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三年（1036）三月，宋仁宗要在宫中举办赏花钓鱼宴。

“闲来垂钓碧溪上”，是宋人热衷的休闲方式。尤其在汴京，每年三月，金明池都会限时推出“有偿垂钓”活动，“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风雅之士往往效仿渔父饮酒垂钓，“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是何等的畅快惬意！

深居内苑的官家也不甘寂寞。《宋史·礼志》记载，雍熙二年（984）四月二日，宋太宗诏股肱大臣在内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曲宴自此始……则岁为之”。

于是，在景祐三年这场钓鱼宴名单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范仲淹。

受邀进宫

此时的范仲淹在同僚们羡慕的目光中唱喏谢恩。参加赏花钓鱼宴，当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殊荣。也许是赏花钓鱼宴着实太受欢迎，抑或是君臣同乐让官家意犹未尽，总之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时，赏花钓鱼宴的规模扩大了。

这一年，范仲淹48岁，任吏部员外郎、兼开封知府。虽然他早在27岁就得中进士，并于40岁时经宰相晏殊推荐进京为官，然而人生如钓鱼，不是每一次起竿都会有收获。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屡次因直言敢谏被贬，宦海沉浮二十余载，还是第一次受邀参加盛宴。

期许栋梁

赏花钓鱼宴是君臣亲近的难得机会，有不少官员在宴会中展露才华，得到垂青。被皇帝的赏识的才华，莫过于赋诗。一般宴前都会事先告知应制诗的题目，好让赴宴的官员提前准备。不论是学士翰林，还是六部相公，无不搜肠刮肚，搔头捻须，写了再改，改了又撕，直到满意为止。因此，大凡应制诗都作得四平八稳、花团锦簇，如官家的御花园一般。

赋诗，是难不倒范仲淹的。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因劝谏皇帝不应废后而被贬为睦州（今杭州建德、桐庐、淳安）知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从庙堂之高跌落至江湖之远，范仲淹没有牢骚怨怼。他见当地教化荒芜，便兴办州学；他恐江湖淤塞，便疏浚水利；他体察民生，一首《江上渔者》以悲悯的笔触白描出了富春江上渔民孤舟搏浪的艰险生活。公务之余，他将目光置于山水林泉。“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情”，也许是奇山秀水激发了他的才思和文韵，在睦州不到半年时间里，范仲淹一口气写下了两组五言绝句，即《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和《潇洒桐庐郡十绝》，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果然，席上范仲淹吟了一首《应制赏花钓鱼》，赢得官家连连称赞，君臣相谈甚欢。他久居下僚，深谙吏治弊端和民生疾苦，攒了满腹的施政经略要说与官家听。这位“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才华横溢、务实勤勉，符合朝野上下对栋梁的期许。

不默而生

赏花钓鱼宴中，钓鱼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大臣为了讨好官家，“皇帝未得鱼，臣子不得举”。循旧例，皇帝钓到的鱼用红网装，大臣钓到的鱼则用白网装。眼见肥美的金鲤鱼在红丝网中颠扑挣扎，溅起一摊水花，范仲淹的思绪又飘到了睦州。

睦州的富春江盛产鲥鱼。这种鱼以爱惜鳞片著称，一旦美丽的鳞片被渔网挂住，就立即不动了，只为保护鳞片不致掉落。它宁可死也不肯失去鳞片，如爱惜羽毛，不肯出仕的隐士一般。富春江七里泷，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相传为东汉名士严子陵不事权贵，拒封“谏议大夫”后隐居垂钓之处。范仲淹敬仰严子陵的高风亮节，在钓台下修建祠堂，并写下了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篇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成了千古流传的名句。对于严子陵，范仲淹是理解的。

如同垂钓难免遇到沆瀣水草遮掩下的激流险滩，自古士子发奋读书，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躬身入局。对于朝廷，范仲淹始终是有期待的。范仲淹曾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批评吕夷简操纵官员升迁，培植党羽。奈何，宋仁宗虽然欣赏范仲淹，却更依赖吕夷简。于是吕夷简以“越职奏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为由，再一次将范仲淹贬谪出京。当好友劝范仲淹明哲保身时，他凛然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徙知杭州

北宋皇祐元年（1049），六十一岁的范仲淹徙知杭州。他在《杭州谢上表》说：“江海上游，东南巨屏，所寄至重，为荣极深。”

而此时的范仲淹面临着一场考验。当时两浙大灾，粮食奇缺,米价暴涨，范仲淹先设法把米价抬高，再将此行情在沿京杭运河各地张榜公告，沿河江浙闻讯后争相星夜贩米来杭，不久杭州城内米市货源充裕，粮价自然回跌。投机米商的猖獗活动受到抑制，民心得以安定。

此外，范仲淹还在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的同时，鼓励百姓举行竞渡等娱乐活动，并时常与僚属在西湖宴游，并谕示各寺院在荒年物价低廉时度势大兴土木，“诸寺工作鼎兴”，此举刺激了各行业匠人生意复又兴隆旺盛。

那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百姓不曾流离失所，不用离家逃难，只有杭州地方安宁。范仲淹与杭州百姓共同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杭州百姓为感念范仲淹之惠政,在孤山建起了“范文正公祠”，以颂这位“先忧后乐”之先贤。城市更迭，从前的“范文正公祠”消失了，但是杭州老百姓从未忘记过这位“老市长”。2005年,杭州在孤山敬一书院东南面建成“范公亭”，亭上有一对联“慕子陵和靖之高节,贻百世千秋以美文”。

时运不济，唯有无惧沉浮，方能起竿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