但是，抗战时期县级地方报纸的原件存世量极少，无法知道会有什么机构收藏这份报纸。

他想到了自己学考古的大学本科同学洪煜，后来改行了，没做考古，现在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为江南文化与近代报刊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县报搜集、整理与研究”。

洪煜回复，找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报纸的原件。经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协助，王宁远看到了相关版面的复制件，首次确认了《瑞安日报》的记载。

《瑞安日报》1939年5月30日刊登施昕更祭文

1939年5月30日《瑞安日报》（复刊第五十号）头版，刊登了“噩耗抗卫会施秘书昨病逝”。同时，在最重要的报头位置，刊发了短评，是一篇悼文。

事实上，该报于1939年4月4日复刊后，不到一年，又再次停刊。施昕更5月29日逝世，逝世日期正好处于该报的出版周期内。王宁远说，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份报纸虽有较多日期缺失，但记载施昕更逝世消息的三天报纸恰好完整保存，“实为学术研究之幸事”。

碧湖

但是，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份《瑞安日报》上，除施忆良转录的5月30日逝世报道，以及6月1日刊载的《抗卫会全体职员公祭施秘书》外，王宁远在中间一天，也就是5月31日的版面上，又发现了新线索。

这天的《瑞安日报》居然还刊登了一篇《碧湖团友会瑞安分会公祭施秘书》的报道，副题：情景凄惨无不涕泪交流。文章记录了瑞安县政府为施昕更举行公祭的详细情况。

《瑞安日报》1939 年 5 月 31 日刊登

这是首次发现。第一段中有这样几句话：

“兹悉县府同仁暨碧湖战训团在瑞服务团友，以施君积劳病故，悼念同深，为尽友谊起见，除另定日期举行追悼会外，特于日昨(三十)日午后二时，由吕县长率领县府全体同仁暨碧湖团友等齐赴西山下县立医院太平间施君停柩处举行公祭。”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除了抗卫会的同事，下午2点，县长吕律还带领县府全体同仁，以及碧湖战训团在瑞安服务的团友去公祭。

“碧湖战训团在瑞团友”的表述，又一次引起了王宁远的注意。

碧湖战训团全称为“浙江省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是抗战时期浙江省政府在丽水碧湖镇举办的抗日干部培训机构。这一记载表明，施昕更很可能有过战训团的任职经历。

此前，我们并不知道施昕更还有在丽水的经历，施昕更离开西湖博物馆、赴瑞安抗日自卫委员会任职的具体过程，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王宁远进一步做了专项检索，发现战训团也有报纸，曾出版《训练日刊》《训练特刊》等内部刊物。他从浙江省档案馆官网下载了全部数字化内容，逐页核查。

1938年4月24日，是《训练日刊》创刊号，右下角有欢迎大家来投稿的约稿说明。

“干训班改组完毕，今日开始办公”。报纸头条是首次团务会议，列出了参加人员名单九十人。

一个个名字看，施昕更就在其中。

旁边还有一则消息，是每个人的职务和工作分配。比如有佐治班、区治班、县治班，最低一级是乡村建设班，施昕更正是乡建班的教务员。

再看7月29日的日刊，头条标题：结束事宜将赶办完竣，本团准于月底结束。

从4月24日到7月29日，战训团三个月结束，这三个月，施昕更都在这里。

这则消息说，战训团工作结束，工作人员分别发给工资遣散或代介绍工作。哪些人遣散，并发生活费，哪些人给介绍了工作，都做了详细记录。

看到第四条：下列人员转介临时联中服务，各加发一个月生活费，先行遣散。

施昕更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了。说明他在7月底离职。

王宁远有些激动，但接下来，他又看到一个心里一跳的名字：吕律。

他任战训团训练处主任兼乡建班班主任。而施昕更去世后的公祭仪式，正是由后来的瑞安县县长兼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吕律主祭。

他进一步检索《训练日刊》，培训到5月，吕律被任命为瑞安县县长，6月初赴任后，还将整个乡建班全体学员派驻瑞安开展乡村建设实践，最后带走了部分学员到任，但是没有施昕更。

王宁远还发现了花絮。吕律离开的这天，情报训练班的查良镛也申请要调到碧湖的省立联合高中去读书，请求准予批准。这条消息就刊登在边上。那时候他14岁，没错，就是后来的金庸。

平行时空是耐人寻味的。6月，《良渚》风雨飘摇。董聿茂馆长携重新整理完的《良渚》书稿，找到流亡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要求出版，秘书长同意出资重印，定名《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因北上陆路交通断绝，西湖博物馆派职员钟国仪携稿从温州经海路绕道至“孤岛”上海，联系重印事宜。

施昕更1938年7月底从战训团离职后，董聿茂帮他协调工作，赴温州谋职。他8月就转赴瑞安，追随老上级吕律，先担任瑞安县政府助理秘书，后改任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度过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这个过程里，吕律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去瑞安，因为老领导就在那里。”

而就是在8月的瑞安，施昕更写下《良渚》卷首语，在“瑞安快活照相”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了好友钟国仪，却没有想到会成为人生最后的留影，也是我们今天最为熟知的他的样子。

《瑞安日报》这天的公祭报道中，还刊登了吕律的悼词。

王宁远说，我们现在在官方文献上补足了他的人生链条，但是，真正跟他接触过的人，目前知道的很少。但吕律不一样，接触施昕更有一年多，我们可以在吕律的悼词中，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略谓施君好处，在率直而不好敷衍，能埋头苦干而不露锋芒，他不好说话，但并非骄傲，故与施君交，如吃橄榄，愈久而味愈隽永。施君富于艺术天才，兼富研究兴趣。彼于地质学有相当研究，并有著作问世。”

90年后的8月，8月31日那天，我和王宁远聊到这里，战训团的新发现已经可以闭环了。但他说着说着，突然发现，还有一个缺环。

现在我们确认了施昕更4月-7月在战训团的任职经历，但是，战训团是由原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简称政训团）和战时青年训练团（简称青训团）合并而成。那么在合并之前的那几个月，施昕更在哪里？

1937年底，西湖博物馆迁到兰溪时已出现经费紧张问题，1938年2月迁到永康后，仅能留5名工作人员，其余人解散。此时，施昕更失业了。

董聿茂馆长帮他联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但没有成功。

王宁远推测，董聿茂会不会帮他安排到丽水的青训团或者政训团工作？等到两者合并为战训团后，就留在战训团。

9月1日早上起床，我看到有一条微信。打开，是王宁远发来的一条档案图片，时间是凌晨1点22分。

采访结束后的晚上，他又坐在了电脑前。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施昕更在浙江省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之前，是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教务股的股员！教务主任就是吕律！”

1938年4月编印《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概览》

他在国家图书馆官网检索到一条档案：1938年2月18日，施昕更担任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政训团）训练处教务股股员。

这又一次填补了施昕更从博物馆离职到赴瑞安工作这一阶段的履历空白，补上了生平经历的关键缺环。

“9月1日恰逢新学期开学之日，我们在凌晨完成最后一批关键史料的收集，完整复原了施昕更的人生轨迹，恰如学子在开学前完成假期作业一般，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我的同事

王宁远是做史前考古和科技考古的，很少接触近代文献检索，寻找施昕更属于“不务正业”——但这事也很“施昕更”。

1936年5月31日，杭州古荡试掘，西湖博物馆本来派施昕更协助绘制地层图。没想到，这个仅一天的发掘完全改变了施昕更的学术道路。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他觉得太熟悉了，想起老家良渚就有这类石器，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联系。试掘后第二天，6月1日，他急急回到良渚搜集，“我也颇有一种热切的心情去注意”。

良渚考古的序章，由此开始。

考古圈有一句话，想的到，才能挖的到。这强调的是思考和探求在考古学中的意义。田野考古出身的王宁远后来转做科技考古，也是自学，也经常“突发奇想”。

2011年，他改变传统考古方式，通过良渚地区1960年代卫星影像的分析和实地调查勘探，发现了良渚古城外围低坝系统，从而揭示出目前世界最早的水坝——良渚文化完整水利系统。但是这还没完，卫片配准后，要实际定位，他就会想，有没有方法运用到手机上，因为笔记本电脑都没有GPS硬件定位功能，野外工作不方便，他自己琢磨出一套方法，用到了田野考古中；立体的历史遥感影像，怎么样可以在野外实时定位观察，他突然想到，几块钱的塑料红蓝眼镜就可以做到，用最经济和简便的方法，代替原来昂贵不便的专用设备方案。

很多人都问王宁远，是什么促使他一直在寻找90年前的一个人？

他说，今天公众想到施昕更都会仰视，但做良渚学术研究，看施昕更，有两种角度，一种跟大家一样，是前辈，我们会仰视，另外有一种角度，是俯视，因为你要判定他的学术贡献，在整个学术史里的地位，做总体性评价。所以寻找他，是学术史的完成。

但当他发现越来越多材料后，有了第三种角度：平视。

王宁远发现，施昕更经常会在学术论文中反复强调，为什么自己要去写这些文章，做这些研究。

22岁，他完成1.4万字《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参观纪略》，谈到参会感想。

“近年来欧美及其他各种名义之考察团、调查队等，连绵至未开辟之老大中国，视为世界之奇迹，而劳其长途跋涉为之代庖，国人若不奋起，则将体无完肤矣。”

面对当时衰微的国内矿业研究和产业开发，他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3年后，他撰写《良渚》考古报告的卷首语时，字字悲伤。深深的紧迫感，促使他毫不懈怠，迅速成长，我们可以想象，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工作、写文章。

21岁，他写下1.7万字《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但他对目前的工作并不满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尤注意我国矿产分布、储量、品质及矿业情形方面，盖因我国矿产，素以丰富自豪，而实际情形，矿业异常衰落，主要矿区，十九操于外人。故本组以后拟将本国重要矿区标本搜求完全，比较其经济价值等，使国人对国家命脉之注意……

科学之研究，物质条件固须必需，而排除艰难牺牲不懈之精神，更为重要，本组当凭此目标做去……

学科初建、国家待兴，新人施昕更把坚持学术作为回应时代、改变现状的方式。后来的良渚考古，从调查、发掘、整理、绘图，到联系出版，几乎全部由他一人完成。

当此世界学术潮流，一日千里，落伍者，耻辱名词也。欲洗刷之，则形式皮毛不为功，空口大言不奏效(所谓学术救国等)，非至实际之阵线上努力不可。

施昕更认为，要改变现状，只能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不是空喊口号，他说，社会上很多人在讲空话，但不干事。

这句话简直“振聋发聩”，到现在依然没过时。“他有时候说话很直的。”王宁远笑，就像在说他的一个朋友。

“他这个人认准了一件事，就会一直拼命干。我觉得特别有共鸣。他在工作中的脚踏实地，和良渚考古的精神一脉相承，就是立足田野，仰望星空。”

王宁远想，我们这几代人是可以告慰他的，他肯定对我们比较满意。

20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一场纪念大会在河南三门峡举行。王宁远经过仰韶遗址博物馆外，在一面中国考古百年纪念墙前面，停了下来。

18人的群像，李济、安特生、裴文中、徐旭生……施昕更也在其中。他还看到了董作宾和梁思永。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在棋盘坟发现良渚遗址后，请这当时已是考古大咖的两位前辈前来考察。在撰写《良渚》考古报告之时，他又“贸然”写信，请他们为报告作序。

施昕更致梁思永、董作宾函

“晚因以发表热之幼稚病，贸然将此报告出版，中心惶恐无似，幸先生不弃指示为感。前请先生草一序文，已蒙俯允，拟本月终将全部校稿寄奉审阅，务希先生不吝珠玉，使考古界方面足以引起视听也。虽然，晚报告之内容不足道，而材料方面在江南考古上尚属创见。”

施昕更不会想到，90年后的今天，他会和他们一起被镌刻进中国百年考古的丰碑。

这些年，王宁远经常想起这面墙。这些今天知名的中国考古学者，有大学教授，也有留洋学者，而施昕更在其中，学历最低，职位不显，是最“无名”的一位。他为什么能“留下来”，载入中国百年考古史册。

仅仅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良渚遗址的人吗？中国百年考古有无数重要遗址，但很多“第一人”今天已无人所知，或者被遗忘在时代的洪流中。为什么他能被记住？

如果没有90年来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当时有限的发掘条件和认识之下，良渚或许只是一个普通遗址。然而，从施昕更最初在良渚一带发现的13处遗址点开始，90年来，几代良渚考古工作者沿着他的足迹，接力探索，逐步揭示出规模恢宏的古城、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精美绝伦的玉礼器体系，这个发达的早期国家被世界所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王宁远越来越发现，施昕更不是一个遥远的、纸上的人，他如此具体，有缺点，有个性，很亲切。

1934年，施昕更代表西湖博物馆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全国地质大会。前往天津参加地质大会时，他不小心坐错了列车，为了不耽误参会，竟然从已经启动的列车上一纵而下。

“他做事情也很果敢，很直爽，不会藏着掖着，有什么事情他会说出来的。后来他去瑞安当秘书我估计会比较累的。因为，他对浮夸的事情可能比较讨厌，也经常会说两句怪话。原来你没有了解他这么多，不会有这么亲切的感受，现在他就像我的同事一样，他总会跟你说点什么，很投契。”

去年，他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发现浙江图书馆藏有施昕更《地质矿产标本采集及处理法初稿》未刊手稿。最后在多人的帮助下，看到了手稿完整复制件，有1万多字。

封面右上方，施昕更用铅笔重点标注三个字：请修改。下面点了三个圈。

手稿封面

第一页引言，他这样写道：

初学地质物者于书本上所得之智识，每苦于理论名称之记忆，若欲得真正自然界之兴趣，了解宇宙之真相，则非自行实地采集不可，夫山川之雄伟，宇宙之奥秘，实足以激发研究之兴趣，故在室内学习之智识，欲应用于实际，则作短时间之野外旅行，裨益非浅，亦科学实验之精神也。

这本书是施昕更为地质“小白”而写的，是一本如何采集地质标本的实操攻略。从采集准备、野外观察、标本采集到后期运输、修理、储藏的全流程规范，事无巨细。

他也是一个从零开始自学的小白，深知科普的意义。在《施昕更文集》中，除了学术论文外，我们看到了很多深入浅出的表达，可以说金句频出。

比如，旅行前要注意什么，他从A列到F。我们来看B.旅行目的。他写了一条温馨提醒：非游览山水而已，须具牺牲耐苦之精神，日炙雨淋，口渴腹饥，皆系常有，荒山僻野人迹罕至者，亦不能畏怯不前，否则，勿轻易尝试。

他说，观察，不仅是标本的观察，地质的观察，更为重要的，是人文观察：“人文与地质，息息相关，人类之生活，莫不受地质情形之影响，恒地质情形不同，各地生产状况，或生活方式，皆显然不同，所谓人杰地灵者，亦受地质影响之意，尼罗河流域为文化最早处，因地质情形使然也，故在采集时，对于历史遗迹、都邑村落情形、生产概况，须一一观察及之，在科学研究上不无裨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