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妇妮格洛曼塔

她到圣诞节年满二十，埃塞俄比亚人身材，可可色皮肤，劲头十足。

从第一次开始，我们就欲火焚身，如痴如醉。她丈夫身材伟岸，声音娇嫩，身为军士，曾在南方维持治安，恶名在外，滥杀自由派分子只为练枪。她家中用纸板墙隔开，前门对街，后门对墓地。左邻右舍抱怨她叫得像幸福的母狗，搅得死者不得安宁。其实，她叫得越欢，死者听了应该越幸福才是。

第一个礼拜，我不得不在凌晨4点夺门而逃，因为算错了日子，军士随时有可能推门进来。我伴着墓地的鬼火和犬吠溜出后门，过第二座桥时，迎面走来一个大块头，擦肩而过时我才认出，那人就是军士。要是再磨蹭5分钟，一定会被他堵在家里。

他停下来，跟我借火。我凑得很近，给他点火，免得早晨有风，把火吹灭。他点着烟，往后退，愉快地对我说：“你身上有股骚味儿，这味儿你受不起。”

我怕，但没怕多久。接下来那个周三，我又睡过了，睁开眼时，发现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正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我。吓得我魂灵出窍，差点背过气去。妮格洛曼塔光着身子，正想开口，被她丈夫用枪筒拨到一边。“你别掺和，”他说，“抢女人的事得用枪子儿解决。”

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开了瓶朗姆酒，放在边上。我们俩面对面坐下，只喝酒，不说话。他想怎么样，我不清楚。他要是真想杀我，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没过一会儿，妮格洛曼塔裹着床单，神气活现地进来。他用枪指着她说：“这是老爷们儿之间的事儿。 ”

她跳到隔墙后，躲了起来。大雨如注时，我们喝完了第一瓶酒。他又开了一瓶，枪口对准太阳穴，冷冷地盯着我，把扳机扣到底，嘎的一声，枪没响。他的手抖得像筛子，几乎把持不住。他把枪递给我，说：“该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摸枪。枪居然这么重、这么烫，让我无所适从，冷汗直冒，肚子里翻江倒海，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我不想扣扳机，把枪还给了他，压根没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怎么，吓得屁滚尿流了？”他瞧不起我，开心地问， “来之前就该想到这一出。”

我想回他：老爷们儿也得撒尿放屁。可我发现，自己没胆量开这种会丢了小命的玩笑。这时，他打开枪膛，取出唯一那颗子弹，往桌上一扔：是颗空弹！我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不到4点，雨势变小。我们对峙半天，累得够呛。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让我把衣服穿上。我像在决斗，郑重其事地穿上。他又坐下，我发现，哭的居然是他。他一点儿也不害臊，哭得稀里哗啦，像是在显摆他泪腺发达。后来，他用手背擦干眼泪，捏着鼻子甩掉鼻涕，站起身来。

“知道为什么你能活着走出这扇大门吗？”他先问我，又自问自答，“因为只有你父亲能治好我的淋病。3年了，别人都没办法。”

我妈妈

爸爸一个又一个私生子，她都接回家养：“跟我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绝不能散在外头。”

有几天，妈妈似乎只关心小儿子海梅，他是六个月的早产儿，先天不良。酷热难耐，妈妈大部分时间都伤心地待在卧室，和海梅躺在吊床上。妈妈一懒，家里全乱了套。弟弟妹妹没人管，三餐不定时，饿了就吃。爸爸原本最顾家，却整天守着药店盯着广场，下午去台球厅打球散心。有天，我神经绷得受不了，也爬上吊床，躺在妈妈身边——小时候没在她身边躺过——问她家里气氛怎么这么怪。她深呼吸，免得声音发抖，跟我说了大实话：“你爸在外头有个儿子。”

说完，她松了口气。我发现，妈妈一直在期待我问她。佣人兴冲冲地回来，说看见爸爸在电报所打电话。忌妒中的女人无须知道更多。全城只有一部电话，只能打长途，需要事先预约，不知要等多久，按分钟计，话费很贵，发生特别严重的事情才会用。只要打过电话，无论长短，就会惊动广场上的人。爸爸回家后，妈妈什么也没说，暗中观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撕掉，是张传票，告他滥用职权。妈妈等到机会，冷不丁地问他跟谁打电话。她这么问绝不是瞎问，爸爸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只能坦白：“跟律师。”

“我知道是跟律师。”妈妈说，“我需要你亲口告诉我，你应该亲口告诉我。”妈妈事后承认，她是瞎猫撞着死耗子，自己也吓了一跳。爸爸以为妈妈全知道，才说实话。或许，他认为应该跟她说实话。就这样，爸爸全招了。他说收到传票，有人告他在诊所给女病人注射吗啡，麻醉后施行性侵犯。事情应该发生在被遗忘的偏远地区，他待的时间很短，给没钱的病人看病。爸爸自我辩解道：麻醉和强奸是敌人胡乱编造的罪名。孩子是他的，在正常情况下受孕。

妈妈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压住，没闹大。

家里又太平了。没多久，再次传来可靠消息，说爸爸承认另一个女人的女儿也是他的，那孩子生活条件极差。妈妈不想花时间乱猜，还去打什么官司，直接把孩子接回了家。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忌妒心极强的妈妈能这么做，实在让我大跌眼镜。她的回答我一直铭记在心：“跟我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绝不能散在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