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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争论
在今年DIA上重提“科隆争论”的,是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
“德国政府派穆特休斯到英国了解英国的制造和设计,在此基础上把英国的经验带回到德国,对于德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穆特休斯的观点非常简单,设计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工业设计师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艺术家;在肯定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把批量生产和产品类型化作为设计的基本要求。”
这不是一堂“设计史课”,杭间在DIA上以此为主题演讲,想阐述的是中国设计智造大奖对于当代产业发展的意义,“我认为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工业设计,仍然处在山坳上,处在转型点上。”中国仍是“山坳上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穆特休斯们”。
今年DIA在作品的评判标准上,也做了创新,不仅要体现优秀设计所具有的所有要素,同时也会更多地考虑到未来的贡献度、民生的贡献度以及产业的贡献度,最后的大奖需要评出对我们这个社会、对工业设计专业深具影响力的作品。
用国际设计委员会主席大卫·格罗斯曼在第二届DIA复评结束后的话说,“DIA是在用国际的眼光来解决中国实际的情况”。
但在今年DIA大奖上,也出现了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前22名的作品中,文化创新组全部入围作品都来自国外;而在产业装备组中,作品却大多来自中国。
“中国不乏文化创新的案例,但是本届DIA形成了国际设计师注重文化创新,而中国设计特别彰显产业装备的有趣现象。我想,这是因为中国进入了转型升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工业设计师的创造力集中涌向产业,便形成了这一有趣的局面。”中国设计智造大奖组委会主席宋建明说。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中国对的地方,我们现在表现得很好,说明中国在思考未来。”柳冠中话语铿锵,“如果只搞所谓的闲情逸致,中国就没有未来,过去是世界的打工仔,今后是外国的农家乐!”
但让柳冠中略感遗憾的是,在今年的DIA中,他仍看不到真正能代表产业的设计。“有,但是很模糊。真正体系性的产业创新还没有,应该要有像大飞机、高铁这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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