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 翁杰

这些天，三星集团长女李富真离婚案闹得沸沸扬扬，引得中韩两国网民纷纷围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作为韩国最大的跨国企业，三星集团每年的销售额约为3000亿美元左右，约占韩国GDP的20%。像三星一样，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央，跨国公司是最长袖善舞的群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一批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浙江本土跨国公司也在加速成长。10月9日，省境外投资企业协会正式发布“2019年浙江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30强”榜单，其中既有吉利、万向等企业巨头，也有“富通”“诺力”等跨国公司“新贵”。这是自2017年以来，浙江省第三次评选跨国经营30强企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浙江的“三星“就会从这些企业中产生。

白热化的三十强之争

中小企业多，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少，这是浙江经济要迈上新台阶需面临的一大挑战。为此，三年来浙江出台相应政策、大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并根据培育情况，每年发布一次本土民营跨国公司三十强名单。

白热化的三十强之争细数这三张榜单，涌金君发现，“30强”之争不可谓不激烈，几乎每年都会有一次“大换血”。并且，凡是上榜企业，都是在业内、甚至国内鼎鼎有名的行业领军企业，例如2017年上榜的“传化”“华谊兄弟”，2018年上榜的“大华”“日发”，还有今年首次上榜的“富通”“诺力”。可即便如此，他们也都只在榜单出现了一次。

跨国企业并非一朝一夕能够造就，上榜企业都是早早就布局海外了。尤其是，万向、吉利、均胜、海亮等榜单“老面孔”，早在近十年前就开始走出去建厂或并购。这其中，就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2013年万向挺进美国、2013年万丰奥特收购加拿大镁瑞丁等一批典型的浙江企业海外成功并购的案例。

近年来，浙江企业对外投资脚步也是越迈越大。以今年首次上榜的诺力为例：2013年诺力增资了之前成立的德国销售公司；次年，诺力位于马来西亚的搬运车生产基地投用；2015年，诺力机械在美国设立销售公司；2017年，诺力又在俄罗斯投资设立销售公司……诺力不断加大力度走出去，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打开全球经营新局面。早早地进行海外布局，也让这些跨国企业在应对贸易摩擦中更有底气。海亮董事会秘书钱自强告诉涌金君，早在2008年他们就开始投资越南，以此作为企业拓展全球市场的第一步，目前海亮（越南）工厂生产的产品100%出口。在此基础上，公司还成功开拓了南美洲、欧盟市场，成为国际知名空调企业关键制冷配件的供应商。“走出去”谋发展，正成为越来越多浙江企业的共识。今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上，富通集团董事长王建沂与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就聚到一起，商量联合起来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布局。巧的是，今年的“30强榜单”中，这两家企业都榜上有名。

从一家到一万家

据统计，2019年30强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36.89%。这一数据，不仅优于2018年“30强”的平均水平，且高出2019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近一倍。显然，这“30强”，代表着浙江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水平的新高度。从1981年，浙江企业首家境外机构在香港注册成立，到如今浙江已有省级以上境外经贸合作区12家，备案核准企业机构近万家……回顾改革开放40年，浙江企业踏着时代的节拍，一步步地扎根海外，跨国经营能力大幅度提高。据有关专家分析，浙江近四十年的对外投资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1978年至1991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浙江企业对外投资的“懵懂期”。改革开放初，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扩大进出口和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并非重点。由于外汇非常短缺，最初每一宗对外投资项目都要经过国务院审批。这一时期，浙江只有零星的对外投资。其中，1981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亚利公司，是浙江企业的首家境外机构。

到了九十年代初，国务院批准首钢扩大对外投资和经营，标志着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进入新阶段“觉醒期”。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浙江企业在境外设立相应的“专业市场”、“商城”渐多，开拓了国际市场。1992至1999年，浙江经审批的对外投资项目共552个，总投资额达25565万美元，中方投资额达18815万美元。

进入新世纪，“走出去”被中央正式确定为新时期的一项开放战略，浙江的对外投资也随之进入加速发展期。2002年，浙江还设立专项资金，扶持企业“走出去”。这一阶段，浙江对外投资形式也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包括设立境外加工生产型、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研发机构、商品专业市场、参股并购、境外合作区等。年对外总投资额从2000年的1669万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6177万美元。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受此影响，不少欧美国家企业陷入资金流困局，这为外汇充裕且急求对外扩张的中国企业创造了难得的投资机遇。也因此，浙江对外投资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投资总额从2008年的9.2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209.3亿美元，年均增长47.8%。

在涌金君看来，眼下，浙江境外投资又在翻开一个新的篇章。随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日趋复杂严峻，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重要性。“走出去”投资，不再仅限于行业巨头、隐形冠军，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中型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浙江本土跨国公司也抓住其中的商机，化身境外产业园的开放商和运营商。例如，“30强”之一华立集团一早就在泰国建设了罗勇工业园；青山控股集团目前正在印尼建设的占地超过2000公顷的产业园，总投资超过80亿美元。这些园区将为国内广大中小企业谋求海外发展提供有效平台。 

浙版”三星“尚需时

尽管浙江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较高，但是，与全国其他省市的跨国公司相比，浙江企业的境外资产规模依然较小。2015年，省商务厅曾对省内26家跨国公司进行调研，当时这26家公司的境外资产平均数为56亿元，而全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境外资产为524亿元。4年过去了，这一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依旧相去甚多。同时，与全球跨国公司相比，我省的跨国企业国际化水平也依然明显偏低。早在2014年，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就高达64.55%，较目前浙江前30强跨国公司依然高出近一倍之多。针对此，省商务厅外经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涌金君采访时也表示，浙江还需不断加大对本土民营跨国公司的培育力度，帮助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各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占据全球资源、技术和价值链的制高点。过去，不少浙江企业走出去，是冲着国外劳动力、能源等低成本洼地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洼地。然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人口红利也正在快速消退，企业甚至面临“招工难”。据了解，在柬埔寨，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从5年前的每月61美元上升到170美元。针对这一变化，浙江企业的跨国经营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往产业价值链上游迈进。例如，正泰早在2011年就在捷克成立了诺雅克欧洲子公司，通过品牌本土化经营战略和中国制造的优势，已发展成为欧洲低压电器领域排名第一的亚太品牌。

高水平“走出去”，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反哺”浙江。近年来，浙江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把境外获得的技术与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需求相结合，带动新项目在省内的有效投资的案例也不在少数。截至去年底，最典型的便是吉利，在其收购沃尔沃后，已分别单单在台州、杭州、义乌就投资或计划投资121亿元、110亿元、60亿元，建设沃尔沃工厂、电动车制造中心及动力系统制造中心。这291亿元的总数，大约超过了吉利收购沃尔沃时中方投资额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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