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求是 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

想方设法保护四库全书

老浙大的校舍条件比较差，因为竺可桢总想多节约点钱下来，多采购图书设备，多想办法买点好书。

1945年浙大教授李春芬未回国时，听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批复本书要赠送外国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我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已有人去征集。那时他还不算浙大的正式教师，因1944年竺可桢曾电约过他去浙大执教，于是他便以浙大教授的名义，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接洽。经同意后，代浙大收集了约1000多册图书，后来免费运到浙大。对此，竺可桢特别高兴，特意为此写信给他的晓峰老师，表达他的欣悦之意。

他对故乡的文物图书也特别重视保护。1938年底，因抗战打响，浙图已将图书与其他善本运抵龙泉秘藏。竺可桢认为留浙欠妥，应西运贵阳保存。教育部采纳了这个意见，由浙大派员会同浙图人员运黔。

在贵阳市区还不放心，改运至山乡地母洞。又因洞中潮湿，每年须翻晒整理，管理员一人不可胜任，竺可桢主动每年夏季派中文系教授一二人协助晒书整理。

独山战起，浙大本身处危不动，竺可桢又赞同文澜阁四库全书迁运到重庆，并任阁书保管委员会委员。

当库书尚未西迁时，这批笨重的线装书（包括方志及善本）初运至浙江富阳，须迅速转运浙南。但当时船只极少，浙图又没有自己的卡车，省教育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幸赖竺可桢对浙图的同情，对文物图书之重视，慨然命浙大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及其他书籍。

文澜阁存书寄藏在贵阳时，贵州大学想借其中滇黔人之著作，一度想抽借至该校。战后，四川公私方面亦张言，东北收复，北有文渊，西南似应有一部。更有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私访浙中父老，企图打通政府，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归之于南京（详见浙江档案馆藏《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张宗祥之《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纪实》一文）。浙江省参议会代表民意，力主留在浙江省。竺可桢与弟子陈训慈一直代浙图与各方联系。论及此事时，竺可桢在信中义正辞严，充分显示其对文物图书的重视与爱护，以及对故乡的那份深爱。

家乡是个好地方

他常对外甥杨其泳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清水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

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有机会南归，但也有两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

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间，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时，顺便到老家一转。他那一次说：“中国科学已经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经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

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

过了一年多，东关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确立“求是”校训

因为爱浙江，竺可桢也特别崇拜浙江的名人王阳明。

1938年11月，竺可桢发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的专题演讲，认为今日颠沛流离中，欲自觉觉人，应以先贤的嘉言懿行和丰功伟绩，作为吾辈的矜式。因地思人，王阳明先生的行谊，最可作今日大学生的典范。他自浙江至贵州谪居两年，所走路线与

浙大西迁路线相合。他治学躬行，坚贞负责和忠心报国的精神，尤其值得浙大学生来学习。他的“致良知”学说，也就是“求是”精神的注释。

竺可桢引用王阳明“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一语，认为“无心同异，惟求其是”。这种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推至浙大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是求是校训的最好注释，已融入了求真的精神。

在这位前辈的指引下，他提出了求是校训。

具体时间是在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上确定了“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竺校长在历次演讲中反复强调：“求是精神”就是一种“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理”的精神，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一是不盲从，不附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求是精神首先是科学精神，但同时又是牺牲精神、奋斗精神、革命精神”。

1989年1月，在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确定为国家教委综合改革试点院校后，学校提出了“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口号，并将其概括为“求是创新”。

1997年学校百年校庆时，新建校大门的横梁上端阳刻着“浙江大学”四个大字，而在横梁的两侧下方，由十六块大理石浮雕用变体文字书写“求是创新”四字，用阴法雕刻分列两边。既体现出浙江大学的百年辉煌，又昭示浙江大学更加灿烂的未来，“求是创新”已成为新世纪浙江大学师生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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