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杭州和泉州在时间线上并置的时候，这一路向着出海口而去的瓯江之旅还在持续，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凝视海上丝绸之路，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根系深入在山水之间。

仙人东方生，浩荡弄云海。

沛然乘天游，独往失所在。

——唐·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1.

站在金村梅溪的古码头遗址，细雨淅沥，而溪水潺潺，恍然如镜。我们是沿溪，从山水之间的游步道一路逶迤走来。在一侧的山上，古窑址依稀可辨，那些碎瓷穿透了岁月的迷雾，在泥土中半掩半露，它由泥烧制而来，但有着化蝶后的斑斓和通透。

位于丽水龙泉市南部，琉华山西麓的金村，与龙泉窑核心产区大窑一山相隔，南北对峙。在历史上，金村窑是龙泉窑最早烧制青瓷的地区之一，是龙泉青瓷在五代和宋代迅速崛起的第一个瓷业中心。

而它的兴起，得益于瓯江，龙泉是瓯江的源头：由于“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陶瓷外销贸易激发了龙泉瓷在产量、质量上的蜕变，因为有外力的作用，这些变化会变得更加的迫切，这就像瓷器在烈火中的烧制，如果没有高温的加持，它无法完成从尘土到艺术品的转变：“胎白釉淡，胎骨坚薄匀称，釉色以淡青釉为主，釉面大多呈玻璃玉质感。”

这种描述是一种赞美，也是一种得以确认的形象。早在1988年，大窑龙泉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我所见过的如慈溪上林湖等窑址一样，金村的龙窑也大多顺着山坡搭建，状似长龙，一般有50多米长，最长的据说有135米。龙窑以柴火为燃料，一次耗费2万多斤。事先在窑内堆好柴火和瓷坯，然后封闭窑门，通过窑两侧的燃烧孔，由低到高逐节投柴点火，温度可达到1300多摄氏度。

青瓷在当代的烧制大多使用电窑炉，产量和质量都趋于稳定，但和龙窑相比，总觉得失去了一些什么，这大概是无法两全之事，像张枣在诗中所写：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但不如看他骑马归来。

从这个码头出发，梅溪将汇入小溪，小溪将融入瓯江的主干道，然后一路向海，辗转过青田等地，金村瓷器开始宛如蝴蝶展翅，翩跹着，让世人瞩目。这个长约150米、宽约4米的码头，是古时候瓯江上游的第一个码头，被誉为古代青瓷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群山环抱、溪流蜿蜒，瓷土丰富，这大概是古时窑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杭州皇城根下的老虎洞窑址，或许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2.

数月之前去泉州时，对开元寺南侧的古榕巷内南外宗正司遗址颇为诧异，也许在这里可以读懂南宋的很多隐秘往事，就像在水流之下，有我们所看不见的时间的脉络。

南外宗正司是赵氏皇族的聚居之地，按照《八闽通志》等史料记载，建炎三年（1129）腊月，为了逃避战火，在镇江的南外宗正司机构和皇族宗室成员，从海上迁到了港口城市泉州；绍兴三年（1133），南外宗正司司署正式移置泉州。赵宋皇族之所以相中泉州，泉州的经济实力以及海外贸易应该是他们主要的行动指标：当时，泉州有“富郡”“乐郡”之称，“田赋足登，舶货充足”。

绍兴四年（1134）九月，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时，为免受战火荼毒，又有大批皇族和士大夫、僧侣、商人、地主、农户、工匠、手工艺者一起迁入泉州，到绍定年间（1228-1233），赵宋皇族在泉人数已增至3000多人。

3000多人多吗？我们可以对比靖康之变后的一个数据：金兵从开封掳走赵宋宗室大批成员，史载“前后凡得三千余人”。

当时泉州港被誉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的“东方第一大港”，见证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的海上经济贸易。

而宁波和温州，和泉州一样，在当年成为开放和出口的符号，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即使是在明代，实施屡屡被后人所诟病的海禁政策（洪武年间，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朱元璋下令实施海禁政策），但是海外贸易却屡禁不止，而到了正德年间，抽分制始行，政府在海外贸易中有了真正的税收。

“暮尘微雨收，蝉急楚乡秋。一片月出海，几家人上楼。砌香残果落，汀草宿烟浮。唯有知音者，相思歌白头。” 唐代诗僧贯休的这首怀人之诗，无意间为我们打开了一道隐秘的人心之门：

远方，都是从近处开始的。

当我把杭州和泉州在时间线上并置的时候，我们这一路向着出海口而去的瓯江之旅还在持续，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凝视海上丝绸之路，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根系深入在山水之间。

3.

在五月，一条消息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发布我国深海考古工作最近取得的重大进展。2022年10月，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2023年5月20日，沉船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已布放，并进行初步搜索调查和影像记录。

其中一号沉船中的文物以瓷器为主，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数量超过十万件，根据出水文物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二号沉船上发现大量原木，初步研判是从海外装载货物驶往中国的古代沉船，时间大概为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

对考古而言，这当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它同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贸易的往来，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通有无，比如那些原木可能来自东南亚地区。

但对于当时远航的船员来说，这就是一场悲剧。从出土的瓷器看，有产自景德镇的，也有部分龙泉窑，瓷器是沉默的见证者，它们不会说话，它们经历了时间的锻压。

更早一点，“南海一号”，南宋初期一艘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从泉州港驶出，沉没地点位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市海域），1987年在阳江海域发现，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

这种悖论让我在沿瓯江而下时，时时有着困顿之感，江是宁静的，风吹起的涟漪也并不扩大，甚至很快就消弭，但奥顿的《美术馆》中的几行诗来拜访我了：“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孩，/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查良铮 译）

事实上，出发意味着对未来和时间的拥抱，而拥抱并不代表幸福。

4.

在我的行囊里，因为瓯江之行，增加了两本诗集：一本是诗人孙昌建新出的诗集《江河万古流》，是他对浙江四条诗路的抒写；另外一本是诗人瞿炜的诗集《瓯江传》。

两本诗集都聚焦了这次旅行的本体瓯江，那么，经济之江和文化之江是否是重叠的？或许，是经济的扬帆，才能有文化的兴盛？

“云卷天地开，波连浙西大。乱流新安口，北指严光濑。钓台碧云中，邈与苍岭对……至今天坛人，当笑尔归迟。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

李白游历浙江大地后，在他的诗中，浙江的山山水水成为一个节点：文字是风景的中转站，由实入虚，又由虚返实，但山水静默，只是看着我们的忙碌。

瓯江入海口处，时起时落的鸥鸟把我的视线抬向高处和远方。再远一点的地方，便是苍茫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