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父亲来杭州看我

前不久，一篇已故北大才女写的《卖米》，看哭了很多人。作者张培祥是北大法学院研究生，2003年患白血病去世。和张培祥一样，本文作者也来自湖南农村，也有过卖米的亲身经历，也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在广袤的湖南农村，人穷到最后，就剩下米缸里的大米。农民奋斗的基础也是大米，通过生产米、卖出米，换取一口铁锅、一把塑料勺子、一个菜篮子

我的家乡是湖南洪江的上盘田。这一带通常被称为“湘西”，与重庆、贵州、广西交界，雪峰山脉气势磅礴，山脚下乡村与世隔绝。

人们对湘西的印象，还停留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而上盘田可谓“边城里的边城”。这些年村里发狠修路，山路绕来绕去，终于从镇上绕到村部。村民又修了支路，但修到底，离我家还有800米。

1987—1997，整整十年，我家应是上盘田的首富。在湘西深山里，我家已经吃得起肉，买得起彩电，连灯都装了别致的白炽灯（农村一般是黄灯泡），还沿着院子砌了好长的围墙，颇有气势。

旧时候万元户不多，父亲和他弟弟，初中没毕业就去半冲、辣子坪淘金，每次半夜打火把出发，步行上百里，钻进深不见底的矿洞，舍命成了万元户。

到后来，我叔叔家更富一点，父亲却没什么起色，家运一蹶不振。我从早年上盘田潇洒的“罗少”，变成“懂事农村孩子”中的一员，插秧、放牛、劈柴、割猪草……还有卖米。

在广袤的湖南农村，人穷到最后，就剩下米缸里的大米。农民奋斗的基础也是大米，通过生产米、卖出米，换取一口铁锅、一把塑料勺子、一个菜篮子。

我家的米不多。父亲承包山顶水库的几亩地后，才有了余粮。

爷爷自幼好学，太公送他去十里外的暗山冲读私塾。8岁的他一个人挑了五六十斤大米，去交了学费。可惜读三年就不读，家里没米了

我只卖过一次米。那是11岁生日刚过，夏日早上5点，天已经亮了。农村的房子没有窗帘，木房子也不隔音，蛙鸣鸟叫听得清清楚楚，光线打到脸上，但我睡意正浓。

父亲推开窗户喊：“快起来，跟我去卖米！”我吓醒。尽管心中一百个不愿意，我还是起来了。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读书

住在隔壁的爷爷也已经起床。每天早上，他都会对着远处大山，前后摇摆一小时，时而大吼几声。爷爷停下早操，十分不屑地说，“败家子，还带着崽去卖米，丢人！”

父亲没吱声。爷爷显然有训儿子的底气。爷爷是丙子年（1936年）出生，五代单传。在农村，没个兄弟帮手，争田争水吃亏得很。但读书改变命运，说的就是我爷爷。他自幼好学，太公送他去十里外的暗山冲读私塾。8岁的他一个人挑了五六十斤大米，去交学费，拿回来的课本有《百家姓》《增广贤文》《孟子》等。可惜读了三年，就不读，家里没米了。

往后爷爷都是自学。做工回来，吃完饭就开始研究天文地理，没耽搁过一天。书是赶集地摊上买的，也有别处讨来。

爷爷和奶奶

学有所成后，爷爷养家的方式也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不种田，不卖米，而是当了道人。远一点的贵州，近一点的会同、安江，都有人请他去屋宅看风水。每次出门，除了工钱，祭祀仪式上用过的大公鸡，爷爷也会想办法带回来，收拾一下可以吃。

“有好大的力量，发好大的光，不马虎，实心实意，尽了自己的力量，凭了自己的良心，就任他结果怎么样。”爷爷用人品和知识，不仅赢得了相对种田丰厚的报酬，也打败了那些瞧不起他的村里人。

父亲分了40斤给我，他自己挑110斤。那时我以为一个成年人的极限是100斤，不由对父亲刮目相看

父亲初中没毕业就不读了，其实他读书还可以，曾以一篇《走在新长征路上》获全市作文比赛一等奖。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读下去？他说，小时候衣服也没得穿，“打了补丁，屁股都遮不齐，到了初中开始要面子，索性不读了”。

爷爷为此瞧不起这个儿子。

我和爷爷

我跟着父亲上楼秤米，放米的仓库在二楼，能闻到一股发狠的稻香。成群的小蜜蜂从窗缝里钻进来，经过一个春夏，筑起很大一盘蜂窝。还好我们没惹到它们，小心地称走了150斤米。父亲分了40斤给我，他挑110斤。那时我以为一个成年人的承重极限是100斤，不由对父亲刮目相看。

父亲看着远山，抽完一支烟，拍拍我肩膀，说，“担米不用箩筐，路途远，路上颠簸，怕撒出来。”我没说话。农村孩子闷得不行，叫苦没有用，担子是自己挑，路是自己走出来。

父亲不管我的内心活动，他很快找来两个大袋子、两个小袋子，麻利地装好米，用扁担挑起来。父亲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在爷爷的唠叨中，钻进浓雾的光线，出发了。

在湘西群山中生活，运输方式只有肩挑。一户人家从山上打来稻谷，摘来茶油籽，砍来柴火，抬来建筑的木石，所有这些都是肩膀挑出来的。有一年，我给三姑姑打稻谷，麻布袋装了80斤，扛在肩上，一路不歇运回家。不累，反而觉得自己长大了。

但那次去卖米，我还未长大。

尽管卖米让他觉得没面子，碰到熟人，父亲还是热情地打招呼。但路太远了，30斤的米越走越重，最后就像一座山，压在我的肩膀上

卖米的地方在漠滨乡，离我们托口镇15里。也不在漠滨的集镇上，要去河流的湾口，一个叫半冲的地方。打开地图可以看到，漠滨和托口都沿沅水建镇，沅水像一条龙在山里绕来绕去，最后汇入洞庭湖。

40斤的米压在身上，我一步一步，跟着父亲的脚步。脚下的路，只有肩膀宽，挑着米走过，会蹭到有露珠的禾苗。越走，我越不喜欢禾苗，觉得它们在拖我的米袋子，分量越来越重。路开始是平的。走了两里，有一条走捷径踩出的陡坡。我爬上坡，没力气了，把米放在地上。望着剩下没走完的路，我有点犯怵。父亲已经走远。但这条路我是熟的，路上有泉水，喝的没问题；也有糍粑小吃，就看自己舍不舍得买……

父亲在半途等我，见到我第一句话：“累么？”没等我答，父亲在他的分量上又加了10斤。我说“我没事”，但他有他的坚持。父亲是一个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人，120斤很重，路还很远，但这就是他生活的担子。

尽管卖米让他觉得没面子，一路上碰到熟人，父亲还是热情地打招呼。但路太远了，30斤米越走越重，最后就像一座山，压在我肩膀上。

不记得走多久才到杨岫码头，我和父亲坐上小木船去往下游的半冲。前面说过，半冲是淘金的地方，我们要把米卖给那里的金老板。一上岸，就是一股刺鼻的矿石味道。半冲码头停了30多艘木船，青灰色的矿石头常年从山头冲下，整个半冲都成了青灰色。

金老板络腮胡，声音沙哑，给的米价是9毛一斤，父亲没还价。150斤卖出去，就能到手145元，买生活必需品够用了。拿到钱，父亲跟金老板寒暄：现在金子生意怎样？后者摇头，“挖得差不多了，不像前些年那么旺”。金老板买米是为了喂饱工人，让他们卖力干活，另一方面他又时刻提防工人顺手偷走金子。

父亲又碰到几个老熟人，问他们：“哪里有生意做？”“哪里有活做？”父亲跟我讲，挖金矿要钻到地下很远，随时有可能塌方死在里面。我听了瘆得慌，在岸上随便找了几个废弃的金矿洞子，里面黑漆漆的，还潮湿，我始终不敢进去。

我们没吃早饭就上路了。村里人只吃两顿，上午10点一顿，晚上7、8点一顿，所以都瘦得要死。那天，父亲带我去吃了一顿好的，有肉，也有饭。

爷爷经常教育我：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要卖一辈子的米。他养育了7个儿女，用“读书就能丢掉锄靶子”的理论，建立起一套家训，谁读书好，他就明显偏爱谁

爷爷经常以那天的经历教育我：如果不好好读书，就要卖一辈子的米。

爷爷养育了7个儿女，他用“读书就能丢掉锄靶子”的理论，建立起一套家训、价值观，谁读书好，他就明显偏爱谁。条件艰苦的年代，他送每个子女多少读了几年书。

我和弟弟也是爷爷奶奶养大的。小我一岁半的弟弟为什么不去卖米？因为在山里，从来都是老大挑担子。我曾对一个很有才的大学室友说：“你这么牛，但你种过田、卖过米吗？”多年后，他形容我“摆摆手，扬长而去”，剩下他独自怅然。现在想，真是年少轻狂。

爷爷相信“棍子底下出好人”，“掉到地上的饭也要捡起来吃”，还有“钱要自己挣”。初中住校，我一周只有12元伙食费。我嫌钱实在太少，不肯去上学，赖在地上，被爷爷打得死去活来。弟弟人老实，要读高中了，奶奶不放心，把生活用钱缝在他的内裤兜里，“别摸，怕贼知道钱在哪儿”。

爷爷最骄傲的，是我和弟弟都考上了大学。这在上盘田是破纪录的！

我们村就在雪峰山脚下，一条未命名的大溪流从村前的峡谷穿过，溪流对岸又是同样高耸、未命名的山脉。没有电话的时候，通讯全靠喊。有两口子在对门远山摘果实，男的先回去了，不知钥匙放哪，就有了响彻云霄的对话：“老婆子！钥匙放哪里咯！？”“宝石（骂人的话，和“蠢”同义）！钥匙在餐柜第二排右手边，第一个菜碗罩着！”“哦！我晓得了！”

这下，不光是丈夫晓得了，全村的人都晓得了。但奇怪的是，村里很少发生偷盗。钥匙在从前，竟是摆设。

我问爷爷，都说日本人打到湘西雪峰山就投降了，这里到底有没有打仗？爷爷想了想：好像没有。“就是偶尔有土匪。”爷爷话锋一转。土匪多是附近村民，沿沅江顺到下游的集镇，买了枪打家劫舍，单独的有，三五成群的也有。如果队伍慢慢扩大，到连、团的规模，领头的就单方面宣布做正规军了。爷爷家里穷，土匪看不上。稍微有点粮食积累的“富农”，会被土匪盯上。不肯交钱交米，打！再不肯，枪毙了！

原来，不偷，并不意味着不抢。奶奶14岁从20多里外的粟家嫁过来，还记得“土匪来了，女的要跑到蛮荒的山腰里搭棚子，不能生火，怕有烟子……”

“8岁那年，我二哥去朗江镇赶集，三天没回。我爸妈、二嫂到处打听消息。第四天，全村人都出动，带了火把，往朗江镇找人。在一个长满松树的山岗上，二嫂发现了二哥的尸体，上面爬满虫子，她当场就吐了。那些挨千刀的土匪啊，一直在玩我二哥！他的头没了，吊在一棵松树上，身上都是刀伤。”

奶奶掏出手绢抹眼泪，“爸妈守了二哥一夜，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快天亮时，二嫂带人来，把二哥抬走了。”

罗成说回来想干两件事，一是烧酒，二是养猪。最主要是烧酒，这个事干成了，上盘田的大米何愁没销量！烧酒要工人，上盘田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

乡间残酷的反面，是简单、粗犷。淳朴的事多了，乡间就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地方。

今年过年回家，满满（方言，叔叔）告诉我，邻居罗成的爹“秋老板”脚被烫伤，躺床上四五天了，“看来他以后是喝不了酒咯！”

秋老板爱喝酒，方圆十里闻名。他酒量算不得好，但嗜酒如命，把酒当水喝。上桌第一口就整杯下肚，然后才吃菜、聊天，酒过三巡他没了饭意，常年不吃饭，秋老板很瘦。通常早饭酒喝完，他一个人上坡放牛、砍柴、锄田、摘果实，有人亲眼看到他在坡上边睡边跳舞。不过他放牛，牛没偷吃过庄稼，砍柴、打猪草也都圆满。

那晚，山顶上有个老头转背（死）了，秋老板去吃“白豆腐”（死了人的酒席），十多桌酒客，都喝了蛮多酒。

脚怎么烫的？秋老板说“不知道”。我满满和秋老板的儿子罗成一致认为，很可能一个男人递过来一壶开水，不小心烫到的。但大家十分醉了，记不清那男人是谁，也不好去追究这个，烫脚之谜就烂在肚里了。

上盘田人喝米酒，都自己烧。有人说米酒是甜酒，错！米酒10几度，20几度，30几度……都有。烧的过程不复杂，先把一大锅大米煮熟，撒上酒曲，再洒点水，冷却发酵，十几天后拿出，倒在木桶里。木桶下面是大锅，大锅下面是大火。半天下来，流出很多水，这水就是米酒。

秋老板儿子罗成酿的米酒闻起来香，吃起来有火烧的五谷杂粮味。早几年，他在浙江永康烧过米酒，5元一斤，当地很多人要喝。他回家，还有人找他。怎么买？快递呗！

在罗成家吃饭

第二天，我在镇上遇见罗成。他花一万多元买了个“慢慢游”（带后箱的三轮摩托）。他跟我说，回来想干两件事，一是烧酒，二是养猪。“最主要是烧酒，这个事干成了，上盘田的大米何愁没销量！烧酒要工人，上盘田的就业问题也解决了。留下的酒糟，还可以喂猪。”

罗成打算给烧酒注册商标——“清江湖”（托口镇建发电站形成的沅江内湖）。我加了罗成微信，打开一看，他叫“烧酒王”。

在上盘田，请客吃饭吃的是人情，你请我一餐，我必还你一顿。在家的第四顿晚饭，我把叫花子和罗成都请到家里来吃

子女和孙辈都远离故土。爷爷和奶奶相依为命，只有过年那7天才是团圆的。今年过年，我在家待了4个晚上，吃了4次不同的晚饭。第一晚，在家吃的，奶奶烧了猪肉、白菜，小锅子架在围炉上，热腾腾的肉菜。第二晚，罗成家。喝罗成烧的米酒。他拿来量酒器，不高不低，米酒正好30度。

第三晚，叫花子家。他家在溪里养了20多只鸭子，到晚上，鸭子会自己回家。这次吃饭，我和满满奔着他家的鸭子而来，炒得十分香。他们家也砌了个小围炉，鸭肉就在围炉上炒，还配了冬笋，够有六七人份。

叫花子长得高高大大，全然不像小时候。他24岁，去过宁波、深圳打工，抱得一个四川妹子回来，下个月即将临盆。

在上盘田，请客吃饭吃的是人情，你请我一餐，我必还你一顿。在家的第四顿晚饭，我把叫花子和罗成都请到家里来。20多年前，叫花子家是上盘田最穷的。猪圈旁搭了一个小木房，住了他、他姐、他爸妈。

“爸妈的话我都不听，只听大哥哥的。”叫花子说的大哥哥，就是我。大家一起放牛、砍柴、扯木则草（一种药材），水库抓鱼，一起上学，一起长大。他们都比我小一点，管我叫大哥哥，至今不改口。

叫花子的父亲“疤子”，年轻时挖金矿嘴唇炸成两瓣，缝合后留下疤印。当年，我和弟弟，还有叫花子姐弟，跟着“疤子”伯父去40多里外、没有人烟的荒地，扯木则草拿去卖，被一群野蜂追得乱跑……

儿时的伙伴们渐行渐远，打工的打工，嫁人的嫁人，很少见面。我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考上名牌大学，到大城市来做事。但小伙伴需要时，我也没能关照到他们。我有点难过，给自己点了根烟，试图止住眼泪。但还是控制不住。于是我站起来，朝屋外走去，独自待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