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青青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即使人已去，事不了，雪泥鸿爪也能成章，流风余韵在杭州仍有可观——

苏轼长卷：

三“市长”了却小女子的“债”

蔡襄走了，“欠债”却留下了。欠谁的债？欠一小女子的债，而且还是关系她未来一生的“债”。

当年的蔡襄，论书天下第一，论茶也是首屈一指。可在杭州，营籍女子周韶偏偏就在斗茶上跟他较上了劲。营籍，就是编管在官府乐户里的歌舞女子，专为官宴雅集吹拉弹唱，也能作诗填词，但没有自由，除非州府最高长官特许，不得脱籍。

英宗治平三年（1066），蔡襄知杭州也有一年多了，平时常以“茗战”为乐。十月的一天，周韶再次约战蔡襄，并提出如果她胜出，蔡大人需答应她一件事。蔡襄呵呵一笑，应允了。要知道他两年前就写成《茶录》一书，当时品评斗茶胜负的标准，这书说了算。所以他对周韶的挑战根本不放眼里，还以为是女孩闹着玩呢。谁知这次他大意了，周韶有备而来，取的茶叶够新，摆的茶盏够雅，点的茶汤够白，品的茶香够真，咂的茶味够甘，题的茶诗够韵，蔡襄居然就败了。

那么，周韶想要蔡襄答应她什么呢？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事了，蔡母突然去世，蔡襄悲痛欲绝，去官离杭，扶柩南归。周韶的事就此打住，也没人知道她究竟想要蔡大人答应什么。

一晃到了神宗熙宁六年（1073）春天，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苏颂（字子容）路经杭州，同是福建人的杭州知州陈襄（字述古）在有美堂设宴款待，拖上通判苏轼作陪。因为是官宴，周韶等一班营籍歌女照例需得出班助兴。

席间，众人看到粉壁上留有蔡襄一诗：“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大家不免对诗评论一番，一旁的周韶却眼泪扑簌簌滚落下来，随即道出了当年与蔡襄斗茶的事。原来，那天周韶只想蔡襄答应销了她的营籍，还她自由身。

苏颂大为惊异，陈襄和苏轼说曾听闻此事，似非虚构。苏颂想到这陈年旧账让他俩来断，或有不便，忽见窗檐间架着一只白鹦鹉，正自梳理翎毛，便提议道：“我看周韶脱籍之事也不必纠缠于故事虚实。”随后，苏颂一指窗外说，“那有一只白鹦鹉，就让她据此现场作诗一首，大家称善，脱籍这事便许了。如何？”陈襄、苏轼二人觉得这法子不错，便问周韶是否愿意一试。

对周韶而言，这是天赐良机，也是把握命运的最后机会。她抓起一边书案上的笔纸写了起来：“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苏颂出题是鹦鹉，她却借此书写自己的身世，痛感脱籍不得，犹如笼中之鸟，虽红颜渐老，却依然孤寂；回首往事，羽落翎残，情何以堪？如得哪位善人开笼放鸟，庵堂青灯之下，便将多一位念佛之人。周韶当时正有亲属去世，所以现场唯有她一人穿戴白衣，便自称是“雪衣女”。

这诗做得如何？结果是周韶营籍真被销了，她以自己的聪慧赢得了自由！苏轼为此感慨道：“固知杭人多惠（慧）也！”

这件轶事全被苏轼写进了《天际乌云帖》。品读这幅307字的长卷，不但故事传奇，而且书法圆浑厚茂，饶有韵致。三年后，苏颂来杭做了知州。若干年后，苏轼也来做知州了。蔡襄这笔“债”算是三位“市长”替他了了。

苏颂题刻：凤凰山“自来水”工程倡导者的“世界发明”

李约瑟博士称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可见他并非以书法名世。但既然人已来杭，就不放过他了。

熙宁十年（1077）六月初九，飞来峰下，已接到朝廷召回旨令的苏颂在龙泓洞北口岩壁上留下了《龙泓洞题名》。当他最后再看一眼这山山水水，即将转身挥别杭州时，他几乎已注定将成为一位伟大的“世界级”工程的发明者。

西湖山水在苏颂眼里非同一般。那年了却蔡襄余事后，他在陈襄、苏轼等人的陪同下，饱览了南山风景，并在石屋洞留下了一处苏轼执笔的摩崖石刻，即“意造大观”展示的《石屋洞题名》。苏颂随即北上亳州（今属安徽）履新。三年后他再回杭州时，做下了一桩足以青史流芳的大事。

熙宁九年（1076），浙西地区闹饥荒，苏颂以“仁厚”被官家选任杭州知州。来杭后，他赈灾民、减课税、劝农桑，终使一城百姓度过了荒年。

可他并未就此在蔡襄的清暑堂里躺平，而是迷上了一座山。州衙所在的凤凰山，山不高，他每次登山却要上上下下好几趟。在一处泉眼四周，更是向山下频频眺望。苏颂不简单！孔子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不但一身兼而有之，还把宋人的格物精神融通其中，慧眼之下，这股山泉别出境界。

那时的凤凰山泉水量不小，苏颂的多位前任曾尝试把这山泉引入缺水的城区，却因为这里山头连绵，沟壑交织，不了了之。通判苏轼算是厉害了，为他凤凰山脚的官舍引来一股山泉，在假山水池之间营造出激水飞溅的景致，改善了小环境，他的书斋也因此题作“溅玉斋”。但也仅此而已。

苏颂则相度地势，规划水道，又裁竹千竿，联笕万尺，因势利导敷设了一条翻山越岭的引水竹管。不出一月，州衙官署率先用上了史上首创的“自来水”。然后又分出一条竹管通向市区大路，“万口得盥涤”，普通市民也用上了这飞来之泉，而且除了日用，还有富余酿酒。

凤凰山南宋皇城曾藏有一幅《浣月图》，描绘庭院中一个传统拜月场景，假山石上蟠螭低伏，股股清流倾泻一池，月光中水波荡漾。池边一贵妇掬水祈福，极有“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的诗意。后人有称此画绘于五代，但人物服饰、树石花草的画法，已是宋画特点。而蟠螭泻水，不正是“自来水”的艺术写照吗？

苏颂长诗《石缝泉》说：“得自飞泉来，顿觉烦襟释。”能做成泽被万家的事，真是快意至极。但凤凰山“自来水”工程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此。他还说：“兹泉虽未大，其用已为益。犹有膏润资，更期酾导力。”莫要小看这股涓涓细流，它还有更大的作用值得期待。山势和水性的巧妙结合，孕育着新天地。果然，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他在京城开封采用恒定水力驱动，发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集纳观象和报时系统于一体的机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

“峨峨凤凰山，有泉出其腋。初微才滥觞，渐大乃穿石。” 也可以把开封这座大型自动化天文仪器想象成一个山水实景，或者，在苏颂的科学思维里，它就滥觞于西湖山水。开封地处大平原，没有山岭，苏颂搬来一座“山”，一座高约12米、宽约7米的木结构高台，引水导力，运转机巧，由此洞穿混沌，打开世界。

回到飞来峰下端详这处《龙泓洞题名》，虽然石花遍布，有些漫漶，但不妨碍辨迹识字：在纵横46×40厘米的空间里楷体入石，用笔和缓，勾画从容，线条饱满，结构稳实，每一字都能体会到书写者的专注。苏颂传世墨迹极少，对照南宋《凤墅帖》摹刻的苏颂《不意凶变帖》，龙泓洞题刻殆为苏颂手书勒石。

“谁知簿领中，有此山林适。若非仕江乡，何由见奇迹？”当年苏颂对杭州山水留下最后一瞥时，充满了惜别之情。饮水思源，杭州又怎能忘却苏颂？

武将“追星”：岳飞、韩世忠的“笔杆子”

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岳飞冤狱定谳，韩世忠愤而退隐，史称“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书僮），纵游西湖以自乐。”

中兴名将跨驴游湖，这画风太有违和感了！也让人想起苏轼写给他弟弟苏辙诗中的一个画面：“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骑驴走江湖就挺搭的。不是文人不能骑马，但为了写诗一定要牵瘦马，最好则是与跛脚笨驴搭配，这才有意境。

老韩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绥德大汉骑驴游走，实在滑稽，却是宋代“崇文”世风下的习见场景。而武将“崇文”，跨驴只是表象，写字才是基本功。那时，“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南宋书法四家之一的范成大，其母亲乃是蔡襄孙女，他书法的根基自然源于蔡字。但“宋四家”中还是苏字更为走红，士大夫竞相临习，譬如名臣李纲，字学苏体，也夹杂些黄字的特点。文臣“追星”，武将亦然，韩世忠就能写出一手苏字来。

有一回韩家军钱粮没了着落，老韩急吼吼写了封《致运使直阁侍史尺牍》，向转运司长官借钱30万贯应急。这字写得扁扁壮壮、横逸丰润，一望而知从苏体而来。后人多有怀疑这信是他军中幕僚的代笔，却又拿不出证据来。他还有一封向人问候请安的信札《致总领少卿尺牍》，情意真挚，恭敬有加，看那书风和前信基本一致。这就让人不好意思再生疑心了，否则，老韩的人格人品都得置疑了。

武将由僚佐代写书信其实很正常，就说岳飞，杭州岳庙碑廊有一方他的《奉使郎中札》碑刻，也是一封讨要钱粮的信札，书风也有苏轼笔法。但明人不做暗事，信中直言这就是代笔：“归司衮衮多事，未果上状，以浼记室，良负愧怍。”我回军营后，诸事繁杂，不及向您报告，现在托我秘书代写这封信，抱歉啊。这就是岳飞，实实在在不玩一点虚的。

岳飞真迹又是什么样的？岳庙正殿岳飞塑像上方的题匾“还我河山”并非他的笔迹。经文物专家鉴定为真迹的，只有南宋曾宏父《凤墅帖》摹刻的三通岳飞书简：《与通判学士书》《已至洪井帖》《平虏亭记帖》。曾跋说，第一通信“勉力王事，劝僚佐以忠也”，第二通信“俟营寨了，便如长沙，勤劳邦家也”，第三通信“答平虏亭记，处己以谦也”，对岳飞的品格倍加称赞。而观其书迹，那是地道的苏东坡体。

以前上海博物馆馆长、鉴定家徐森玉第一次看见这三通苏体流风的墨迹后，心里那叫一个踏实，终于有了可靠的岳飞书法艺术资料。这是因为岳飞字习苏体有根据，他的孙子岳珂屡屡说道：“先王（指岳飞）笔法源于苏。”

这种“崇文”之风也熏陶了武将们的后代，使其弃武从文。譬如岳珂，科举入仕，能诗善文，富藏书帖，一生著述颇丰。韩世忠儿子韩彦直，6岁时老韩带他上朝，高宗问他会写字吗，他当场大书“皇帝万岁”四字，逗得高宗心花怒放，赏赐无数。

“意造大观”展出了两件相关韩彦直的碑拓，一件是他12岁时，老韩在飞来峰新建“翠微亭”时让他露的一手：妥妥的颜体根底，端庄饱满，遒劲扎实。这等作业肯定要打高分了。另一件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题名碑》，18岁的小韩金榜题名了：这榜录取进士共330名，韩彦直名列第四甲第174位，比第五甲第278位的19岁朱熹高出了一百多名。叫人不服不行啊。

《群玉堂帖》：穿过八百年之后的再相逢

穿过八百年之后，它重回杭州，呈一字长卷，静静地躺在“意造大观”的展柜里，一边是宋拓第六卷苏帖，另一边是宋拓第四卷怀素草书《千字文》，浓墨精拓，古色古香。《千字文》尤为惊艳：首页两面钤印70多枚，全卷竟有160枚之多，累累藏印仿佛红袖添香，也似三千宠爱在一身，尽显它的珍稀和名贵。

闪回八百年前，那一天着实不平静——一阵暴风骤雨般的马蹄声撕破了京城御街黎明的宁静，一辆刚从太庙南侧寿域坊（今白马庙巷）出来的马车，被一群全副武装的骑兵裹挟着拐上六部桥，冲出候潮门，又南奔江边御园玉津园。在那里，车上一名大臣被粗暴拖进园内，刀锏乱下，杀倒在地。

宁宗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初三，擅权专制14年的太师韩侂胄被一场谋杀案终结了。憋屈多年的对手一朝掌权，岂能善罢甘休？韩家当年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悲催，财产尽数籍没，党羽尽数窜黜，罪责尽数清算，流毒尽数肃清。当权者甚至还草创了一个新机构“安边所”，用以打理被没收的韩氏及其同党庞大的田产家财。

可在具体经手韩家财物时，安边所主管赵彦橚却对着一大堆石头犯难了。

这是141块碑石组成的十卷刻帖。韩侂胄本是北宋名相韩琦曾孙，累世积攒的古字名帖极富。在那个刻帖蔚然成风的年代，他也尽出珍藏，让精于鉴赏的门客向若水编次整理，摹勒上石，并以韩家书斋堂号题作《阅古堂帖》。

还愣着干吗？砸就是了。况且对安边所来说，韩家田产还能放租变现，这石头块租给谁去？

但是，你只要向碑石瞄上一眼，那绝对是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的生动和精彩！凑近了看，这刻工手艺极为高超，原迹笔致摹刻得惟妙惟肖，就连字画牵丝、枯笔游丝等细节也精妙至极，令人叹服不已。再看开篇首卷，竟是高宗、孝宗、光宗以及吴皇后的御书。后面几卷是晋唐时期各大宗师以及本朝名家的法书，浑厚丰腴，轻逸灵动，各种风格应有尽有，怎一个“韵”字了得？尤其第六卷专刻苏东坡书，第七卷黄庭坚书，第八卷米芾书，第十卷以蔡襄等名家书帖作为压轴，这阵容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

老赵也是文化人，没有蛮干，而是将这些石碑处置权上交尚书省。尚书省又将“皮球”踢给掌管图书档案的秘书省。石碑运到清河坊秘书省大院，那边一见“阅古堂”三字，头也大了，扔角落就不管了。

这么一扔三年，“风头”过后，有人出来收拾这事，在后花园“群玉堂”东廊腾出三间屋子，添造一批木架子，作为储存这批碑石的库房。但“阅古堂”三字总归碍眼，于是又小心磨去这堂号，改作《群玉堂帖》。名改了，每卷卷尾还有“阅古审定法书之印”“永兴军节度使印”等韩氏三方印章（另一印文不明），还得一一铲去。这么折腾下来，总算将那些“余毒”肃清了。这等偷梁换柱的事也是细功夫，稍有疏忽就会露马脚。这不，其中一卷韩氏“版权”印记上不慎留下铲刮痕迹，一看就是做过手脚的。

《群玉堂帖》从此深藏不露，罕有外传。宋亡时，原碑也随之亡佚，渣都不剩。仅有的拓本残卷也零落四方，偶尔惊鸿一瞥于藏家之间。即便如此，后人称“碑版无如群玉工”，它仍以品位“精善”获评极高。以南宋刻帖中的米芾书法而论，《群玉堂帖》所刻之精，堪与顶级的内府《绍兴米帖》比肩。

由此，当杭州重见劫后余生的《群玉堂帖》，幸遇这些风云激荡后依然不消不磨的精湛和雅韵时，不也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