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杭州和泉州在时间线上并置的时候,这一路向着出海口而去的瓯江之旅还在持续,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凝视海上丝绸之路,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根系深入在山水之间。 仙人东方生,浩荡弄云海。 沛然乘天游,独往失所在。 ——唐·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1. 站在金村梅溪的古码头遗址,细雨淅沥,而溪水潺潺,恍然如镜。我们是沿溪,从山水之间的游步道一路逶迤走来。在一侧的山上,古窑址依稀可辨,那些碎瓷穿透了岁月的迷雾,在泥土中半掩半露,它由泥烧制而来,但有着化蝶后的斑斓和通透。 位于丽水龙泉市南部,琉华山西麓的金村,与龙泉窑核心产区大窑一山相隔,南北对峙。在历史上,金村窑是龙泉窑最早烧制青瓷的地区之一,是龙泉青瓷在五代和宋代迅速崛起的第一个瓷业中心。 而它的兴起,得益于瓯江,龙泉是瓯江的源头:由于“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陶瓷外销贸易激发了龙泉瓷在产量、质量上的蜕变,因为有外力的作用,这些变化会变得更加的迫切,这就像瓷器在烈火中的烧制,如果没有高温的加持,它无法完成从尘土到艺术品的转变:“胎白釉淡,胎骨坚薄匀称,釉色以淡青釉为主,釉面大多呈玻璃玉质感。” 这种描述是一种赞美,也是一种得以确认的形象。早在1988年,大窑龙泉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我所见过的如慈溪上林湖等窑址一样,金村的龙窑也大多顺着山坡搭建,状似长龙,一般有50多米长,最长的据说有135米。龙窑以柴火为燃料,一次耗费2万多斤。事先在窑内堆好柴火和瓷坯,然后封闭窑门,通过窑两侧的燃烧孔,由低到高逐节投柴点火,温度可达到1300多摄氏度。 青瓷在当代的烧制大多使用电窑炉,产量和质量都趋于稳定,但和龙窑相比,总觉得失去了一些什么,这大概是无法两全之事,像张枣在诗中所写: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但不如看他骑马归来。 从这个码头出发,梅溪将汇入小溪,小溪将融入瓯江的主干道,然后一路向海,辗转过青田等地,金村瓷器开始宛如蝴蝶展翅,翩跹着,让世人瞩目。这个长约150米、宽约4米的码头,是古时候瓯江上游的第一个码头,被誉为古代青瓷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群山环抱、溪流蜿蜒,瓷土丰富,这大概是古时窑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杭州皇城根下的老虎洞窑址,或许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2. 数月之前去泉州时,对开元寺南侧的古榕巷内南外宗正司遗址颇为诧异,也许在这里可以读懂南宋的很多隐秘往事,就像在水流之下,有我们所看不见的时间的脉络。 南外宗正司是赵氏皇族的聚居之地,按照《八闽通志》等史料记载,建炎三年(1129)腊月,为了逃避战火,在镇江的南外宗正司机构和皇族宗室成员,从海上迁到了港口城市泉州;绍兴三年(1133),南外宗正司司署正式移置泉州。赵宋皇族之所以相中泉州,泉州的经济实力以及海外贸易应该是他们主要的行动指标:当时,泉州有“富郡”“乐郡”之称,“田赋足登,舶货充足”。 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时,为免受战火荼毒,又有大批皇族和士大夫、僧侣、商人、地主、农户、工匠、手工艺者一起迁入泉州,到绍定年间(1228-1233),赵宋皇族在泉人数已增至3000多人。 3000多人多吗?我们可以对比靖康之变后的一个数据:金兵从开封掳走赵宋宗室大批成员,史载“前后凡得三千余人”。 当时泉州港被誉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的“东方第一大港”,见证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的海上经济贸易。 而宁波和温州,和泉州一样,在当年成为开放和出口的符号,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即使是在明代,实施屡屡被后人所诟病的海禁政策(洪武年间,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但是海外贸易却屡禁不止,而到了正德年间,抽分制始行,政府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 “暮尘微雨收,蝉急楚乡秋。一片月出海,几家人上楼。砌香残果落,汀草宿烟浮。唯有知音者,相思歌白头。” 唐代诗僧贯休的这首怀人之诗,无意间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隐秘的人心之门: 远方,都是从近处开始的。 当我把杭州和泉州在时间线上并置的时候,我们这一路向着出海口而去的瓯江之旅还在持续,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凝视海上丝绸之路,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根系深入在山水之间。 3. 在五月,一条消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发布我国深海考古工作最近取得的重大进展。2022年10月,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2023年5月20日,沉船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已布放,并进行初步搜索调查和影像记录。 其中一号沉船中的文物以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二号沉船上发现大量原木,初步研判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沉船,时间大概为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 对考古而言,这当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它同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贸易的往来,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通有无,比如那些原木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 但对于当时远航的船员来说,这就是一场悲剧。从出土的瓷器看,有产自景德镇的,也有部分龙泉窑,瓷器是沉默的见证者,它们不会说话,它们经历了时间的锻压。 更早一点,“南海一号”,南宋初期一艘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从泉州港驶出,沉没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市海域),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 这种悖论让我在沿瓯江而下时,时时有着困顿之感,江是宁静的,风吹起的涟漪也并不扩大,甚至很快就消弭,但奥顿的《美术馆》中的几行诗来拜访我了:“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查良铮 译) 事实上,出发意味着对未来和时间的拥抱,而拥抱并不代表幸福。 4. 在我的行囊里,因为瓯江之行,增加了两本诗集:一本是诗人孙昌建新出的诗集《江河万古流》,是他对浙江四条诗路的抒写;另外一本是诗人瞿炜的诗集《瓯江传》。 两本诗集都聚焦了这次旅行的本体瓯江,那么,经济之江和文化之江是否是重叠的?或许,是经济的扬帆,才能有文化的兴盛? “云卷天地开,波连浙西大。乱流新安口,北指严光濑。钓台碧云中,邈与苍岭对……至今天坛人,当笑尔归迟。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 李白游历浙江大地后,在他的诗中,浙江的山山水水成为一个节点:文字是风景的中转站,由实入虚,又由虚返实,但山水静默,只是看着我们的忙碌。 瓯江入海口处,时起时落的鸥鸟把我的视线抬向高处和远方。再远一点的地方,便是苍茫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