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2年六月二十七日，杭州，西湖边，望湖楼。
也是这样的夏天，午后暴雨，来势汹汹，雨打湖面。然而，狂风阵阵，几乎用一己之力，吹散了暴雨。很快，雨过天晴，水天平静。
远离朝廷，来杭州当通判一年了，苏轼对杭州的山水人情，早已熟知。但眼前这片湖水，让他不平静。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
西湖的雨，多变的雨。35岁的苏东坡心里，也在下着一场小雨。
《治平帖卷》中东坡像
一年后，1073年，还是这样的夏天，他去喝酒赏湖，结果，又遇到了一场雨，一场著名的雨，雨水连成了一首诗，快1000年了，它被一代代杭州人默认为杭州的“市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也是在这一年，他和朋友去满觉陇石屋洞玩，在一处崖石上，刻下了25个字。
石屋洞内
947年过去了，世人都以为东坡留在石头上的“到此一游”早已随风而逝，上世纪90年代末，后人又在另一块石头上，复刻了这25个字。
就在“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宣布展期的那几天，也就是两个星期前，三个天台山男人：许力、奚珣强、陈洁，组成的一个小team——“我们很不要脸地自称摩崖三杰”，在无数次探访石屋洞后，新发现了苏轼留给我们的暗号——947年前，他留在杭州石屋洞的原刻，被发现了：一块隐藏在角落的石头，还有25个字。
这是苏东坡留在杭州的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摩崖题刻！
仿佛是千年后，东坡送给杭州人的礼物。
2020年8月28日，石屋洞，也落了一场雨。
奚珣强、陈洁、许力（从左至右）
这三个男人，带着我们，重返苏东坡的西湖，寻访苏轼和石头的新故事。
（一）
1073年在望湖楼遇到的这场雨，跟一年前的并不同，此番，是先晴后雨。
7年前，熙宁二年（1069），苏轼回乡给母亲守完孝，等回到东京，就撞到了王安石变法。
变法把北宋的政界分为两半：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的“旧党”。苏轼选择了反对。但宋神宗的支持，使得新党在“新旧党争”中占据了优势。
1070年，御史台的谢景温突然弹劾苏轼，苏轼被迫离开朝廷，1071年六月，他被任命为杭州通判。1074年，杭州任满后去密州做知州。
这里必须插播一个【知识点】。
很多人为了便于理解，把宋代通判比喻为现在的副市长。其实不对。
杭州名人馆学术部主任陈杰告诉我，宋代通判的职责：“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也就是说，州的政事，和知州通签施行。重要的官方公文，如果不经过通判的手，是无效的。
同时，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就是有监察权，以联合签署公文的形式，对知州起到监督的作用，也叫“监州”。这些职能和现在的副市长是不同的。
至于苏轼第二次来杭州所担任的知州，我们也经常通俗对称为市长。陈杰说，不一定。
知州，全称叫“权知军州事”，掌握一州的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等，“理论上权限比今天市长市委书记都大。而当时的苏轼还兼任浙西兵马钤辖。
“宋代是职官制度十分复杂的朝代，所以，我们不要去简单粗暴地类比今天的官职。”陈杰说。
苏轼一生中唯一两次任职的地方，就在杭州，前一次35岁，任期三年，后一次，他已经52岁，任知州，任期两年。
说到这里，必须再澄清一个误会。
很多人认为，苏轼是被贬官来杭州的。其实，北宋的文官制度，允许官员对现行政策持不同意见，但为了不妨碍政策实施，通常的处置办法，是罢去反对者在京城担任的要职，但一般都会让他们保留原先的级别，去担任地方官，不会对他们问罪。
所以，苏轼两次来杭州，都不是贬官，只是离朝外任。
虽然远离朝廷，但他依然在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令，人生不能自主，心情怎么样？应该有些落寞。在杭州当通判时，沈括还暗戳戳给苏轼寄“刀片”——给宋神宗送揭发材料。
一个自省的人，总在思考如何面对人生偶然或必然的遭遇。西湖晴雨的变化，人生境遇的变化，让这位诗人心领神会——
下点雨也没关系，不要慌，顺其自然就好，淡妆浓抹总相宜，或许雨中有真意——“此意自佳”。
涉世多艰，竟奚所为？
如鸿风飞，流落四维。
这是苏辙在哥哥去世后写的《祭亡兄端明文》，我们能看到，这位兄长的一生，漂泊不定，随朝廷而转徙，这是为官之人的无奈，对于千古风流的诗人来说，更添无家之愁。
但他在杭州，似乎找到了一种安定。
那天，苏轼和朋友来到了石屋洞。
作为一个杭州人，我居然第一次来这里，这不是一处高调的景点。杭州有著名的三洞：石屋、水乐、烟霞。为首的石屋洞，是五代吴越第三代国王钱弘佐时期始利用原始山体开龛造像。很多人来石屋洞玩，主要为了看看洞内的罗汉，很少人会仔细读石头上的字。
2016年，杭州风景园林学会文化艺术委员会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师许力，开始对石屋洞摩崖石刻遗存，进行资料性调查整理。2018年，他着手对石屋洞残存文字性石刻进行考古编号，逐一制作拓片，同时，进行题记断代分类与著录研究。最终初步得出结果，此次勘查，共发现了自五代后晋至民国时期的91处摩崖题记，其中不包含洞顶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拓制的5条造像题记。
“莲蓬，莲子，无花果，要不要？”门口小贩的吆喝声，带着过去的味道。
“不用不用，谢谢你。”许力笑着，带我们进洞。
石屋洞长得像一个屋子，天然的屋子，还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个“套间”，有好几个洞。
从吴越国开洞造像到东坡来时，时间过去了100年。而我们来到此地，时间过去了近1000年，眼前的地貌，和当时已经不同。因为，西湖的山，是活的。
“证据在哪儿呢？”许力指了指，“你站在这里，就能看见。你看正上方，字不太看得清楚——湖南第一洞天。
他又指了指正上方——“你转过来，小心，看到了吗，树叶的位置，洞天的‘洞’字上，有一道裂。”
“洞”字的三点水上，像划过一道闪电。
看到那条裂痕了吗
许力说，这是道光时期，姚元之题写的，所以就证明从道光到现在，一两百年时间，这个山体还在开裂。
“我们现在看到的造型，和清末完全不同，很多是90年代重新复刻的。但有幸的是，整个洞里，从五代到宋的造像题记保存有近四五十处，非常完整，很多可以佐证宋代和吴越国时期官员的职务——职官制。就像唐长孺先生说的，摩崖对于证史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它是实物存在的信史。”许力说。
义乌人、清末学人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卷四里，这样说：“石刻之有益于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诸端。须史学通贯，乃能及之。其中真赝错出，宜加审订，未可全据也。翁覃溪言： 金石可证史，不可证经。其说良是。”(见《复初斋文集》)
在许力的指引下，抬头——哎，这里有两只小动物哎，其中，有一只表情很萌的小老虎，这是吴越国时期的原物。许力说，上世纪20年代的老照片，上面还能看到一条条的虎纹。
看到那只小老虎了吗（原谅我的渣图）
那里——还有一条高浮雕龙，是吴越国时期的石刻作品，已经开始呈现北宋初期风格特征了。
龙的正对面，石屋洞内北壁东侧，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苏东坡”题名，一共25个字。释文：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苏轼的名字排在最后，当时他还是“小弟”。1073年二月二十一日，他跟着陈襄、苏颂、孙奕、黄颢、曾孝章一起游石屋洞，然后题名。
但是，你看到后，一定会觉得奇怪，怎么字口特别新？
据重修石屋洞碑记推断，此为当代重摹本，大概重刻于1996年。底本来自哪里？来自一个杭州画家的收藏。
有一位画梅花出名的画家高野侯，又叫高梅花，他藏有一张苏轼石屋洞题名的旧拓本，1935年，这张拓片刊登在《东南日报》上。许力经过比对，后人基本上是按照那张拓片的照片，复刻在这里，且选了一个很显著的位置。
换言之，1073年苏轼亲笔题刻的那块石头，并不是这块。
它在哪里？
在哪里
2020年8月底，“摩崖三杰”在自己的微信公号“至微堂”上，发了三篇关于苏东坡在杭州摩崖题刻的系列文章，本意只想做一次梳理，带大家看看苏轼走过的路，题过的石头。陈洁负责整理所有照片，包括老照片，那天，奚珣强像往常一样，发给正在北京养病的许力确认。
其中有一张照片，角度非常好，洞内景观一览无余。但许力看着看着，愣了一下。
哎？这里怎么是有刻的，不是苏东坡那个地方啊？他发现，现刻苏轼等题名并非原刻所处位置。由于图片模糊，他一时也未能确认。
说到这里，石屋洞外，下起了雨。
（二）
那天，他又继续比对了另一张老照片。
在1920-1930年代的一张老照片中，现在重刻的崖面上，经辨识，应该是“嵚崟兮石屋中，有素书兮留我读。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籀铭，魏谦升书”二十七个隶书，曹籀所铭的石刻在清代陆以湉《冷庐杂识》、当代钟毓龙《说杭州》中，均有记载。
或许，曹籀之石刻，毁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当代人又把东坡的题名补刻在原曹籀的石刻上。
1920-1930年代石屋洞老照片
许力请中国美院的何鸿先生发来高清图片，他再次确定，现刻位置清代当是时人所刊题刻。
但，这还没有结束。
他在这张近百年的老照片上又停留了一会儿，无意间在角落里的另一块石头上，看到了“陈襄”的字。
庐江草堂藏，1940-1950年石屋洞照片
他兴奋得要命。难道，这就是苏轼作为通判来杭州的那处题记原刻？
“你看，这块跟那块新的像不像？”他给我看照片。
都是方方的石头啊，长得一样啊。我以为许力给我看的是重刻的石头。
照片也会骗人，但照片更会讲真话。
这是原刻。它一直静静呆在角落，等待那个有心人的发现。而90年代复刻时，人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它，就在旁边，不过一步之遥。
为了保护原题刻，此处不对它做标识。你能找到它吗？
经过高清图片的比对，他又看到了“苏轼”“二十一日”，反复辨认，最终确认无疑。
这才是真正的苏东坡原刻的位置，已经结了蜘蛛网。而我的手臂上已经被蚊子咬了五个包——
杭州人喜欢苏轼，因为他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文化印记，哪怕吃块东坡肉，也能感觉离他很近。走他走过的路，哪怕被蚊子咬了5个包，也能感同身受，当时东坡在这里，也一样被蚊子咬了。
（三）
苏东坡亲题的“到此一游”，非常简单，只有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我们还能看出什么故事？
好在，那年游石屋洞的6人小组，在朋友圈拉了个群。
两年前，1071年，苏轼第一次到杭州任职，不光要管杭州，还要管周边，比如湖州也要去。第二年，他去湖州见孙觉，当监工。
孙觉，苏轼一辈子的好朋友，也是文学家，比他大9岁，也有题名留在杭州。黄庭坚就是孙觉介绍给苏轼认识的，也在1073年。
1072年，孙觉担任湖州知州，修了一条“松江堤”。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被转运司派去湖州出差，两人才得以见面，商讨修堤之事。
但见面后，苏轼却说：青山面前，世事不值得一谈。是啊，那些烦人的事，都先放一边吧。
两人再相见，便是后一年同游石屋洞。
这一年，他还认识了苏门四学士里的晁补之，晁“以文章受知于苏轼”。
题名里还有陈襄。
这个人很重要，他是宋神宗朝著名的大臣，跟苏氏兄弟都相识，虽然也反对新法，却没有跟宋神宗和王安石闹翻。苏轼和陈襄有一首唱和之作——《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述古，是陈襄的字。
1073年，苏轼在杭州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杭州知州陈襄，疏通钱塘六井。
杭州老百姓当时要取水，都来自这六口井。而苏轼两次来杭州，两次疏通。不仅如此，他很细心，还把里面的竹管换成瓦管。这六口井不是挖地下水而得，而是用竹管引流。苏轼第二次来杭州，发现竹管不到两年就腐烂了，又要疏通了，那不如改成瓦管，不容易腐烂。
他对杭州人是真的好！
苏颂，后来任杭州太守，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技术型专家，他也有很多题名留在杭州，就有不下五处题刻。
至于孙奕，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监泗州河南转般仓，看看陈襄给他写的推荐语：对朋友很讲义气，“外虽淳朴，而中实强敏”、“以善政闻，可谓循良之吏”。
曾孝章和孙奕，都是陈襄的老乡，福建人。
1076年，陈襄被召入京。后来，他当经筵讲官（也就是给皇帝讲课），得到神宗信任，他就有机会向宋神宗推荐了三十三个人，这里头，就有那天六人石屋洞群聊小组：苏颂、孙觉、苏轼。《古灵集》开篇收录的就是这篇《熙宁经筵论荐司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
所以，苏轼除了欧阳修这个恩人之外，还有陈襄。
947年来，人们指着那块新刻的石头，很笃定地说，原刻已毁。如今，原刻终于首次被我们看见了——看见了，一切都不晚。
“我们开玩笑说，故宫大展开始了，苏东坡是不是冥冥中在暗示我们，他不能以假面示人。”许力笑。
（四）
许力说，1073年，我们所认知的在宋代有文采又干练的能臣们，基本都聚集在杭嘉湖一带。这也是石屋洞这块摩崖有趣的地方。这一年，苏轼身上发生很多事情，不像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去大麦岭、过龙华寺，有悠游之感。
大麦岭在哪？老杭州人可能也一下子说不上来。“我们在浙江宾馆等。”奚珣强报了一个标志性定位。
从浙江宾馆出来，沿着三台山路走一段，往灵隐天竺方向，有一条偏僻的山径，只能通过一个人。这是赤山埠与茅家埠之间的一条小岭，因岭上种植大麦得名。
当年文人游湖，去天竺，必经这条小路。
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身份已经进阶了。
这次来杭州，他是被朝廷差遣到同一个地方，旧地重游，此时的心境，跟贬居黄州写“人似秋鸿来有信”的时候已完全不同，乌台诗案也过去了11年，当然与上一次来杭州时，也不同，过去那种深感人生被动、漂泊无依，世事难料的伤感心境，似乎有所纾解。
1089年，任知州的第一年，又是同样的雨天，他在西湖边与15年前的老朋友重逢，一眼，看到了彼此的白发。
时光催人老，无法停留，但是——不说了，不说了，让我们先在西湖的雨中，醉一场吧。
到处相逢亦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苏轼《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苏轼诗集》卷三十一）
又是一首雨中西湖诗，可以看出苏轼心境的变化——不要惊慌，逆境之中，他主动拥抱变化，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苏轼为杭州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陈杰认为，苏东坡来杭州之前，对杭州的城市管理应该已经有了一个通盘考虑，我们看他在杭州做的事情——
西湖当时是杭州人的饮用水源，苏轼来杭州第一件事，主持疏浚西湖。他认为，西湖对杭州来说，相当于人的眉毛和眼睛，没有了它，人就不像人了——“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
他疏浚东河和中河，者两条运河和钱塘江相通，疏通了对老百姓来说有很大的便利。
他构思了钱塘江的航运，虽然没有真正落实，但写了方案。
他修建堤坝，开办传染病医院，发生疫情，他跟朝廷请示救灾，把自己珍藏的药房拿出来给老百姓治病。
杭州人怎么能不爱他呢？
一年后，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他带着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和上一回游石屋洞的地位，已然不同。
我们看到了石头上的题刻。释文：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
以前的浙江宾馆，有很高的围墙，这条小径，也包括在内，原来是宾馆的杂物处，少有人看到题刻。这里荒废久年，时移世易，人们几乎忘了这里的存在。
再加上三台山路是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之间修建的，长久没有人经过，知道的人也很少。所以，这处石刻这么多年保存完好，与此有很大关系。
保护亭外，立着一块省保标识牌：大麦岭摩崖题记，1989年12月12日被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2013年始，杭州园文局凤凰山管理处着手整理摩崖石刻资料，许力受分管文物的邵群书记的委托，参与编纂出版《杭州凤凰山摩崖萃编》一书。此后，在卓军局长等领导的支持下，全面开展西湖摩崖石刻资料整理留存研究项目，陆续参与景区各管理处文物部门的摩崖保护研究，并出版数种专著。
许力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找苏东坡，先去大麦岭题名。
清代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称此处为大麦岭题名，他还一并考证出，就在同一天——三月二日，除了大麦岭，这个三人小组还逛了龙华寺、韬光寺，这两处也有同款题名，也刻于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只是，龙华寺的题刻已被毁，而韬光寺的题刻至今未找到原刻和拓本。
曾有人说，大麦岭的这一处摩崖已经不在了，清代时已被人磨掉。许力说，确实，西湖边有很多摩崖，是后代人磨没的。但是苏东坡这个摩崖，历经千年，保存完好，也是当年唯一未经党禁而遗留下来的东坡题名。
字龛上，一个凿口上可以看到，原来这里可能有一个保护性结构，保护着摩崖。但是，“杨杰”的“杰”字上，被敲掉了一点。
许力说，很多人认为这是近现代发生的，其实，发生得更早。
“你仔细看，这个破坏的凿痕，呈现了较长时间风化的样貌，说明不是新凿的，实际上，明清就有手痒的人在上面搞破坏，这是挺遗憾的。但好在不妨碍，它保存得非常好，尤其是苏轼本人的签名。”
奚珣强打开手电筒，斜向打光，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苏轼”，如果再看拓片，就更清楚了。
大麦岭题刻拓片
石灰岩经过风化，岩石表面颜色发白，加上肌理丰富，它的凹凸感，肉眼很难分辨。但是锤拓时，有凹陷的肌理，稍微一敲，凹近的地方能显现出来。
但这一处字，和苏轼往常的书法还不太一样，有点特别。苏轼的书法相对比较丰腴、饱满，此处却显得纤细。
许力说，鉴定书法，对比一个人笔迹，关键是什么？就是他行笔的下意识动作，我们说的结构，和运笔的细节。
这里有两个细节，可以锁定，他就是苏东坡。
先看，整个书法结构是横向趋势的，扁扁的，“王”、“苏”，“游”等，都是这样，这是苏东坡的书写习惯，包括“过”字，尤其明显。
再看，他运笔的一些小动作：扁扁的小提勾，丰腴的捺画，虽然很细，但是压笔的动作都在。
但为什么会这么细？
“因为经过了近一千年的风化和锤拓，原来应该是蛮粗蛮厚的，经过不知道多少次锤拓，拓着它着，就快变成字底了——见底的感觉，表面少了一层，就没有了。”
但是拿苏轼的这个签名去比对，不管是石屋洞，还是他的书法的真迹，非常吻合。
关于写字这件事，插播一则故事。
苏轼和黄庭坚曾互相调戏。黄庭坚说，你这个字写得太扁了，像石压蛤蟆，不好看。
苏东坡说，你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你那个字是死蛇挂树，线条没有任何生机。
在这次故宫的苏轼大展上，你也可以看到两位好友的同场PK。
所以，石屋洞加上大麦岭，苏轼的原石原刻，在全国目前能看到的，只有这两处，石屋洞是残刻，大麦岭这一处，最完整，而且，这也是苏轼两次杭州任官的明确证据。
（五）
但也有一件让他们觉得无能为力的事。
2013年，许力和陈洁第一次见到苏轼的大麦岭题名，到现在只过去7年，有好多笔画，已经不是他们原初见到的样子。他们曾想一年做一次拓片，观察、保留它风化的进度，但后来发现根本动不得。
“一刷字口，就往下掉。”
什么意思？
石灰岩如果接触水，很容易氧化，表面石灰的颗粒，就会起翘、剥落，字口就会损伤。如果再拿刷子一刷，字口就更浅了。即便当年是大字深刻，现在也已经是浅刻了。
许力说，元祐到现在，近1000年，而最近这几十年，也是我们有幸的几十年——从发现，到看它慢慢变化，我们看到了它退化的过程，这是自然过程，时间的流逝，风化，人力无法阻挡。
好在，我们还能看见它——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是一种战胜。
他还举例一个例子。明代文人孙克弘，当过汉阳太守，他在水乐洞用榜书隶书写过两个字：清响。2015年，许力和陈洁做拓片时，两个字还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前几天去，发现“响”字已经不见了，只剩一字。
“因为字口上有泉眼，水涌出来，带动石灰岩往外喷，石灰岩就把字覆住了。这是没办法用技术解决的。”
好在，苏东坡还“在”。
话说回来。如果加上另两处同日的题刻，“摩崖三杰”复原了1090年三月二日，苏轼带队西湖一日游的路线，大概是这样的——
从北宋杭州州治，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东麓馒头山社区出发，先到龙华寺，也就是现在八卦田停车场附近。再翻过慈云岭，到以前的长桥，沿着溪走，到南屏，不大会坐船，沿着三台山路走，走到大麦岭，到茅家埠，古代有一条通道叫胭脂岭，也就是现在的立马回头这里，再接上九里松，转过去就到灵隐寺，最后抵达此日终点站韬光寺，最后题名。
此条线路全程并不短，二十多里路，如果当天来回，按古时游览习惯，是很难尽兴。他们猜测，当天苏东坡等四人，或许是有闻于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名句，到韬光寺拜会高僧，观沧海日出为最终行程目的。
“当晚，东坡与三位好友可能斋宿于韬光寺，次日凌晨，已是农历三月初三，当时的浙江夜潮声，在近千年前那个万籁俱寂的北宋夜空中，也许仍会跨过西湖，远传进北高峰山腰寂寥的山寺中，而因是斋宿，四位未能酣饮，自然有精力，次日起个大早，去欣赏那霞光万道的沧海日出。”三个男人，如此浪漫，缓缓写道。
当然，此番脑补，文献并未记载，仅仅是他们依同日三处题名所处位置，做的猜想，但，很有意思，如果天气好，你可以参照这个线路，重走苏轼走过的路。
离开大麦岭的第二年，1091年，苏轼就离开杭州了，回到朝廷。那年，他已经60岁。他获得的最高官职，是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离执政的宰相只一步之遥。苏轼的仕途经历，后来有人概括为一联：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
他当地方官的杭州、颍州都有西湖，扬州也有个瘦西湖，后来贬谪到惠州，也有西湖。
他最留恋的，是哪个西湖？
每个人都有答案。
但，杭州西湖上落下的那些雨，一定长久留在东坡的心里，哪怕到最后，“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不是鸡汤，而是心意澄明，对身世利害，无所计较，再多风雨，不扰其志，不乱其向。
许力老师委托本报表达致谢！
2020年11月14日，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与杭州出版社在灵隐举办“探摩崖石刻，赢精美图书”活动，上图为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书记、副主任邵群向“摩友”讲解。
“至微堂摩友”合影，最前排坐者为许力。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多年以来，维护辖区内石刻文物遗存，以科学的管理方法，使得石刻文物得到充分的保护与研究，让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得到广泛认可。感谢翁文杰、卓军、王其煌、陈军、邵群、任晓红、倪志华、张婷等。
【参考资料】
朱刚《苏轼十讲》
奚珣强《苏东坡西湖石迹（上）——东坡1090年西湖一日游》
（感谢陈杰、寿勤泽对本次报道的支持，部分图片由陈洁提供）
本文授权转载自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转载时内容略有增加，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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