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老杭州人喜欢叫城隍山，因山上有城隍庙，供奉着城隍菩萨。看杭城地形图，北、西、南三面是山，环西湖形如张开的龙口，若以北面葛岭宝石山为上颚，南面凤凰山为下颚，西湖恰如一颗明珠般含在龙嘴里，而吴山那片细长的山，则如同龙嘴中的一截软舌。

吴山不高，山头不少，各有其名，曰伍公山、粮道山、紫阳山、金地山、云居山等。位居南端的云居山，原称七宝山，因云居庵而成名。

苏轼与佛印对席而坐

据说唐朝时，曾在江西云居山创建真如禅寺的道膺禅师，晚年游走四方，到杭州吴山，行至南端，见此地乃龙飞凤舞而来，认定是佛门圣地，遂结庐筑庵于山阴，取名“云居”。

又相传，北宋时佛印禅师也曾来此地。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西湖梦寻》卷五有《云居庵》一文：“云居庵位于吴山，地处偏僻。宋元祐年间，由佛印禅师所建。圣水寺则在元元贞年间，由中峰禅师所建……”

张岱之言未必准确。据查，佛印禅师似乎未有正式在杭州寺院住持的记载，前些年出版的《西湖全书》丛书之《高僧与西湖》（黄公元著），罗列与杭州西湖有关的高僧几十位，对佛印和尚只字未提，想必佛印建圣水寺或云居庵之说乃别传，不入正史。

可是，为什么杭州会有这么多苏轼与佛印交往的故事，流传至今呢？

较为可靠的文字记载，佛印与苏轼的最初交往是苏轼贬居黄州时，佛印在庐山归宗寺。二人先有书信往来，颇为投机，苏轼遂到庐山归宗寺拜访佛印。而后二人时常谈诗文，谈佛法，相处非常融洽，引为至友。元祐四年（1089）苏轼再到杭州任知州，其间与佛印书信往来频繁，佛印或曾来杭州小住，寄宿于城内吴山的云居庵，抑或圣水寺，方便与苏轼相聚言欢，似乎这才有后来“佛印建圣水寺”之说。

云居山（七宝山）地处市区中间，山高不足百米，地势平缓，林木秀美，上下山有石阶路，行走方便。昔时山间有清泉，名一滴泉；有俊石，曰三台石；有寺院禅房，清幽宁静，可驻宿，可礼佛修禅；登高处可赏景，近观春花秋叶，远眺钱塘江，遥听江涛声声；西湖近在咫尺，下山即可泛舟湖面。

云居山与位于凤凰山的府衙很近，佛印若来杭州，挂单在云居庵或圣水寺确是很合适的。知州苏轼理罢公务，出府门行不多远，便是七宝山脚下，提步百余级石阶，即到寺院与佛印相会，对席而坐，吟诗作赋，笑闹生趣。逢节庆假日，亦可邀三五文友，荡舟西湖，把酒临风，谈笑风生，趣味无穷。

中峰禅师情有独钟

宋末元初，尚存圣水寺，云居庵此时却已式微了，破败屋舍亦留存几间，有少许僧人长住，或在此挂单。有谁？至少有明乘、指月两位惟实笃行的禅师。还有一个叫明本的年轻学佛人，即后来的中峰禅师。

中峰明本与云居寺结缘有诸多说法。其实，云居寺（庵）并非中峰创建，圣水寺更不是。

元初，建起云居庵的是明乘禅师。这在《云居圣水寺志》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中峰明本亲撰一篇《云居庵记》，某年做什么，创建云居庵到哪一步，说得清晰明了，可为有力佐证。

元元贞二年（1296），云居庵终于得获官府准许“请佃”，即租借此山一方土地，得以在七宝山建庵。开山沙门是明乘禅师。确定庵址的“四至”：东至行路，南至城，西至铁冶岭，北至圣水寺——也就是说，那时有圣水寺。

元至大二年（1309），即建庵13年后，开山沙门明乘年岁大了，便嘱托当初一起创建云居庵的同伴指月禅师执掌庵中之事。元延祐五年（1318），因有大施主拿出不少钱物，云居庵终于修建得很完整，像一座正式寺院了。

这年夏天，中峰明本外出返归天目山，途经杭州，如以往那样驻锡云居庵。恰逢云居庵终于修造完成，这是一桩大功德啊！

中峰禅师一向行事低调，很少为别家寺院写记传类文字，唯独对云居庵情有独钟，写了前文后，又写了一篇《云居庵铭并序》。

什么原因？

他与修建此庵的明乘、指月二位禅师有非同一般的友情。当此时，指月禅师请中峰禅师写记及铭，他是不会拒绝的。

徐渭以之为自家别馆

云居庵建成后，香火很旺，尤其是借中峰禅师遗发及舍利而建起的舍利塔，是一处吸引人们前往瞻顾之胜景。

另外，云居庵还有中峰禅师的俗家弟子赵孟頫书写的中峰明本所作《净土诗》《梅花诗》《云居庵记》等，以及赵孟頫所画的中峰像及为师所作的赞，还保存着中峰的墨迹。

云居庵离城区特别近，云居山又是有风景且雅致的绝佳之处，很能吸引文人僧客来寄宿或暂住，此风气自元初至明清延续许多年。

寺志记载，元明之际来此挂单的名僧不胜枚举，高官名士来的也不少，如元末明初的诗人、文学家杨维桢和明朝一代儒宗王阳明等。另一个诗文书画俱佳，性格张扬、狂狷不羁的大才子徐渭，每到杭城，住宿必择云居庵，以之为自家别馆。

想当年，杭州西湖六桥有千树桃柳，游春最佳，而云居山则有千树枫桕，赏秋极好，红黄之色象征秋意深浅。云居山还有成片松林，“吴山十景”之一有“云居雪松”。

可惜至清末，战事频仍，时局动荡，云居庵随之衰败，云居山胜景不再，留存的种种珍贵遗物也逐渐消失。现在，除了山岩上所镌“云居庵”三字，再无古迹可寻。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