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他们仍然把田野调查作为了解中国古建筑家底的方向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萧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

汉阙是最早的地上建筑，更是史料。图为1939年中国营造学社一行在渠县沈府君阙测绘现场。 作者供图

姿态优美的西桥横跨两岸，桥上行人如织，冬日西河干涸，露出河底凌乱的条石，附近的百姓在一汪汪水塘中洗衣摘菜，用四川话摆着龙门阵，儿童埋头在石块中搜索着漏网的铜钱。

梁思成走到桥下，凝视着西桥净跨十一米的拱券，一袭黑大衣的陈明达，手拿测绘本的莫宗江也跟了过来，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映在厚实的桥墩上。

拍摄照片的是刘敦桢，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

这一天是1940年1月4日，在南充，照片中的西桥也称广恩桥，始建于宋代，清嘉庆年间重修。

此时，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行，已走过重庆、成都、灌县、雅安、芦山、夹江、彭山、乐山、新都、广汉、绵阳、梓潼、剑阁、广元、苍溪、阆中、南部、渠县等地，川康古建筑调查已经进行了130天。

看似恬淡的画面背后，全面抗战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此时，在四川城中的古建筑年岁已久，却因战争、贫穷无力维护，纷纷走向破败。

刘敦桢之子、东南大学教授刘叙杰回忆，梁思成、刘敦桢曾对学社的方向有过一次交谈，分别在手心写了两个字，打开一看，写的都是“调查”。

梁思成、刘敦桢深知，只有不断地调查，才能了解中国的古建筑家底，即便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他们仍然把田野调查作为学社的方向。

这不啻于一次家底的大普查

营造学社内迁昆明后，学社的考察重心已从华北转移到了西南。

1939年1月25日，刘敦桢结束云南西北部的古建筑考察后，返回昆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将视野投向了四川，酝酿一次更为久远的调查，因调查区域涉及四川省与西康省（1939年成立，1955年撤销），史称“川康古建筑调查”。

梁思成、刘敦桢不止一次从法国人色伽兰、德国人柏石曼的照片中，得见四川古建筑、古遗址的吉光片羽，迫切想一探究竟。对于四川省而言，这不啻于一次家底的大普查。

1939年8月26日，刘敦桢在昆明购置旅行用品。在当日日记中，他写道，“此次赴川，拟先至重庆、成都，然后往川北绵阳、剑阁等处考察，自剑阁再沿嘉陵江南下，经重庆、贵阳返滇。”

到了四川以后，营造学社发现抗战时期交通不便，短时间不易再来，遂不止一次调整考察计划，先是添上川南十五县，再增加大足、合川两县，行程由此多了四分之一，这才有了“川康古建筑调查”。

汉阙、崖墓、石刻，

为调查的主要对象

来到四川后，学社诸人一度非常失望。四川古建筑大多毁于兵燹，明代建筑都很少见，更别说宋元了。但四川有着丰富的汉阙、崖墓和石窟资源。

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刘敦桢写道：“川中古建筑，以汉墓阙为主要地位，盖数量为全国现存汉阙四分之三也。此外，汉崖墓遍布岷江及嘉陵江流域，其数难以算计。而隋、唐摩崖石刻亦复不少。故汉阙、崖墓、石刻三者，为此行之主要对象。”

正如他们预料的一样，四川各地崖墓密如蜂巢，如蜂房水涡，尤以乐山、彭山两地数目最巨，乐山白崖崖墓规模恢宏，前带祭堂，镌刻着古老的汉代建筑图；彭山县江口镇一带崖墓超过4千座，不少门楣带有硕大的斗栱——“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中国现存汉阙46座，其中大半在四川。

学社考察了雅安高颐阙、夹江杨公阙、绵阳平阳府君阙、梓潼贾公阙等，而在渠县，他们在土溪场、崖峰场一带就遇见了六处汉阙。

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四川有石窟2134处，是中国石窟最集中的省份，营造学社考察了阆中涧溪口、青崖山，乐山龙泓寺等，这些石窟如今已不见踪迹。

如果说在华北考察的唐、宋、元、明古建筑帮助营造学社对唐代之后的建筑脉络逐渐梳理清晰，那么唐之前的建筑史如何书写？这个问题曾经萦绕着梁思成。

伴随着川康古建筑调查的深入，梁思成提出了“佐证法”，即从汉阙、崖墓和石窟中寻找答案。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汉代部分的素材便明显倚重四川的考察，他的另一本《佛像的历史》也对四川石窟涉猎颇多。

从沿途留影中，我们看到的梁思成灰头土脸，一脸倦容，在漫长的旅途中忍受着灰尘、阴雨、臭虫，以及日寇的空袭。

刘敦桢则有记日记的习惯，天气的冷暖，行路的忧乐，旅馆的简陋，县长的脸色，在他的日记中感受五味杂陈。学社的两个年轻人，莫宗江与陈明达，经历了华北与云南的调查，已经具备了相对完备的学术素养，在此次调查中找寻着自己的学术方向，陈明达《汉代的石阙》一文即基于此次调查完成。

这一份完整的川康古建筑调查照片，

数目超过3100张

1940年2月16日，结束了长达173天的调查，学社回到麦地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内迁四川，一向依赖史语所资料的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之迁徙，他们又一次来到四川。

这次到了南溪县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条件艰苦，可营造学社依旧利用一切条件调查古建筑——1941年春夏之交，梁思成、刘致平受广汉县邀请，参与重修《广汉县志》；同样在1941年，刘致平调查了新都寂光寺、新津观音寺等明代寺院；1941年8月，梁思成完成了重庆府文庙修葺计划；1942年成立“川康史迹调查团”，对彭山县江口崖墓进行发掘；1941年与1945年，刘致平两次到成都，调查了南府街周道台府、棉花街卓宰相府、文庙后街杨侯爷府等，首开中国民居研究……

在李庄，梁思成开始撰写构思已久的《中国建筑史》。

川康古建筑调查的雅安高颐阙、彭山崖墓、大足北山石窟、梓潼七曲山大庙、蓬溪鹫峰寺等皆收入其中。

但遗憾的是，这批资料此后一直随学社辗转流离，被静静压在箱底，未能得到系统整理，也就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漫长的调查。

时间来到2008年，央视编导胡劲草拍摄《梁思成 林徽因》纪录片，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档案馆发现一个蓝布包裹，里面有560张四川广汉的照片。

根据这批照片，我撰写了《影子之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并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馆举办了《影子之城》特展。

整理照片时，我发现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保存着一份完整的川康古建筑调查照片，数目超过3100张。

八十年后，

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

2019年春天，经由林洙授权，在四川省文物局支持下，我与各地文物局、文管所一起，开始重新调查营造学社当年考察的古建、古迹，了解它们的状态。

1940年1月，梁思成一行来到蓬溪县鹫峰寺，这座寺院天王殿、大雄殿、毗卢殿均建于明代，寺院左侧，一座挺拔的宋塔拔地而起。

文庙、武庙、广东会馆、陕西会馆、湖广会馆、城隍庙、娘娘庙、土地庙、开元寺，壮观肃穆的牌坊，样式精巧的桥梁，不同姓氏的宗祠，这些古建筑分布在广汉的大街小巷中，留下了一座县城的布局，如同古老中国的影子。两临广汉，营造学社几乎拍下了这座小城内外的所有古建筑，如今存世的已不足十处。

拿到照片时，它们仅有简单编号，比如新津观音寺，编号从1到177号，但某张是属于哪个殿堂，抑或是殿堂的哪个部分，却无从得知。更糟糕的是，许多殿堂已经从观音寺中消失，无从依据，我们只有从前人调查、村民的回忆中找寻蛛丝马迹，或者是从照片的细节中寻找关联，将不同的照片拼接成殿堂，再将殿堂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观音寺。

3100多张照片，如同一幅巨大的拼图，一处处石窟、一座座建筑、一处处遗迹，进而拼接出一个八十多年前的四川。

经过五年的调查，我基本弄清楚了照片中古建筑、古遗址的状况，主编了《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六册）》（已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几年重走的经历，写成了这本《漫长的调查》——

绵阳西山观消失的50多龛造像是什么？

营造学社为何每每与宋元建筑擦肩而过？

大足石刻为何得而复失？

新津观音寺为何从十二重变成了如今的五重？

中国抗战年间最大的考古发掘在哪里？

川康古建筑调查的730多处古建筑、古遗址，如今留存下来的已不足一半。重走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既是对它们命运的梳理与交代，也是对营造学社这次漫长调查的回顾——当年，他们用了173天穿梭在巴蜀大地上，留下时代的背影。我们也在漫长的八十多年后才找寻到这段历史，以及那些崖墓、汉阙、建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