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如果说道路堪比陈列馆，陈列着以建筑为形态的城市之梦，那么路名则可比档案馆，守护着地方的文化基因。

于是，那些两家或三家合资建成的房子，虽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却给地方留下了更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厚道的人格、和谐的邻里生态、相信未来的勇气。他们在血液里流淌的文化基因中找到并相信最美好的邻里未来——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于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有了让后世肃然起敬的名称：亲仁里、两宜里、三德里……

这一众寄托着美好愿望的里弄名，实则铺展着写意的移民图——也是融通五湖四海的拱宸桥图。

在这张图中，可以读到——初来此地的人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他们在这里投资，买房、造楼、赁屋，将拱宸桥视作比家乡更辽阔、更能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他们不惧单打独斗，也笃行团结友爱。

在这张图中，还可以读到——不同的方言，不同的肤色在这里聚居或流动。既共事也较劲，既较量也合作。他们把外国商品从运河里搬上岸，再销往各地；他们也将浙江、安徽等地的茶、瓷、茧等搬到船上或火车上，目送它们远去，想象它们漂洋过海到了异邦之后被抢购的场景。

▲拱宸桥街道地名图-杭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杭州市地名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07

路名，是历史的空间性呈现和城市发展的文化缩影。

当城市名被用在通商场的马路上，人们看到资本主义外力对杭州近代城市化的影响。

从仍在延伸的丽水路，人们领略到杭州城市北上的壮阔、大运河国家主题公园的盛大、大运河文化带的恢弘。

于是，人们忽然发现，拱宸桥地名的每一轮变化，都是瞭望这座城市主流动态的窗。

地级市名称在此地的运用，并非只在道路。事实上，1980年以后，浙江省十个地级市名在拱宸桥，还曾被用在新建的小区。例如：金华路边建了新住宅区便叫金华新村，温州路边新建的小区便叫温州新村。

▲拱宸桥东街巷地图(1980年代)

1997年，拱宸桥地区旧城改造启动，随着地面功能的改变，许多老地名面临消失。就这么让它们消失，还是思考传承策略？

我想，那个过程应该有过几场激烈辩论。

起初是支持消失的一方占了上风，因为消失的地名不计其数，也是城市发展中的自然现象。既不违规，也不逾矩。何况他们还有大规模杀伤性证据：已经在用的小区名纵然时间并不长，但也是历史的延续，是不能磨灭的城市进程中的时代烙印。

反对的另一方则说道：人与故乡的关系，虽然在老屋之外往往仰赖道路获得情感联结，虽然地名的变迁并非只是地表和文字范畴的一地一路之变迁，而更是一种情感寄托的变化乃至颠覆，但只是对小区进行更名，并不意味邻里的关系会被改变，也只会增加乡愁的丰富性。

后来，支持异地传承的一方占了上风。

理由也许很简单。首先，既然都已经在旧城改造了，撤村建居也是主城区的发展大势了，再叫什么什么村，挺不合时宜。其次，读读字面意义，老地名显然更文采斐然，更符合历史文化名城的气质。

理由也许很不简单，所以不必探究。总之，结果是，部分老地名被异地延用，有的用在桥西，有的用在桥东。例如湖州新村和金华新村、嘉兴苑，并更为荣华里。湖州东苑更名为崇盛里。新昌新村，更名为凤亭院。瓯江村更名为亲仁里。里马路则被用到了桥西文澜街与后横港路之间，称里马弄。

把老地名“过继”给新建筑，背后的反复与折腾，对当时的亲历者而言，必然也发生过饱含情怀的愤怒表达。但从历史的长河去看，这对于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精神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我一个人自说自话，想象着、推敲着，天色已偏向黄昏。

我站起身，又看了看拱宸桥，熙来攘往的人群里，一些人或牵着手，或挽着手走向桥顶，又逐渐被桥顶遮住。这样的情景令我忽然领悟到，地名也是时间与空间在某一个地方借助人类而产生的恋爱符号，作为城市精神细胞，它们一次次走向黄昏，又一次次伴着太阳升起。

难怪，地名不仅能成为某地人类之共同体记忆的载体，还能承载个体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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