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竺可桢——在任13年 浙大变成了“东方剑桥”
杭州网 发布时间：2014-10-12 07:38
苏步青的日本妻子
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还有竺可桢如何真诚相待聘来的名教授、让他们安心教学和科研的记录。
苏步青回忆说：“竺校长初来浙大时，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他到浙大来，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邵元冲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这时，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系主任和秘书等。因此，我认为他办不好浙大。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就慢慢地改变了。”
抗战开始，浙大开始西迁，竺校长自然是最忙的人。他要管搬运，管教学，还要奔走各方要经费。
“可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多么不便。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可见他是多么细心。”苏步青说。
后来，学校迁到了遵义，竺可桢又劝苏步青抓紧把家眷接出来。可当时苏步青没有钱，竺可桢一下子就批给他900块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资。他把家眷迁来后，竺可桢方才放心。
梅光迪的抚恤金
1945年，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因心脏病去世。浙大校长办公室数次打报告给相关部门，竺可桢也多方奔走，帮其调查并写证明来争取这笔对其子女来说很重要的抚恤金。
在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还存有竺可桢批复的公函，除了证明梅光迪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都在浙江大学任职外，还特地帮他调查了在南京的任教经历，也做了证明。大意说，梅光迪曾于民国九年至十三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任西译文学系主任，十三年起又曾代理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旋即出国至民国二十一年……
为了一位老师的抚恤金，来来回回打报告到抚恤金寄给家属，折腾了几个月，身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可谓尽心尽力，对名教授的爱护可见一斑。
不仅对名教授如此，竺可桢对浙大所有员工都一样关心。对有病无法工作者，爱护备至，病员工资仍如数照给。如数学系王福春教授、园艺系赵荣琛教师都患严重肺病，因当时无劳保制度，且在抗战时期生活维艰，亲友也无法长期帮助，竺可桢均准许他们照支原薪，安心静养。
而为了浙大一名退休职员沈念慈的养老金问题，竺可桢也会专门向教育部呈文，为其争取（这份呈文在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可查到）。
当时浙大的许多著名教授都是被竺可桢这样请来并留住的，比如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营救被捕学生
竺可桢除关心学生学业外，因其时政治斗争激烈，遇到学生要吃亏时，他竭力保护，使学生避免牺牲。在学校里，不因学生派别不同就区别看待，特别保护学生的独立思想。他请费巩任训导长，也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当时规定训导长须国民党员才有资格，费巩非国民党员而是进步人士，竺可桢冒大不韪，坚决请他担任。
1947年10月，于子三同学被捕后，竺可桢竭力营救，不幸未成。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竺可桢当场昏晕过去。注射强心针后，才苏醒过来。
为了救护学生，他多次劝说学生不去游行。实在劝服不了，学生出事后他又想方设法利用各方关系保释。在省档案馆所藏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有一份竺可桢为争取学生利益而发的公函，是写给地方法院检察处：“本日本校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商讨于子三出殡事宜是否延期举行时，突有游民六七十人，手持纸旗棍棒冲入校内，猛殴学生，多人受伤。学生奋起抗拒。学生当场扭住游民十人，相应送请贵处侦讯提起公诉……”
而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还有一位浙大的学生邵全声的回忆令人感动。他曾在浙大就读，跟竺可桢很少往来，只是一名普通学生，毕业后先后在云南、重庆教书。后来为营救费巩教授，不幸被捕，关在很隐秘的地方。
竺可桢到处活动加以营救。1945年深秋，他还通过与有关当局洽商，拄着手杖赶到邵全声被关押的地方探望。邵全声回忆说：“竺校长来看望我，真是如见亲人，心中十分激动。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竺校长只得离去。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拿着手杖的背影，渐走渐远，转过围墙，终于看不见他了。”不仅探望学生，竺可桢还屡次把营救邵全声的经过情形写信告诉其父亲，让其安心，前后竟然去了十几封信。
来源：都市快报 作者：记者 黄莺 编辑：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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