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桑女学”摩崖石刻,百年前杭州女子职业教育的见证
杭州网  发布时间:2022-05-09 16:37   

泰国公主诗琳通题写的“丝绸之府”,2020年4月25日摄于中国丝绸博物馆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种桑养蚕,农之大事,“蚕桑”二字,源远流长。杭州的蚕桑业历来发达,有“丝绸之府”的美誉。在杭州云居山,留下了多方“蚕桑女学”四字摩崖石刻:其一在三茅观遗址著名的“吴山第一峰”石刻对面,横书阴刻;其二在钟翠亭前往积义亭游步道旁,竖书阴刻;其三在积义亭西面长廊旁,横书阴刻;其四在革命烈士纪念馆对面,横书阴刻,未被绿漆描填。四方石刻字体一样,应是同一人所镌,两两相距不远,所围成的区域也就是一个山包的顶部,所占面积不大。

“蚕桑女学”其一,摄于2020年1月18日

“蚕桑女学”其二,摄于2020年1月18日

“蚕桑女学”其三,摄于2020年1月18日

“蚕桑女学”其四,摄于2020年12月12日 

四方“蚕桑女学”石刻相对位置,摄于2020年3月14日

吴山景区管理处编的《吴山摩崖》一书,仅对第一方“蚕桑女学”石刻有收录。段虹等主编的《杭州摩崖石刻》(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5月)一书,对其中三方石刻(应是遗漏了第四方)有记载:“‘蚕桑女学’摩崖石刻位于枫岭山脚,距离三茅观遗址公园约20米。石刻共3方,均刻于民国时期。”另外,由于这几方石刻都在游步道边上,比较醒目,也有不少文章提起,如陈天声《吴山上的摩崖石刻》(《杭州文博》2004年第1期)一文:“沿云居山南坡小径东行,经相隔约10米的‘云居庵’遗址东西两界碑,再经‘蚕桑女学’北界碑, 就到达紫阳山西麓的‘三茅宁寿观’遗址。”又如卢英振《云居山积义亭下石刻造像探寻》(《杭州研究》2015年第3期)一文:“而山坡西面的石壁由于凿有石径,壁上刻有‘蚕桑女学’字样,倒常被途经的游客提及。”不过,现有的文献资料,对于这几方石刻的介绍均十分简略,大多只是顺便提及,同样的题刻,居然密集出现,不免让人好奇,“蚕桑女学”这四字后面见证了哪段尘封的历史?

曲院风荷内的“蚕学馆旧址”,摄于2020年7月12日

光绪二十三年(1897),杭州知府林启开始创办杭州蚕学馆,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学,蚕学馆旧址位于西湖金沙港(今曲院风荷景区内),这也是如今浙江理工大学之前身。报业巨子史量才即毕业于杭州蚕学馆,后来1904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女子蚕桑学堂,引领了时代的潮流,杭州的蚕桑女学堂也在不久后应运而生。

民国《杭州府志》中关于“蚕桑女学堂”的记载

《神州女报》第一号上刊登的《杭州女子蚕桑学堂章程》(首页)

据民国《杭州府志》卷十七:

蚕桑女学堂,原定白马庙巷、严官巷两处,因建筑未竣,暂租上板儿巷,由楼文镳创办,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开学,经费岁收官款拨给五百八十五元,公款拨给二百元,学生学费二百六十余元,学级正科三年毕业、豫科二年毕业,学生三十五名。”

另据《杭州丝绸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12月)中的“大事记”一章: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楼文镳在板儿巷创办蚕桑女子学堂。”

笔者还找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于《神州女报》第一号上的《杭州女子蚕桑学堂章程》,一共八章,分别为总则、学舍及学额、学科修业年限及卒业、课程、学期及假期、学费、年龄及入学退学、考试及奖励等,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情况和报名须知,相当于一个招生广告。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隶教育杂志》第二期刊载《杭州拟办蚕桑女学校》:“前署宁海县训导楼绅文镳等,联名禀请在杭州白马庙巷内,创建蚕桑女学校,圈用荒地十余亩,除建筑外,并拟添种桑株以资推广,现经藩学两司批准立案,并俟开校后,派员考察再行颁给图记。”

《学部官报》第二十一期中的《劄浙江提学使查明楼文镳禀办蚕桑女学堂文》

在当时的四封政府文牍中,我们大概能了解到楼文镳创办杭州蚕桑女学堂的一些具体情况。第一封为《劄浙江提学使查明楼文镳禀办蚕桑女学堂文》(《学部官报》第二十一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学部为劄行事据浙江委用教谕楼文镳,禀称创设蚕桑女学堂,叩请立案,可否咨浙饬司局酌提洋三千元为补助建筑之费,并于三十三年正月起,每月拨给洋二百元作为津贴常年经费,并饬提学使司刊颁杭州女子蚕桑学堂图记等情……”。

第二封为《咨行浙抚教谕楼文镳设立蚕桑女学堂办法均尚合宜准予立案文》(《学部官报》第五十四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楼文镳禀称去冬创办蚕桑女子学堂,拟具章程,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开学,现延楼文光女士为内监督,并延楼文华、楼文耀、朱剑池各女士为教员,恪遵新章,谨慎办理等情,当派省视学员,查得该校院宇虽不甚宏,尚觉轩爽,讲堂、庶务、接待、会计、刺绣陈列各室,均属完备,寄宿舍以楼为之,一律整洁,教员女仆环住,管理亦属谨严,新旧女学生三十六人(笔者注:此处和民国《杭州府志》中记载的三十五人有出入),女监督一人,女教员三人,所授国文讲义浅明无谬,堂内附设美术专修科,所授手工于生计亦有关系,堂内服役均系女仆,门户重重布置,更属加慎,另有桑园十余亩,足供育蚕实验之用。本司复查该学堂一学期来办理无误,一切均尚合法,当此振兴实业,自应准予立案,并颁给杭州女子蚕桑学堂钤记一颗……”。

第三封为《本司支批蚕桑女学堂楼文镳请饬县迅拨经费禀》(《浙江教育官报》第九期,宣统元年):“禀悉上年农业学堂腾出之里书陋规洋三百元,已饬该县照数拨给,著即赴县具领,该校既有运署领款四百金,又得此项补助费,亟宜扩充学额,切实整顿,是为至要,此批。”还有一封为《本署司袁批杭州蚕桑女校请示办法准予维持由》(《浙江教育官报》第九十二期,宣统三年七月初六)。

《教育杂志》第三期刊登的“杭州蚕桑女学堂全体摄影”

宣统元年(1909),《惠兴女学报》第十期上有报道《志杭州蚕桑女子学堂毕业》:“去岁十二月二十二日,为中板儿巷(笔者注“中板儿巷”或应为“上板儿巷”)楼文镳君私立之蚕桑女子学堂第一次速成科毕业之期,计毕业者六人:吴家暎、蔡任、林闺雄、吴文渊、钱家智、吴家祯。” 宣统二年(1910),《教育杂志》第三期刊登了“杭州蚕桑女学堂全体摄影”,该照片人形可辨但人脸不清,不过能够留下该校的影像资料,也是弥足珍贵的。遗憾的是,对于创办者楼文镳,只知其曾为教谕(相当于教育局长),笔者多方搜索,也没有找到此人的更多信息。

中国丝绸博物馆“新式教育”介绍,摄于2020年4月25日

据吴峻《近代杭嘉湖地区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一文中的信息:蚕桑女学堂的创立年代是1907年,办理年数为4年,每年制种数为500-700张。也就是说,杭州这所蚕桑女学堂办学仅4年(1907-1911年间),很快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可能是因为辛亥革命时局动荡的缘故,其命运无非两种,要么停办,要么被合并。据《杭州丝绸志》中关于“蚕学馆”的介绍:“民国16年(1927)起,学校开始分养蚕、制丝两个专业,兼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可见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直到1927年才开始招收女生。而据徐俊良《浙江大学的蚕业高等教育》(《蚕桑通报》2017年第1期)一文,浙江大学的蚕桑高等教育始于1927年。这么来看,杭州蚕桑女学堂没有被并入浙江理工大学或者浙江大学,应该是直接停办了。笔者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新式教育”介绍中,并未发现有提及杭州这所蚕桑女学堂,只提起了“浙江蚕业学校”和“江苏省立女子蚕校”,可能也是因为杭州蚕桑女学堂办学时间太短知名度不高、影响力不大的缘故。

位于第二方“蚕桑女学”左侧的“三茅观界”,摄于2020年1月18日

位于第二方“蚕桑女学”右侧的“云居庵界”,摄于2020年1月18日

再说回“蚕桑女学”石刻,《杭州摩崖石刻》一书指出它们均刻于民国时期,但笔者认为准确来说应该是刻于晚清,即1907-1911年杭州蚕桑女学堂办学期间。同样的四个字,为何密集出现?这大概只能用“界碑”来解释了,所谓“界碑”就是人们用来圈定自己占有土地的确切边界标识,这在山上是极其常见的,比如就在第二方“蚕桑女学”附近,左右就分别有“三茅观界”和“云居庵界”的界碑。我们也就可以这么来看:这四方“蚕桑女学”石刻所围成的区域为蚕桑女学堂所有,作为学校的户外基地,用于种植桑树以供教学所用(如前述资料中提到的“圈用荒地十余亩”、“另有桑园十余亩,足供育蚕实验之用”)。翻开老地图可以发现,蚕桑女学堂原定的校址为白马庙巷和严官巷,就在云居山脚下,选择在云居山圈用荒地,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往来比较方便,后来实际在上板儿巷(即今之建国南路)办学,距离云居山也不算远。另外,有三方“蚕桑女学”石刻旁边还有“邓界”字样,两者似有传承关系,谁先谁后不得而知,暂且不表。

清宣统二年(1910)版《浙江省城图》(局部)中的“蚕桑女学”校址位置,底图源自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

到了民国时期,杭州的蚕桑女校又开始蓬勃发展,至少又出现了两所。第一所是位于横河桥的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任振泰主编的《杭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9月)卷六记载:“民国6年(1917年)1月,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开学。”第二所是位于艮山门的女子蚕业学校,据1917年第181期《教育周报》上的《蚕桑女校请求备案》一文:“本城马影侬女士,有鉴于此,邀集姚漱芳、谢古蕴、方阆仙诸女士等,筹集经费,在艮山门组织女子蚕业学校”。民国期间创办的这两所蚕桑女校,和楼文镳最早创办的杭州蚕桑女学堂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是另起炉灶。

横河桥旁的“女子蚕桑”,底图为大新教育用品社1946年4月发行的《最新杭州市地图 西湖全图》(局部) 

以上对杭州“蚕桑女学”的初探,只是揭开了其一小段面纱,管窥到了一百多年前杭州女子职业教育兴起的一段历史。虽然杭州蚕桑女学堂存在的历史非常短暂,但在晚清就能出现此类女学堂,对于促进社会的产业进步和民智的开化,推动男女平等,无疑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云居山附近留下的“蚕桑女学”石刻,真真切切的诉说着“我曾经来过”,见证了那段浩浩汤汤的历史岁月。

本文作者:清兄,曾为山痴,今为石痴,在荒寂斑驳的石刻中寻找故事,在尘封弥久的故事中品味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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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号:至微堂  作者:清兄(姜建清)  编辑:郭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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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共3方,均刻于民国时期。段虹等主编的《杭州摩崖石刻》(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5月)一书,对其中三方石刻(应是遗漏了第四方)有记载:“‘蚕桑女学’摩崖石刻位于枫岭山脚,距离三茅观遗址公园约20米。横河桥旁的“女子蚕桑”,底图为大新教育用品社1946年4月发行的《最新杭州市地图西湖全图》(局部)以上对杭州“蚕桑女学”的初探,只是揭开了其一小段面纱,管窥到了一百多年前杭州女子职业教育兴起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