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档案时空

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栏目

知往鉴今，意在未来。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在快报“漫阅读”周刊开设“档案时空”新栏目，梳理珍贵的馆藏档案，寻找浙江大地上的历史印记，发掘档案背后风云际会的历史事实。古人云：“抚今追昔，究论兴衰治乱之由。”视历史为包袱，则举步维艰；视历史为镜鉴，则智慧生发，耳聪目明，可观照现实，以照亮前路。

有一个人，舍弃了自己最爱的科研领域和最可能出成果的时间，把人生最饱满的十三年奉献给了大学行政事业；有一个人，带领一所大学西迁2500多公里，历经9年，却在这个过程中把这所大学办成了令国内外都刮目相看的“东方剑桥”；有一个人，为了保护故乡的珍贵文物图书，几经周折，数封书信，义正辞严与政府官员据理力争……

这个人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如今，他的铜像屹立在浙江大学图书馆门口，继续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钟爱的莘莘学子。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表明，他的大半生和浙大、和故乡紧密相连，他的爱一点一滴渗透在里面。

档案索引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于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1928年4月改称浙江大学，7月冠以“国立”两字。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任校长期间，该校取得最突出的发展，奠定其成为名校的基础。竺可桢到处招贤纳才，因抗日战争爆发带领全校师生西迁到贵州、重庆等地，在西迁途中丝毫没有影响学生学业和教师科研水平，许多教授最辉煌的学术成就都在西迁途中取得，被来参观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共4394卷，起止时间为1922年至1953年。档案包括综合类的学校各类会议记录、规章、校刊等；人事类的学生名册、教职员工名录、学生调查表等；总务财会类的各种移交、接收清册；教务类的教员专题研究、学期课程总表、选送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其他类的包括蔡元培等亲笔信、学生运动材料，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材料，竺可桢校长办公室的公函来往以及亲笔信等，资料非常详实。

教育不受党政干涉

竺可桢(1890.3.7-1974.2.7)，又名绍荣，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获得博士学位。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6年初，经陈布雷力荐，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与蔡元培商讨过之后，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里，竺可桢的学生陈训慈记载说，竺接到邀请后，也曾犹豫过。他在1936年2月21日与蒋介石见面后，曾有半个月的犹豫踌躇时间。主要原因是他当时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对气象领域的研究一片钟爱。如果去当校长，势必减少科研时间。另外，他对当时的高校教育不太看好。

妻子张侠魂曾对陈训慈等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竺可桢在日记里也提到因为有“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的考虑，决定出任校长，并在就任后，一再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延长自己的任期，最后竟在浙大工作了13年。

打破成见寻觅名师

竺可桢出任校长后，深知好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于是他四处寻觅名师，且任人唯贤，不带成见。

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文史资料里，曾任浙大生物系教授的谈家桢回忆说，教会学校出身的他，1936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想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奋斗，希望能到一所国立大学去，扎扎实实搞一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但当时派系林立，壁垒森严，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竺可桢校长就因为胡刚复先生的推荐，给他寄来了聘书，聘他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这样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实难得。

后来，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也被竺可桢聘来浙大，并给以重用。可见，他在聘任教授方面，特别敢冲破壁垒，任人唯贤。在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存有多份竺可桢当年聘任教授聘书，可见当初他对人才的渴求。

正因为他这份重用和厚待，许多浙大教授都特别尊重竺可桢，他交待的事，大家都一定办到。曾任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教授回忆说，当年竺可桢让他当很难干的训导长，他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至于补课代课，更是不在话下了。

苏步青的日本妻子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还有竺可桢如何真诚相待聘来的名教授、让他们安心教学和科研的记录。

苏步青回忆说：“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为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

抗战开始，浙大开始西迁，竺校长自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要经费。

“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苏步青说。

后来，学校迁到了遵义，竺可桢又劝苏步青抓紧把家眷接出来。可当时苏步青没有钱，竺可桢一下子就批给他900块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资。他把家眷迁来后，竺可桢方才放心。

梅光迪的抚恤金

1945年，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因心脏病去世。浙大校长办公室数次打报告给相关部门，竺可桢也多方奔走，帮其调查并写证明来争取这笔对其子女来说很重要的抚恤金。

在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还存有竺可桢批复的公函，除了证明梅光迪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都在浙江大学任职外，还特地帮他调查了在南京的任教经历，也做了证明。大意说，梅光迪曾于民国九年至十三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任西译文学系主任，十三年起又曾代理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出国至民国二十一年……

为了一位老师的抚恤金，来来回回打报告到抚恤金寄给家属，折腾了几个月，身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可谓尽心尽力，对名教授的爱护可见一斑。

不仅对名教授如此，竺可桢对浙大所有员工都一样关心。对有病无法工作者，爱护备至，病员工资仍如数照给。如数学系王福春教授、园艺系赵荣琛教师都患严重肺病，因当时无劳保制度，且在抗战时期生活维艰，亲友也无法长期帮助，竺可桢均准许他们照支原薪，安心静养。

而为了浙大一名退休职员沈念慈的养老金问题，竺可桢也会专门向教育部呈文，为其争取（这份呈文在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可查到）。

当时浙大的许多著名教授都是被竺可桢这样请来并留住的，比如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营救被捕学生

竺可桢除关心学生学业外，因其时政治斗争激烈，遇到学生要吃亏时，他竭力保护，使学生避免牺牲。在学校里，不因学生派别不同就区别看待，特别保护学生的独立思想。他请费巩任训导长，也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当时规定训导长须国民党员才有资格，费巩非国民党员而是进步人士，竺可桢冒大不韪，坚决请他担任。

1947年10月，于子三同学被捕后，竺可桢竭力营救，不幸未成。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竺可桢当场昏晕过去。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过来。

为了救护学生，他多次劝说学生不去游行。实在劝服不了，学生出事后他又想方设法利用各方关系保释。在省档案馆所藏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有一份竺可桢为争取学生利益而发的公函，是写给地方法院检察处：“本日本校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商讨于子三出殡事宜是否延期举行时，突有游民六七十人，手持纸旗棍棒冲入校内，猛殴学生，多人受伤。学生奋起抗拒。学生当场扭住游民十人，相应送请贵处侦讯提起公诉……”

而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还有一位浙大的学生邵全声的回忆令人感动。他曾在浙大就读，跟竺可桢很少往来，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毕业后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后来为营救费巩教授，不幸被捕，关在很隐秘的地方。

竺可桢到处活动加以营救。1945年深秋，他还通过与有关当局洽商，拄着手杖赶到邵全声被关押的地方探望。邵全声回忆说：“竺校长来看望我，真是如见亲人，心中十分激动。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竺校长只得离去。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不仅探望学生，竺可桢还屡次把营救邵全声的经过情形写信告诉其父亲，让其安心，前后竟然去了十几封信。

1937年秋，竺可桢（中）在天目山禅源寺考察浙大搬迁校舍事宜。

1937年12月，浙大师生从建德乘船再次西迁。

竺可桢为制棉被写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