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路60号，白墙黑瓦，招贤寺。进入古朴而精致的院内，一座汉白玉石拱桥，一泓微波涟漪映入眼帘，大殿内正在举办一场拍卖会。庭院西侧围墙上有四幅名人浮雕，依次为白居易、苏轼、弘一法师、丰子恺。前二幅各配有两行诗句；第三幅是弘一的自问自答：“请告诉我什么是爱？爱，就是慈悲”；末幅为丰子恺那“湖畔小屋”门上的对联：“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

从唐宋一路走来，招贤寺展示了一条清晰的文化脉络。一段段渐被遗忘的西湖佳话，也从历史深处浮现在我们眼前。

湖畔小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948年10月10日，杭州《东南日报》刊载一则关于静江路八十五号房屋租赁权、添置的建筑物所有权归属丰子恺的声明。从声明中可以看出，由于租客丰子恺在租赁期间对租房进行 “现代化”改造，搭建厢房及披屋等“违章建筑”，双方发生了纠纷。丰子恺聘请了著名律师叶纶机处理此事，最终以登报启事的方式得以妥善解决。

丰子恺是桐乡石门镇人，早年师从李叔同，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漫画鼻祖。抗战胜利后，身在外地的他已无家可归（“缘缘堂”在战时被日军烧毁），遂于1946年11月11日来到西湖，暂住招贤寺。

隔年1月15日，丰子恺致信好友夏宗禹，称“已在杭州西湖边找到住屋，开门见放鹤亭，地点很好，正在修理，大约一月后可进屋”。3月11日，丰家迁入静江路（今北山街）85号小平屋。丰子恺给住所取了个雅号——湖畔小屋，门贴“门对孤山放鹤亭，居临葛岭招贤寺”对联，墙上悬挂马一浮的“天清 地宁”篆字联，还有苏步青的七绝：“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二联一诗中传达的散淡意味，足见丰子恺的品性。

小屋是个什么模样？丰一吟（丰子恺幼女）印象深刻：“虽然房间里是泥地，但这房子地势高，从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级才进门，所以并不潮湿。一共有五间房：三间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厢房，东侧还有厨房等附属建筑……”

丰一吟说扩建是“因为家里来住的子女（7个）多了，爸爸经济也略有宽裕，便在正屋的后面添造了3间扁扁的小屋……”

丰子恺为其中两间取名“宜椿室”、 “宜萱室”。 除了以上文字记载，还亏得当年丰子恺给小女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她拍摄的众多照片里，有一张题名“我们居住过的湖畔小屋”的珍贵照片，如今成了惟一的历史见证。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出入湖畔小屋的名士还真不少，如1947年3月22日及6月2日，夏承焘两度“至北山招贤寺旁的湖畔小屋访晤丰子恺”；1948年2月，作家风人和《申报》记者储裕生赴北山访丰子恺，“到里西湖招贤寺，向左转个弯，就看见一幢小巧的中式房子，两扇摇门向马路开着，走进客堂，裕生兄就叫‘丰先生有人来看你了’，丰子恺先生应声而出”；1948年的一个春夜，丰子恺刚送走朋友，郑振铎登门来了……

还有，马一浮住葛荫山庄，是近邻，两家不时互访；叶圣陶、章锡深与丰子恺“三人往来切磋，几经更改，才补上联为‘居临葛岭招贤寺’”……

除了友人，也有官员前来。时任杭州市市长的周象贤见丰子恺家境清贫，便登门邀他去做“局级干部”，收入自然不菲，谁知丰子恺谢绝了，当第三次造访时，丰子恺干脆送他一张上写“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的纸条。丰子恺不愿攀附权贵，甘做一只自找食吃的“野鹤”，是个有着凛然风骨的知识分子。

丰子恺在杭期间不教书、不演讲、不赴宴，被记者称为“三不先生”，那一家靠什么生活？

收入里很大一块来自他独创的“丰氏漫画”，外孙宋菲君说过一桩趣闻：“一次，我看到一位女黄包车夫，拉着车和别人说说笑笑。我立刻告诉外公——女人拉车，是很稀奇的事。外公赶忙出来看，但人已经不见了。外公仔细问了我女车夫的模样，过了两三天就画了一幅《黄包车妻》。外公的画都是这般‘即兴’，生活中的小事，寥寥几笔，就成了他的画题。他的画是平民的，接地气，从文人雅士到老百姓，甚至外国人，大家都看得懂。”

都说安居方能乐业，丰子恺自入住湖畔小屋后，创作热情迸发，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漫画作品。资料显示，丰子恺有不少与西湖有关的文章，如《市街形式》《西湖春游》《杭州写生》《钱江看潮记》《半篇莫干山记》《山中避雨》《西湖船》等，都在那时写就。丰子恺“不当局长”，甘愿夜以继日写作，靠稿费和画润来养家糊口。

招贤寺僧房：至今还“原汁原味”地活着

名联“居临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是丰子恺喜爱山居生活的真实写照。之前，他曾住过杭州城里多个地方，生活比城外便利多了，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北山招贤寺。

除了迷上里西湖一带幽雅的自然环境之外，恐怕主要还是受到老师李叔同在招贤寺闭关修行、缮写佛经等文化活动的影响。在两人的接触中，丰子恺目睹了老师人生改变的整个过程，从开始为老师感到心痛、惋惜，进而在不知不觉中，被老师那虔诚的精神所感染。

关于师生俩在招贤寺活动的文字描述很多，但对二人度过写作生活的僧房，关注度似乎不够。招贤寺庙堂和僧房原本一体，1929年召开西湖博览会时，招贤寺辟为邮电收发处，1949年以后为省党校、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所使用，大殿改为仓库，而僧房则一直作为职工宿舍。大殿与僧房中间，不知从哪年隔起了一道墙，去僧房须从北山街61号院子进入。

入院十余步右拐，一条逼仄的小路，从门牌号码4幢108室那里左拐，经三四级浅浅的石阶再右转，眼前豁然开朗：一个约三四十平方的天井，一栋二层五开间的木构楼屋，坐北朝南，依山面湖，环境绝佳。

站在楼梯口，也许会想起1947年初丰子恺告诉友人的那句话：“我现暂住招贤寺僧房，饭由和尚代烧，我恢复素食了。”

踏上吱吱作响的楼梯，仿佛走进了时光的隧道，楼上一条木质长廊，不少地板已烂通，南北两侧整齐排列着房间，从房间的门缝张望，多半已无人居住。走到尽头约60步，又是一架转角木质楼梯。

我们问了在此居住66年的徐阿大（丈夫吴天喜是厨师），她说这一长溜房子年年小修不断，但从没拆造过。如此说来，这栋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僧房（1918年重修），还“原汁原味”地“活着”。

后人都把弘一与虎跑寺联系在一起，其实招贤寺的僧房是研究弘一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1948年秋，弘一部分骨灰舍利子由刘质平、林子青等从沪陪送至杭，首先是到招贤寺歇息，也许就是考虑到这里为大师的魂魄所系。

招贤寺，见证弘一与弘伞师兄弟的往事

弘一法师入住招贤寺，是受弘伞法师之邀。弘伞俗名程中和，字毓灵，安徽灵璧人。他是“二次革命”将领（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力主武装讨袁，史称“二次革命”），功勋卓著，性格豪爽、重道义，颇有君子之风。自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万念俱灰，皈依佛门。

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说：“（弘一）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1919年冬，两人在玉泉寺结期修业，且共燃臂香，依天亲菩萨《菩提心论》发十大正愿。”

弘伞与弘一都是在虎跑寺剃度的。弘一出家虎跑寺一段时间后，欲去新登贝山灵济寺闭关静修，去之前弘一请师兄弘伞先赴实地考察。弘伞绘制了贝山灵济寺地形图回杭，弘一法师看后非常高兴,即刻拍板，确定修整方案，整件事情就由弘伞操作。灵济寺修建工程快结束时，弘伞赶回杭州，正式入驻招贤寺，自号“招贤老人”。1920年农历六月，弘一偕弘伞自杭州登轮沿江而上，在新登上岸住进灵济寺。他与弘伞每日或大殿打坐，或僧房净修，两人一心向佛，意欲长住贝山。

然而是年初冬，弘伞因母丧无奈下山。弘一“乘间赴各处云游。先到衢州莲花寺挂单，原想待弘伞法师母丧毕回，重与弘伞法师入贝山灵济寺”。由于弘一名望甚高,天台国清、温州江心、宁波天童纷纷邀请，所到之处，无不着意挽留，归途无期。这一来，弘伞只好留在杭州招贤寺。1926年春，弘一因病回杭，弘伞邀他前去养息静修。在弘一眼里，“弘伞住持招贤寺，整理规划，极为完善，西湖诸寺，当以首屈一指矣”。

弘一这次住招贤寺，除了与各阶层人士诗书唱和之外，主要在做一件事：整理《华严疏钞》。这是部佛经大著，当时流行的版本多有疏漏节略之处，他与弘伞发愿重修。

不久，弘一写信告知在上海的丰子恺：“近从温州来杭，承招贤老人殷勤相留，年内或不复他适。”收邮后，丰子恺与夏丏尊决定来杭。

沪杭火车坐了6个多小时，到杭时天色已晚，两人在第二天一早去招贤寺，结果被弘伞拦了下来：“弘一法师白天不会见客人，只有到傍晚5点以后才见客。”

丰子恺后来说“下午我与 S先生（夏丏尊）分途，约于五时在招贤寺山门口会集。等到我另偕了三个也要见弘一法师的朋友到招贤寺时，见弘一师已与S先生坐在山门口的湖岸石埠上谈话了”。

白居易、苏东坡也和招贤寺有缘

“招贤老人”程中和（弘伞）守着招贤寺几十年，无怨无悔，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替白居易与苏东坡守着这座寺庙。

两位老市长也喜爱招贤寺，并都在寺内留下印迹。

相传唐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在招贤寺见到一树从未见过的美丽山花，他根据花的特征取名为“紫阳花”，并以此为题，作七言绝句及序，序云：“招贤寺有山花一树，色紫气香，芳丽可爱，颇类仙种，因以紫阳花名之。”诗曰：“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

紫阳花灼灼千年，今天该是脱去它神秘面纱的时候了：原来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绣球花。

苏东坡也来过招贤寺，在他心目中，招贤寺在杭州佛教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他曾书寺额并为寺中一泓清泉题“蒙泉”二字。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此事：“（葛）岭旧有招贤寺……有尉迟恭井、蒙泉、东坡书匾。”民国知名人物阮毅成（1904-1988）常去寺中，曾见过这一石刻题字。

苏东坡和白居易一样，在此留下极为珍贵的墨宝。

招贤寺建于唐，毁于元，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民国初年招贤老人主持时，寺占地面积3.724亩，房屋38间，有大殿一座、二层楼屋及平房各一座。招贤老人后来去向怎样？无人知晓。

一份民国年间登记的杭州寺院档案显示，那时的招贤寺有6个僧人，住持名宝云，这也许是登记在册的最后一批招贤寺和尚了。

一个复建“湖畔小屋”的设想

丰子恺租住湖畔小屋，也许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夙愿。早在1934年9月，丰子恺带着一群孩子来杭州投考初级中学（这群孩子中有丰子恺的女儿，也有他亲朋好友的孩子，在丰子恺所写的《送考》一文中有记载），就是借住在西湖边的招贤寺里的。孩子们考试结束后，丰子恺原打算先回乡下，但因旱灾严重，归乡水路不通，便仍住招贤寺，那时丰子恺便萌生了长期寓居杭州的打算。

他曾住过皇亲巷6号一座称为“肖圃”的宅园，后转至马市街156号，再迁至田家园3号……兜兜转转，最后于1947年落脚于湖畔小屋。

他曾说：“杭州山水秀美如昔，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还说：“世界上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渣的地步……我于西湖，可谓第二故乡。幼时求学于此，中年卜居于此，胜利后复无家可归，即居于此。先后凡十余年矣。”

现在的北山街60号，也就是当时的招贤寺大殿，如今已灿然一新；招贤寺僧房则“躲”在北山街61号院落内，由于多年失修，庭院荒芜，整栋建筑显得衰败不堪。

从院子出来再找湖畔小屋遗址，其实就几步路的距离。丰一吟于2015年4月曾来旧地重游，有文章介绍说：“经过招贤寺旧址时，她站住了，手往前一指：‘就在这边上，南边上坡靠右就是，当时那儿有四棵树，就是我家……’”

丰一吟指认的四棵法国梧桐，位于招贤寺旁“葛岭泵站”的西侧，树旁一片不大的空地，如今被辟为一个临时停车场。

现在招贤寺大殿已重新修缮，按照规划，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工程将动工，若如此，那复建“湖畔小屋”，成为丰子恺旧居、丰子恺美术馆或丰子恺艺术中心，应是不错的选项。也许建成后，能与近在咫尺的李叔同、丰子恺生活过的招贤寺连成一片。

走出招贤寺，面对放鹤亭，耳畔又响起弘一大师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