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大凡有江河溪涧之处，就会出现渡口。沿江河人口比较稠密的乡镇，往往设有由渡工摇橹或用竹篙支撑前行的摆渡船；若是荒郊野津，不由令人想起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千古名句：“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江南水乡杭州，自古以来最不缺少的就是渡口。

塘栖，

繁忙不已的西摆渡渡口

京杭大运河出了拱宸桥，往北的水面趋于宽阔，一路到达塘栖，河面依然有近百米之遥。

塘栖境内东西各有一座大桥，西首的广济桥赫赫有名。但居民从水南去水北过一趟河，要走上一二里路去爬一座小山般的大桥，也觉得蛮吃力的，由此，东西两个渡口便应运而生，当地人称其为东摆渡和西摆渡。东摆渡因远离镇中心，渡口长年冷清寂寞，而隐匿于水南廊檐街的西摆渡渡口却是常年繁忙不已，时不时地有一波波人从各方而来在此等候渡河。

古镇的摆渡船也自有特色，船体宽二三米，深达一米，平底方头，平稳如岸，一二人站在船头上也不摇不晃。船身搭一张简易的凉棚，替上上落落的摆渡客遮阳挡雨，船舱两侧各嵌入两条长木板，这是替渡客准备的座位。窄小的船梢是渡工的天地，用一条横木档子跟载人舱隔离开。向来没有收费的明文规定，但人人知道，往一只端放在横木档子上的小竹筐里投一二钱币。船头上搁一支又粗又长的竹篙，最后一个上船的，得拿起这支长篙帮渡工将船从石岸边撑开，以便渡工摇撸掉头转向。

小时候，我从家里出发，往西走桥跟往东摆渡路程几乎相等，但那时只想图个新鲜，喜欢往东去坐摆渡船。但有时走到渡口，忽然发觉自己将会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人，这拿篙撑船的角色如何担当得了？不免惶惶然，赶紧返身而走，船上随即传来“哎——哎——”的喊叫声，还以为遭到谴责，更加不安地加快脚步。其实，这时早已有个大人出舱登上船头，捡起了那支又长又粗的竹篙。

旧时，运河塘栖段格外繁忙而热闹，远远超过杭城境内的运河拱宸桥、卖鱼桥段。从乡间过来的船只大多是“赤膊船”，有摇橹的，有划桨的，大小不一，村民上镇来要么是替商家装运货物，要么贩卖自家出产的果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往来不断的客轮生怕小船挡道，一路频频鸣笛，货轮一拖二三甚至更多，就没资格跟客轮比速度了，只能缓缓而行。一艘艘张帆乘风而行的巨大帆船也不时地在河中央张扬而过，偶尔，长达二三十米的木筏或竹筏也会来轧闹猛，筏工倒是甘居下游，不争不赶，慢吞吞地用胸脯顶着一支竹篙在筏上前后来回地行走，不骄不躁习以为常。

古人替西摆渡渡口选择了一个黄金水道，这里河面较为狭窄，可以缩短渡船的行程，但问题也来了，本来就多的往来船只之间距离愈发接近，渡工要想横穿河面与各式船只擦身而过，难度增加，因此渡工总是一路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大意，毕竟，船里大多时间坐着十来个渡客。

始于清朝的西摆渡渡口，随着上世纪70年代廊檐街的被拆除荡平也跟着消失了。当下，在河岸边有一片新垒起的平台，这便是西摆渡古渡口的遗址，而与其遥遥相对的水北渡口，因无人过问至今依然保持完好。

三家村，藕粉带动的渡口

三家村古渡口离杭城更近些，走运河到拱宸桥仅15公里。

三家村地属崇贤镇，崇贤镇紧依京杭大运河，境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农耕经济发达，自古就是个富盛之地，如今是浙江省经济实力百强乡镇之一。三家村更以种植莲藕和制作藕粉，且在清朝居然将藕粉做成了贡品而远近名闻。村民凭一技之长积攒了一些钱，好四处走动，来村里购买藕莲和藕粉的外地人也往来频繁，因而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在这里设有渡口。近代出现轮船后，渡口附近便成为来往于杭州、苏州、湖州、德清等地的小火轮停靠码头。

早先，这里是个三角渡。由于运河西面属云会乡地界，曾设有两个渡口，西南面的渡口往马庄坝，西北面的渡口通往钱家桥，乡民可以从这三个渡口来回往返。三家村渡口近旁有个乡村凉亭，凉亭的石柱上铭刻一副对联：“朴朴风尘何妨小坐，依依杨柳莫误归程”，提示人们虽有柳条飘舞，春色如许，但别被春光耽误了回家的路程。因为无论是渡船还是轮船都是“归程”不可或缺的载体，谁也不会无视。

据说，三家村渡口在十九世纪中期就有渡船在这里载人过河，一百多年来，附近的村民要去运河对岸一趟，都得靠渡船来回穿梭，平日坐摆渡船的人一天下来不过百人，每到逢年过节，渡船才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带运河河阔船稀，渡工摇橹过河大约需要十来分钟，碰到刮风下雨甚至要花近半个小时。上世纪中期，摆渡船开始改用机动船，抵达彼岸只需三四分钟。机动船是村里买的，渡工只管支付柴油费，一天下来渡工也有一定的收入。

渡工坚持早出晚归，每天7点准时上船候客，除了吃中饭，全天候迎客，直至傍晚5点半才歇工上岸回家。机动船使渡工免受不时摇橹而耗费体力之苦，只管在后舱座位上把好舵，一路“突突突”地前行，渡工、渡客均省事，而且从未出过撞船之类的安全事故。1995年，崇贤街道办事处又花了30余万钱替摆渡船更新，自此，渡船操作更趋于机械化。

摆渡这种比较原始的水上交通方式一直在三家村渡口延续，曾经是运河余杭段30多公里沿河唯一留存在用的渡口。不过，随着交通工具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如今来渡口摆渡的人越来越少，而且附近又正在造桥，估计村民摆渡过河将成为历史。

西兴官渡，看尽2000余年钱塘帆影

古代的钱塘江两岸，不论高官小吏、商贾文士还是平民百姓，出行全赖舟楫，因此历史上留下众多古津渡，后来不少变成了官渡，成为沟通钱塘江南北两岸的交通要途。

官渡是由官府正式设置的渡口，由朝廷派出的官员负责督察管理；官渡又多为大江大河畔的渡口，规模较大。古诗云：“依依官渡头，晴阳照行旅”，“月照临官渡，乡情独浩然”，在古代，官渡成为了“行旅”“乡愁”的代名词。

浙东运河自古有钱塘江渡、曹娥江渡、姚江渡等著名渡口。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将钱塘江渡称浙江渡，至唐朝列入官渡。延续到宋代，钱塘江渡分为两处，一处为北岸的浙江渡，一处为南岸离萧山12公里，对岸便是南星桥的西兴渡口。两处均设有中央专差武职官一人，任期一年。明万历《绍兴府志》载，西兴渡“置水手二十四人，官船一艘”，为钱塘江南岸的主要渡口。至清代，对官渡的督察管理依然十分严格，据康熙《萧山县志》云，康熙年间浙闽总督刘兆麟，因渡夫不法，立碑禁约。

《浙江古代陆上交通简史》载，钱塘江南岸的西兴镇古称西陵、固陵，乃越之浙江渡发展而来。在越王允常之前，城山下的渡口就是越国的重要津渡，是越国从会稽向北至吴国都城姑苏（苏州）的干道咽喉，经固陵向东可延伸至句章（今宁波），向南则可延伸至姑蔑（今龙游），历来有“浙东首地，宁、绍、台之襟喉”之称，因此，西兴渡也称西陵渡、固陵渡。

西兴官渡的历史曲折而复杂。古时的钱塘江江面宽阔，水流浩荡，风急浪高，渡船设施却十分简陋，因而渡船过江时不时会上演船翻人亡的悲剧。彼时江上行渡虽天灾不断，而人祸更甚。北宋时，汪思温出任临安太守，他对西兴渡、钱江渡作了一番察访后，一一揭露渡行中的弊病以及操舟者的罪行：“会稽钱江渡，舟人贪利超载而行，半途停桨索取钱物，暴风突然而至，全船溺没，惟操舟者都善于泅水，独能得免。”为此，汪太守除拨款监造大船数十艘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统一渡费，比如对操舟者进行严格管理，尤其是对那些船至江心对渡客强行勒索的操舟者，抓捕后一律“格杀勿论”。

这些严厉举措实施后成效甚佳，但待汪太守任期届满离开杭州后，西兴渡又旧态复萌，监管依然松懈无序，江面上仍然不时出现船翻人亡的惨象。

元代诗人张翥途经萧山西兴官渡来杭时，依凭所见写有七律《西兴渡》：“携家迢递过西陵，江雾微消海日升。帆影昼惊沙上雁，船声斗落岸头冰。果园霜后初分橘，渔浦潮平各下罾。岁晚不思行路倦，剡中佳兴正堪乘。”那是他的一次“岁晚”之行，携家带口兴冲冲地登上渡船，在江心观赏“江雾微消海日升”的旖旎风光，心情大好。

康熙二十四年（1685），赵士麟出任浙江巡抚，决然“俱复古制”，并拨款造渡江马船十条，使渡船的安全状况有所好转。民国以后，西兴渡逐渐远离西兴到达长河大渡埠头。1927年，在萧山名士金润泉等人的发起下，筹资建造了南北码头，并购置机驳、木驳，自此始有轮渡，摆渡也日趋安全。其后，时任浙江省长的张静江命人在杭州三廊庙建造长达30米的水泥钢筋渡口通道，又建成长达820米的钢梁码头，渡口进一步得到扩张和改善。抗战爆发后，为阻断侵华日军南下，刚建成不久的钱塘江大桥被炸药炸毁，渡口码头与停靠在那里的船只也连同毁于一旦。1949年后西兴渡成立渡船公司，渡口开始恢复生机。直到2002年钱塘江四桥（复兴大桥）建成后撤渡。

至此，长达两千余年的西兴官渡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

子胥野渡，富春山麗渔夫艄公的传奇

从富春江上游桐庐七里泷至建德梅城一段有龙门峡、子陵峡和子胥峡，俗称“富春江小三峡”。从严子陵钓台至子胥渡口称“子陵峡”，长12公里，是富春江小三峡中环境最幽深、风景最秀丽的一个峡谷，峡谷两岸峭壁嵯峨，河道蜿蜒曲折。清代诗人刘嗣绾写有《自钱塘至桐庐舟中杂诗》，诗云:“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描写了子陵峡和子胥峡山峦青翠秀丽，溪水淙淙而流的美好景色。

在子胥峡的入口处有历史上著名的子胥野渡（胥江野渡），渡口石壁危立，上有摩崖石刻“子胥渡”三个大字。相传，楚国名将伍子胥为逃避楚平王的追杀，一路逃奔韶关，试图辗转投奔吴国。在途经建德一峡谷时，一条莽莽苍苍的大江阻挡了他的逃亡路，焦急无奈之时，迎面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艄公，他赶紧向艄公求助，身处封闭之地的艄公虽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却凭直觉不顾一切地让他登上小船，带他渡江而去。艄公的举动令伍子胥动容，他解下身上佩戴的宝剑相赠，艄公不肯收，伍子胥无奈，只得收回宝剑，并反复叮嘱艄公千万不要向外人透露他的去向行踪。为表明自己信守诺言的心迹，艄公竟然沉江而逝。由此，伍子胥才摆脱了楚兵的追捕，顺利逃奔到了吴国都城姑苏。后人遂将荒落的村野渡口取名为“子胥野渡”。

子胥渡恐怕是有史以来最早有记载的一处野渡口。现今，这里已经成为富春江小三峡的著名景点，渡口离岸一步之遥有一石台，上有一尊背朝江心的老翁石雕，纪念那位传说中为保护伍子胥而甘愿沉江的渔公。

连带的传说还有子胥野渡鸭，后为建德的一道名菜。说是逃亡途中的伍子胥在富春江边遇到了一位放鸭老人，被他救助渡江，上岸后他又将伍子胥带到自己家里，下厨烧了一只鸭子，并对他发誓：“你吃完鸭子自可放心而去，无人可知你的行踪。”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放鸭翁的义举，就把这道菜称为“子胥野渡鸭”。

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富春山麓人烟稀少，荒凉穷僻可想而知。这里虽为山间峡谷，但江水却是水波不惊，因此才有可能存在渔村、野渡，住在江畔的渔夫、艄公才有可能与逃亡的贵族士大夫有一段偶遇，山野村民忠厚、淳朴的性格又促使其采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信守承诺的“义”。这大约就是2500余年前“子胥野渡”传说的文化历史背景。

瓶窑，最后一个消亡的渡口

源于东天目山的苕溪干流南苕溪，从中泰乡入境，穿越余杭街道，经仓前吴山，在瓶窑镇汤湾渡、龙舌嘴与中苕溪、北苕溪汇合，经良渚安溪、仁和獐山入境德清，最后注入烟波浩荡的太湖。

瓶窑镇东首崇化村的汤湾渡始建于清代，曾在渡口旁立碑“渡口守则”，守则多达近十条，既表示渡口管理之精细，又说明在苕溪摆渡行船风险不小。因为苕溪左依崇山峻岭，右接平原低地，居高临下，势如建瓴，自古洪害多发，发大水时河道变宽，水流湍急，渡船难以驾驭，容易产生船翻人亡的悲剧。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崇化村就买来了钢质渡船更换旧木质渡船，宽大的渡船也只能在宽达80米的苕溪主干道上缓缓而行。平日里载客不多，自早到晚仅50人左右。

崇化村村民大多以种植水稻瓜果、养蚕挖笋等作为生计，而种植地却大多在溪河对岸的北湖草荡。村民要去那里一趟，到汤湾渡摆渡是唯一选择。每逢春播夏收时节，荷锄带筐候船过河的村民成倍增加，昔日静寂的渡口一下变得热闹起来。

随着瓶窑镇工业经济发展迅速，汤湾渡附近的村民也陆续拆迁搬往他处，渡口渐渐静寂，于2018年撤渡。至此，杭州境内延续了上百年的古渡口都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