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抗战时期，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老师李朴园先生在流亡中写就《杭州百忆》系列文章，发表在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月刊上。

明末清初，张岱在国破家亡之时，写下了《西湖梦寻》，其自序中写道：“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正如李朴园这位情感细腻而又真诚的北方汉子，来杭不过十载，国难当头，被迫离别后，同样对杭州怀有如此深情，将漂泊中的思念化作“杭州百忆”，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永恒魅力。

静静的红泥路

《静静的红泥路》描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杭州城的主干道，居然是一条条桔红色的马路，这虽是杭城完成现代化路政建设前的一种替代品，但在作者笔下却也别有一番风情。

“杭州市政的进步是很快的。1937年冬天，我同宣传车（估计是当时杭州国立艺专开始流亡时的一个机构）的同志们离开杭州的时候，不单从城站一直到灵隐寺的那条干路，已经全部是很亮的柏油马路，就是从旗下到拱宸桥、到六和塔的马路，也都用柏油浇过了。”

“可是在十年前，我从大学院筹备西湖艺术院的时候，有许多后来的大马路还是很狭的小巷子。环湖马路还没有修，全市的主要干路，只在铺了假冒的三合土以后，涂上一层较桔皮重一点的桔红的泥浆。”

“这种泥浆，在天晴路干的时候，是一种新造洋房屋顶上红瓦一样的颜色，看上去非常干净，非常温和，非常恬静，非常热情，尤其从近处望向远处，你觉得碰到了一个天真爽快的朋友，他在伸着（原文如此，应为敞开）坦白的怀抱等着你！”

“天阴下雨的时候，红泥的色彩加重了，那天真爽快的朋友，在颜面上加了一层忧郁。但是，这不会使你失望，他的坦白变成了同情，你觉得他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你愿意把你的心事同他详谈，而他呢?永远在同情地听着你！”

“不论天气怎样变化，这红泥马路的色彩，总是同他两旁的建筑调和的：一律是粉白的墙；一律是近黑的瓦；一律是浓绿的树，加上这一律是桔红色的马路，你觉得任何一段，任何一处，都是一张美丽的画！”

“我说她是一张画，不是一曲音乐，不是一出戏剧，就意味着一个静字！”

“杭州的建筑是安定的，不但沿路所见的全是高高的墙，高墙中间每家有一个结结实实的门。而且，墙的颜色是白的，瓦的颜色是近黑的，门的颜色是黑漆的，无论从形从色都给你一种安定感。”

“杭州的人是安定的，他们没有疾言厉色，他们斯斯文文，他们不慌不忙。而且，如果不是春泛同秋泛的季节，他们的生活都很优裕，他们的家庭都安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必要，他们不大出门，出门，也不噪杂。”

“于是，这红泥路总是静静的。”

“在杭州住，你走在这红泥马路上是静的。从别处新到，尤其是从上海新到杭州，当你出了城站，坐上价钱很便宜的黄包车，轻轻地、安逸地走在这杭州特有的红泥马路上，你会觉得到了你安静的家，你很安心，你很适意，你不记得世间还有什么烦恼，甚至你会不相信世间会有烦恼。”

“杭州是天堂，的确是天堂。这天堂是我们的！”

抱朴庐

《抱朴庐》中有两个“抱朴庐”，一个在葛岭，一个就是李朴园的家，但此文主要还是写当时杭城文艺界的一些人物趣闻与友情。

“《东南日报》原来叫《杭州民国日报》，社址在旗下开元路的转弯，房子相当的破，夜里有电灯照着，勉强还可以看看。白天看，黑漆漆，破烂烂，多少有些像到了破庙里似的。那里的职员，连地位最高的总编辑，薪水也不过九十大圆。”

“到了1930年，社址迁到相当热闹的众安桥口，改成了三层楼的水泥钢骨的房子，把杭州作者协会也附设了进去。三层楼上有一个足容六百座位的现代式小剧场。印刷改成了卷筒机，销量仅次于《大公报》、《申报》和《时事新报》。”

“在这个时代，工作人员的待遇还是很低，但情绪却很高。社长胡健中，很有把他的报纸办成国有的新闻事业，同当时政治立场不甚相同的《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竞争一下，这个志愿立刻就要实现了。”

“当然，造成《东南日报》这个地位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是不可泯灭的。其中，从《良辰》编刊《沙发》的陈大慈，也是值得尊敬的一个。《沙发》是《东南日报》一个纯文艺性质，或是纯小品性质的副刊，加上她的前身《良辰》，与《东南日报》有同样的历史。”

“陈大慈，短短的个子，全身的肌肉甚为发达，圆圆大大的脸，不大有疾言厉色，看见人不说话也微笑，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广东人。平生有一件不愿听的事，便是人家把他同弄文明戏的陈大悲放在一起。因为他非常瞧不起那个人物（陈大悲是杭州人，中国话剧先驱，后加入汪伪政府）。”

“陈大慈的太太叫方慧珍，是一个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她上宽下狭的脸，说话的时候口腔很小，有燕大一贯的、善于顾影自怜的作风——在杭州，有两个太太是最会这一套的，一个是蔡元培先生的小姐蔡威廉，林文铮夫人，一个便是方小姐。”

“陈大慈是编副刊的，我是喜欢写写小品耍子的，所以，我们两家来往得很多。现在，我身上经常带着一副扑克牌，空下来常玩玩扑克牌的把戏，例如‘五百分’这一类不赌钱的玩意儿，一共有十多种，大半都是从大慈夫妇那里学的。”

“杭州沦陷后，《东南日报》搬到金华，浙江大学搬到吉安。大慈因为在浙大当讲师，后来就脱离了《东南日报》，专在浙大教书。1939年我从国立艺专离开，由昆明到重庆，到成都，听人说陈大慈死了！这出人意料之外！”

“记得王冠青同他太太结婚的时候，大慈和他的夫人方小姐，我同我的太太车小姐都在座，那时是浙江教育厅长的叶溯中，曾经给大慈一个别号叫‘方丈’，给我的是‘车夫’。”

“方丈者，方慧珍小姐之丈夫也；车夫者，车菲露小姐之丈夫也。小姐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不特中国有轻女重男的习气，陈太太方慧珍要称陈门方氏，就是重女轻男的外国习惯，也称陈太太方慧珍为陈方慧珍，这‘方丈’、‘车夫’，都是先女后男的！”

“那时候，我正在岳坟街建造我那‘穷不通窝’，写过一篇这样的小品，说明人家是诗穷而后工，我，文穷不但不工，甚至不通，朋友们常常引为笑谈。喜酒吃得相当醉了的叶厅长，同我的太太说：‘李太太，你告诉朴园，你的房子应该改名抱朴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杭州国立艺专的教师，在岳坟附近买地建房，如林风眠、吴大羽、黄宾虹、雷圭元以及蔡威廉、林文铮夫妇等。1936年，李朴园在现曙光路74号的山坡上，亲自设计并请人建造了一座占地1.2亩，建筑面积231平方米的中西合璧式别墅，当时丰子恺、徐悲鸿、潘天寿、刘开渠等艺术家经常来此雅聚。至今，李朴园先生的后人还住在这个小院子里，这恐怕是唯一一座还住着国立艺专前辈直系后人的老房子了。

“我，本来是个不拘形迹的人。平常，不管你厅长也好，处长也好，校长也好，既然大家的私生活常在一块儿，我就照样开我的玩笑。自然，开玩笑是互惠的，我开人家的玩笑，挡不住人家不开我的玩笑。而且，这本来是无关轻重的。‘抱朴庐’，引得哄堂大笑！”

“我们知道，朋友间高贵的情感，由于其他重大事件而得的固多，由于不拘形迹而得的也不少。只要玩笑不涉淫邪，不落俗套，我不能说我与大慈的感情完全是由诸如此类的玩笑构成的，但这种谑而不虐的笑话，的确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不少。然而，陈大慈是死了！”

“我常常想到杭州的空气，自然现象的空气，同人间现象的空气。想到这种空气，时常有一个陈大慈的面孔在。看到了陈大慈的面孔，就想到王冠青喜宴上的笑容，由这空气、这笑容联想到我的‘抱朴庐’同葛岭上的抱朴庐。”

“从大佛寺进去，靠着葛岭山脚走，不远的右首，有一个红砖做的高大牌楼，椽额上写着‘葛岭进路’，右一联是‘抱朴庐从此进路’，左一联是‘初阳台由此入口’。走进那座牌楼，是一条并排松柏的狭小弄堂，引着你曲曲折折向上走。”

“走到一个亭子的地方，你可以坐一坐，此地已经是西湖在望了。再往上走，不远，有一个有名的喜雨亭，有一块东坡《喜雨亭记》的刻石。再便是抱朴庐的大门，前进，仿佛是到了一个大院落似的，有一块松柏蔽天的平地，那右上首的房子就是抱朴庐了。”

“许多人看过子书中的《抱朴子》，那是晋朝的道人葛洪著的，是一本对于中国的道家很有功劳的书。相传，葛仙翁当初在这个山上修道，所以这个山叫葛岭。山上主要的房子是抱朴庐，抱朴庐旁还有一口炼丹井。”

“有一年，写了《荔枝小品》的钟敬文，同杭州戏剧家徐宝山，住在抱朴庐歇暑，我常到他们那里去玩。这是一个好地方，炼丹井的水，是龙井虎跑以外杭州最好的水。从抱朴庐前的平台上看杭州，黑瓦、白墙、绿树，真是杭州人所说的‘菠菜木耳炒豆腐’！”

“抱朴庐房子没什么好，故事是有趣的，尤其对于我。可惜，陈大慈死了！”

保俶塔

《保俶塔》写了当时湖上双塔——雷峰塔与保俶塔一倒一危，仿佛乱世中的一种隐喻，杭人对此尤为关切。

“杭州西湖上的两个塔，现在只有一个了。”

“南屏山下的雷峰塔，在我1927年到杭州的时候已经倒了。我只在照片上看到雷峰塔的形状，据说是宋初的建筑，一两千年下来，自然相当地凋敝。而凋敝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因为火，所以塔的周身有些发红，加上寄生植物的斑斑驳驳，又是短而粗的，说它是西湖一老衲，的确有些相像。”

“塔的崩溃，据有些杭州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两江光复之前（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前），孙传芳总揽江浙的军民两政，他的部队都是直鲁豫一带的，杭州人所谓‘北佬儿’，这些‘北佬儿’因为风习不同，教育有限，不免大为江南人士所不喜，再加革命军革命党的一宣传组织，浙江人早已欲得之而甘心。而孙传芳脱不了封建军阀的笨脑袋，很是迷信。”

“聪明的浙江人，抓住了这一点，就在同革命军联络好以后，秘密在雷峰塔里藏了许多火药，通好了引线。一面放出谣言，说雷峰塔是西湖的风水所在，当年的白娘子就是给法海禅师用这塔给镇住的，几时这塔一倒，就像《水浒》上洪太师放走地煞天罡一样，一定会出大乱子。”

“这话，给现代的军人听到，除付之一笑以外，一定没什么反应。当时给孙传芳这老粗儿听到，少不了要大起恐慌。等现在的何部长（何应钦）到了杭州附近，杭州人就如法炮制，塔外的引线一燃，只听得轰隆一声，雷峰塔倒了！孙传芳听到这个消息，加上革命军已到了城外，少不得魂飞天外，溜之大吉，于是杭州光复了。”

“我听到过这个传说，姑妄言之。”

其实雷峰塔是1924年孙传芳进杭州时倒的，而非1927年北伐军攻克杭州之时。

“保俶塔，在葛岭同石塔儿头之间的宝石山上，同雷峰塔相反，是一个细长的塔身，身外也有一层淡红的颜色。顶上的法轮还在，却在法轮旁边生者一株小树。就身材说，同雷峰塔对照，真像一个美人，一个很像杭州女子的美女，而那顶上的法轮和小树，又很像是一个爱俏的旧时闺秀，在发际所插的发饰。”

“保俶塔因为山势的关系，看起来有点向东倒的样子，再加西湖上原来需要直立的线，雷峰塔倒后，有心人都很担心这位亭亭玉立的美人，希望她千秋万世，不要步老衲的后尘——尤其是艺专教务长林文铮，神经过敏，以为保俶塔真有倾倒之势，所以在艺专的校歌里，有‘雷峰既倒，保俶倾凋’的句子。”

杭州国立艺专1930年第一首校歌，由林文铮作词，李树化作曲：“莫道西湖好，雷峰既倒；莫道国粹高，保俶倾凋！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靠？艺院健儿，齐挥毫横扫！艺院健儿，齐抡锤痛敲！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

“恰巧，那时主杭州市政的是法国留学的赵志游，主杭州市政府工程的是法国留学的杨健，听了艺专的校歌，看了保俶塔的形势，觉得有赶快修理的必要。于是，动工半年之久，先把塔身外层的破砖一块一块拆掉，再在塔芯外加上一层水泥，照着原有的样子修起来。初时，新装的美人颇不顺眼，如今时间一久，居然也很好看了。”

“不料，西湖唯一美人的她，刚顺眼，却给丑奴去欣赏了！”

“1930年我曾在保俶塔下住过一年以上，从我的住处，经过里西湖马路边的孙传芳牌楼——宝石山上，保俶塔下有一个关岳庙，孙馨帅为这个庙，建了那个青红两色水泥的牌楼，杭州人便用孙的名字叫了它。踏上三百多级的石阶，到美人身边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对她真是太熟悉了。”

“在她身边的，就是宝石山的山顶。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平放着，支点不过二三寸大，却从来没有移动过。因此，爱掌故、爱神话传说的杭州人，又给这石头制造出许多天外飞来的故事。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个画家居然想在这大石头上画一张很大的油画，没成功，现在还有许多油画颜料涂在上面。”

“还有一次，陈大悲领着上海剧院的学生到杭州来演戏，因为手续同态度的关系，惹恼了杭州的戏剧界。由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发起，召集了全市的剧人，陈大悲、徐宝山都在内，在保俶塔下开了一个会。我以‘廖花一名’的文字开始，在《东南日报》的《沙发》上，连批评了六天，把陈大悲骂得偃旗息鼓而去。”

“现在想起来，保俶塔的影子，还绰约地在我眼里。我愿她保佑杭州的人民，不受丑奴的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